证据禁止理论视角下引诱取供证据能力审查规则重塑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能够直接反映案件事实的发生过程,因此,口供一直是证据审查体系中的重点。然而,在我国现行的证据法体系中,引诱取供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当前的法律规制变相限缩了引诱取供的行为内涵,证据能力审查规则依旧处于原则化、裁量排除标准缺失的模糊阶段。应当从“引”与“诱”两个层面重塑行为内涵;运用证据禁止理论从证据取得禁止以及证据使用禁止两个方面区分《刑事诉讼法》第52条规定的非法证据以及第56条规定的排除证据;构建“行为不法性审查——结果不法性审查——排除必要性判断”的裁量排除标准,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引诱取供中的适用。

专利审查过程中的证据能力问题研究

在专利审查过程中,证据的证据能力与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密切相关。审查员所采用的证据可能会因为存在负面影响、涉嫌违法违规或无法实施等问题而受到申请人的质疑。这些证据能力存疑的证据若其技术方案具备足够的技术启示,则由其实施所带来的影响或者实施中可能存在的障碍不应当作为影响证据能力的理由。文章从实际审查案例中发现问题,结合法律与实践寻找答案,深入探讨当专利法意义上的证据存在问题时,应如何对证据能力进行判断,以期对专利审查过程中证据使用规则的认定提供一定参考。

论无证据能力的证据——兼评我国的证据能力规则

"无证据能力的证据"这一概念在证据法学研究尤其是在关于证据能力问题的研究中显得分外重要,是研究证据能力问题时一道绕不过的"坎"。在我国证据法学研究体系中,提出并研究"无证据能力的证据"这一概念,还有着更强的现实意义和针对性。对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中规定的"无证据能力的证据",可以根据不同的角度和标准,将其区分为如下不同类型:完全无证据能力和受限制无证据能力的证据;全部无证据能力的证据和部分无证据能力的证据;绝对无证据能力的证据和相对无证据能力的证据;因无关联性而无证据能力的证据和因无合法性而无证据能力的证据。我国关于证据能力的立法和司法解释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相对全面性和一定的进步性;本土化特征突出;实用性强而体系化不足。影响或者说决定证据之证据能力的主要因素:一是证据的关联性;二是证据的合法性。但来源不明、明显缺乏可靠性的物证、书证,也应当归入无证据能力的证据的范畴。同时,我国个别证据规则对证据能力的设定过于严苛,阻碍了部分证据进入诉讼程序。为此,应当强化立法、规范用语并降低证据的准入门槛。

证据能力冲突的法律适用

在国际民事诉讼中,由于各国法律规定不同,可能导致某一证据材料在一国诉讼程序中被采纳,而在他国被排除使用。证据能力冲突的法律适用将影响案件公正处理,晚近国际私法立法体现出对证据能力冲突适用法院地法传统的突破。在确定证据能力冲突的法律适用时,除了考虑证据能力的属性之外,还应当充分考虑案件实体审理的公正和便利,应当针对不同的证据能力规则,确定应适用的法律。

刑事诉讼中私人不法取得证据之证据能力研究

私人不法取证是私人以非法侵犯被取证人合法权利的方式取得证据的行为。私人不法取证本质上是一种侵权行为,但与公权机关非法取证存在诸多不同。关于私人不法取得的证据是否具有证据能力的不应排除说、法秩序一元说、权衡理论等诸家学说中,权衡理论更具有合理性。针对我国当前立法对私人不法取证问题规定的空白,应根据权衡理论对私人不法取证进行分类排除。

环境监测数据的证据属性与证据能力研究

环境监测数据是环境案件中认定事实与确定责任的关键证据。在线监测数据属于电子数据,记载手工监测数据的环境监测报告属于书证。在线监测数据的证据能力取决于监测设备的有效性和数据传输的有效性,环境监测报告的证据能力取决于制作过程的规范性和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各自适用不同的证据能力认定规则。

证据制度网络视野中的测谎结论——以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为中心的考察

科学的发展使得诉讼证明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并日益冲击着我们的证据制度。测谎技术作为查明真相、揭发谎言的一项里程碑式的发明,对案件事实的证明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国内外理论界对测谎技术的应用、测谎结论的法律地位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测谎技术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大量使用,但现行法律却未对其法律属性加以规范,这不仅使测谎结论的适用无法可依,也制约了测谎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论鉴定结论的证据能力

现代科技的发展带动了司法鉴定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和扩大,鉴定结论的危险性与重要性的并存促使人们探寻对鉴定结论证据能力的规范。英美法系对专家证据的可采性强调对其依据方法的考察,大陆法系强调诉讼程序对鉴定结论的制度。在对两大法系鉴定结论证据能力进行详尽分析的基础上,笔者从鉴定人的适格性、鉴定的关联性、鉴定结论的可靠性、鉴定材料的合法性和鉴定的程序性要件上完善我国鉴定结论的证据能力。

儿童证言的证据能力探析

儿童证言的证据能力规则是证据能力基础规则之证人资格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是指儿童作证主体资格的立法界定。这主要是基于提高诉讼效率考虑,立法者宜根据儿童心理发展的内在规律确定一个原则上有证据能力或原则上无证据能力的具体年龄,同时设定相应例外情形。

论“两个证据规定”的三大突破与五个局限——以非法言词证据的证据能力为重心

两高三部新近颁布的"两个证据规定"(《关于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与《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重申了非法言词证据一般应予排除的原则,修订了非法言词证据的涵义及取证规范,确立了瑕疵证据一般不予排除的操作程式,是我国刑事证据制度改革的突破进展。同时,也存在对严格予以排除的"强制情形"例举不细致,对"诈术情形"的证据效力有待明确,被追诉人口供的排除原理亟需完善,取证禁止规定亟需更高位阶的人权法规范引导,特殊情形下非法言词证据的证据能力仍需补充等五大改革局限。面对这些制度局限,进一步的对策、变革与完善仍值得期待。

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研究

非法证据是指侦查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或方法而获得的证据。非法证据是否具有证据能力是刑事诉讼理论与实践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作者认为，对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首先需要作出恰当的价值选择。

视听资料的证据能力及采信规则

视听资料在我国是一种独立的证据种类 ,它对民事案件过程的再现具有其他证据种类无法比拟的特性。但是 ,视听资料本身又包含有易被伪造、篡改的先天不足 ,瑕疵视听资料 (包括非法视听资料 )的证据能力该如何判断 ?视听资料在司法实践中的采信规则该如何把握 ?等问题 ,都是我们要面对且亟待解决的课题。本文主要就视听资料的证据能力及采信规则进行一番探讨 。

证明力与证据能力规则演变规律探究——我国证据规则立法方向的理性选择

证据规则立法演变呈现出如下规律:首先,在证明力问题上,法官的判断经历了从不自由到自由的过程,证据证明力日渐脱离法律的规定,而进入法官自由裁量的范围;其次,证据能力属于法律问题,应当成为各国证据立法的重心所在。我国当前证据立法与上述规律背道而驰,其中,证据能力规则不仅数量稀疏,而且质量不高;相反,证明力规则却显得相当庞杂,占据了证据规则体系的主干地位。为此,在将证据立法重心由证明力转向证据能力的同时,又要防止矫枉过正。一方面,我国尚未形成自由心证约束机制,仍然需要一定的证明力规则来制约法官的心证;另一方面,我国当前证据资源有限,证据能力排除规则又不宜规定过多,以避免对案件事实真相认定产生障碍。

论初查中收集电子数据的证据能力

《电子数据规定》第6条承认了初查电子数据的证据能力,但其仅能解释为初查中可以采取任意性侦查而非强制性侦查措施收集电子数据。强制性侦查和任意性侦查的区分标准主要在于侦查行为是否干预或侵害被调查人的重要权益。电子数据自身所具有的虚拟性、可复制性等特征,导致其取证模式、取证行为与传统实物证据存在较大差异,由此衍生了诸如网络远程勘验、网络在线提取等新型取证行为,这些取证行为并不都属于任意性侦查而允许在初查中使用。基于以审判为中心的基本要求,初查电子数据在转化为定案依据之前,须经法定调查程序审查认定。在证据调查之中,应按“重大权益干预”标准对初查电子数据取证行为类型和性质予以实质审查。

我国刑事证据能力要件体系重构研究

随着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三项规程"的出台,我国以往借鉴德国理论引进的证据能力要件体系面临解释力不足的问题。在我国现行法体系下,"经过法庭调查程序"不应成为刑事证据的证据能力要件。法庭调查程序的真正作用是为法官评价证据的证明力,形成认定事实的心证基础提供程序性保障。此外,如果将关联性作为证据能力要件,既不符合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也容易混淆事实考量和规范评价之间的关系。我国刑事证据能力要件只应包括如下内容:未因取证主体不合法而无证据能力,未因取证手段不合法而无证据能力,未因取证程序违法而无证据能力,未因证据的表现形式不合法而无证据能力,未因取证对象不合法而无证据能力。

行政认定的证据能力--以刑事庭审实质化为视角

在刑事诉讼中,行政机关对与犯罪构成要件事实有关的事项作出的判断和意见即为行政认定。近年来,其在我国的行政犯罪案件中大量出现并成为审判机关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据。审判机关几乎完全采纳行政认定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其将刑事裁判权部分让渡给了行政机关,并进一步加剧了控辩双方不平等的局面,亦有违庭审实质化改革的要求。造成上述现象的核心原因在于我国缺乏一套规范和审查行政认定的证据规则和庭审程序。行政认定作为一种"准鉴定意见",可以借鉴英美法中专家证言的可采性规则以及大陆法中鉴定意见的证据能力规则,以行政认定的主体、程序、形式以及对象的鉴真为主要内容建构相应的证据能力规则。而在行政认定的庭审审查程序上,则可以从相关工作人员的出庭以及有专门知识的人辅助两个方面进行完善。上述证据能力规则以及庭审审查程序的建立,将有助于实现法院对行政认定的有效审查。

论刑事诉讼中勘验、检查笔录的证据能力

刑事诉讼中勘验、检查笔录的应然范围应当仅包括五官感知类笔录,不应包括搜查、扣押类笔录与证据提取类笔录,其在证据属性上应当属于言词证据。国外在勘验、检查笔录证据能力立法模式的设置上,存在传闻证据模式与直接言词模式两类,我国宜选择传闻证据模式,但同时应当借鉴直接言词模式的成功经验。针对我国勘验、检查笔录缺乏证据能力规则约束,勘验、检查人员出庭作证缺乏规制的问题,应当对勘验、检查笔录的证据能力规则予以建构。勘验、检查笔录原则上不具备证据能力,应当要求法庭审判时法官亲自进行勘验、检查或者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勘验、检查笔录只有符合以"可信性之情况保障"与"必要性"为设置标准的例外情形时,才具备证据能力。

比较法视野中测谎之证据能力及省思

测谎是目前普遍使用的科学侦查手段,测谎结果的属性存在供述说及非供述说,前者以美国为代表,后者以日本为代表。美国基本否定其证据能力,而日本则认同其证据能力。我国在案件侦查中也运用测谎技术,鉴于此项技术的精确度以及实施的正当性存在争议,因此我国相关问题的规定需要检讨,在得到受测谎人同意的前提下,可以对实施测谎,但仅限于帮助警察确定案件侦办方向或寻找线索的参考测谎,测谎结果无证据能力。

论私录视听资料的证据能力

未经当事人同意而录制的视听材料有可能涉及被录制者的隐私。之所以规定不得采用法律所禁止的方法收集视听资料,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的隐私权。传统理论认为侵犯被录制者隐私权的私录资料不具有合法性。但隐私与隐私权并不相同,对私录资料证据能力的认识须从解释论与立法论的角度分别考虑。从解释论角度,如果私录资料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那么该证据资料便会因不具备合法性而被排除在诉讼之外;如果只涉及隐私而未侵犯隐私权,便可具有证据能力。而在立法论,那些即使侵犯了隐私权的私录资料也同样具有证据能力,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但这并不妨碍隐私权人在本案诉讼结束之后对侵权人另行提起诉讼保护自己的隐私权。

论检验报告的证据能力

检验报告是解决刑事案件专门性问题的科学证据。其与鉴定意见、专门性问题报告或专业人员推断结论等有着显著的区别。作为科学证据,检验报告具有证据能力的条件是具有刑事证据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且以检验报告的证据相关性为核心,判断检验报告的证明价值。检验报告应用于刑事诉讼中特别类型的专门性问题,检验报告的制作主体应具有科学共同体的专业资格,检验程序符合科学即特定的规范操作流程。检验报告具有明确的适用范围和证明对象,检验报告的技术标准应以国家或国际官方颁布的标准为准。指导性案例重申了检验报告作为刑事证据种类的实践价值。在大数据时代,检验报告应成为刑事证明理论和刑事司法实践可供选择的科学的证明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