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的“本土”:以《呼吸诗刊》为中心的讨论

1996年在中国香港创办的《呼吸诗刊》是一本具有跨域性、现实感与历史感的诗刊。它打破地域界限,刊登中国内地以及港台地区的诗作;探索诗歌与文化、教育、科技等时代命题;注重本地诗歌史料的整理和研究。“本土”是贯穿诗刊的关键词,这与主编陈智德的文学观及编辑团队的理念密切相关。“辩证的本土”有两层含义,一是对本土的理解既包含正面的和肯定的,也包含批判的和否定的;二是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反观自身,理解他者。《呼吸诗刊》刊登了大量的本土诗,辩证地呈现了香港地区的城市面貌。本土性的历史生成蕴含着香港地区的在地经验,以及对五四文学精神的传承,其历史与现实意义在于彰显了“解殖”的思想锋芒。

开辟诗的“新大陆”——北美华文诗刊《新大陆》的诗场域建构与诗学探索及贡献

文学生活往往以期刊为中心。与《一行》等北美华文诗刊相比,北美《新大陆》诗刊在开拓北美华文诗歌发展中居功甚伟。第一,作为一个同仁期刊——北美洲唯一一个定期连续出版、创刊32年的华文现代诗期刊,《新大陆》开辟了华文诗歌的新疆域,以独特的文学生产场域的建构推进了北美华文诗歌的发展。第二,服膺现代主义,把中国台湾1960年代以来的现代诗艺术普及到了北美华文诗歌创作领域,提升了华文文学总体艺术质量。32年来登载1400余位现代诗人17000首现代诗。其中不乏一流诗人的不少一流经典。他们中的非马、洛夫、纪弦、严力、北塔的诗学高度才是北美华文文学的高度。第三,《新大陆》诗刊的华文诗人们,以其全球性主题的表现,促进了全球诗学内涵的丰富。第四,创作大量双语诗,并且汉诗与多语言诗歌互译,促进了现代汉语诗歌的海外传播。

《诗刊》与朦胧诗的兴衰

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现代诗歌的狂欢,朦胧诗作为其中一部分,受到了学界和大众广泛的研究、关注。朦胧诗的兴起衰落是在复杂的时代背景下多种因素共同造就的。《诗刊》就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本文在分析《诗刊》发表朦胧诗作和朦胧诗论争文章的基础上,探讨其在"朦胧诗潮"中的作用。

《诗刊》(1957-1964)“编后记”的社会学解读

《诗刊》从57年至64年发表的共13期的“编后记”反映了国家对诗歌创作的管理与监督,体现出国家对一个时期文艺创作状况的基本看法,是话语权力拥有者根据需要而向外界提供的一种特殊文本。在这个特殊文本中反映出的社会环境、社会情感和社会功能能够加深我们对1957年至1964年这一阶段社会形态的理解并对此进行重新审视。

诗潮中的弄潮儿——论《诗刊》与“青春诗会”

80年代的＂青春诗会＂与中国新诗最具活力的诗潮、诗人数度结缘,相伴而行,成为《诗刊》社的一个重要品牌。整个80年代,前后遭遇了两个社会转型期,社会发生巨变。综观80年代的几次＂青春诗会＂,有两个巅峰是独领风骚的。而与这两个波峰相生相衍的诗潮，

《诗刊》与1980年代诗歌评奖

论文以文学制度的现代化为视角,爬梳了整个80年代《诗刊》承办或组织的历次评奖活动,指出其通过当下诗歌的经典化,传播了正统诗歌美学,引导了诗人的创作倾向与读者的阅读趣味,其间"马太效应"或未能尽免,然其以评奖制度的建设扶持新时期诗歌发展以及规范文学制度本身的努力确可见一斑。

《诗刊》与“朦胧诗论争”

《诗刊》作为1980年代诗坛顶级的专门刊物无疑与它拥有一支诗学素养深厚、诗感敏锐的编辑队伍密切相关。他们已于1970年代末就捕捉到迥异于过往的诗风,并开始陆续发表这样的作品。1979年3月号《诗刊》转载了北岛在《今天》第1期上发表的《回答》a,作为第一次公开发表的作品,该诗用崭新的言说模式与诗艺法则创设了思想启蒙和政治诗学的新维度,北岛从此成为当时最有影响、也最受年轻人喜爱的青年诗人之一。正如马尔库塞所说:“要是表示了一种风格上或技巧上的根本变革,它可能就是革命的。这种变革可能是一个真正先锋派的成就,它预示了或反映了整个社会的实际变革。”b1979年4月号,《诗刊》转载了同样发表于《今天》的舒婷的《致橡树》和《祖国啊,我亲爱的母亲》,这也是舒婷第一次公开发表的作品。稍后,《诗刊》上,1979年8月号发表了叶文福的《将军,你不能这样做》,引起争议;1979年11月号发表了顾城的《歌乐山组诗》;1980年4月号以“新人新作小辑”为栏,推出了15位青年诗人的作品,时任副主编的严辰称他们为“诗坛新秀”,认为他们“摒弃空洞、虚假的调头,厌恶因套、陈腐的渣滓,探索着新的题材,新的表现方法,新的风格,给诗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c。同年8月,诗刊社又以“改稿会”的形式将舒婷、江河、顾城、梁小斌、张学梦、杨牧、叶延滨、高伐林、徐敬亚、王小妮、陈所巨、才树莲、梅绍静等17位年轻诗人聚集起来。1980年10月号首届“青春诗会”专辑刊发了他们的诗作以及他们对诗歌的认知,如《雪白的墙》(梁小斌),如再次引起争论的《小诗六首》(顾城)d,从而引发了长达六年的“朦胧诗论争”。当时诗刊社的编辑理念就是在确保大方向的前提下偏爱而不偏废。以这样的原则为指导,《诗刊》刊发了不少青年诗人的新锐作品。无疑,新诗潮影响的扩大与诗刊社的推助有很大关系。这一系列期刊行为预示着一种新的诗歌审美取向的出现。

当代诗歌史视野下的民间诗刊《诗歌与人》

民间诗刊是由一定的诗歌团体或个人组织编辑的、没有刊号的、没有在政府部门正式注册的、在一定范围内传播的刊物。团结在刊物周围的作者具有相似的审美倾向与诗学追求，具有一定的流派特点，同时又具有包容性与发展性。在当代文学史，尤其是当代诗歌史上，民间诗刊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

《诗刊》与“上园派”的形成及其影响

"上园派"是20世纪80年代具有重要影响的诗歌理论群落之一,是继"传统派"、"崛起派"之后形成的具有中间道路特征的诗学流派。它的形成、发展和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和《诗刊》的诗歌观念、《诗刊》举行的一些诗歌活动、《诗刊》的有关编辑人员等有着密切关系,是文学期刊推动文学观念发展的典型案例之一。《诗刊》这个阵地将这些诗论家集中在一起,又通过这个阵地将他们的诗学主张推向读者。

在“言说”与“沉默”之间——《诗刊》(1957—1964)“编者按”研究

《诗刊》(1957—1964)是十七年文学中的重要诗歌刊物之一。自1957年1月创刊至1964年12月休刊,共有44条"编者按"。这些"编者按"不仅显示出十七年诗歌与政治间的某些复杂关系,同时也揭示出这种关系背后的某些"历史细节"。但无论是"言说"还是"沉默",它们都显示出十七年诗歌及其内涵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折射出十七年诗坛是一个文学与政治的交锋台、一个多重声音并存的混杂之所。

“民间诗刊”类型与“同人”标的——兼就“民刊”、“官刊”等关系新思考

首先就"民刊"、"官刊"、"同人刊"等术语,结合它们在中国存在的事实进行了新界定,思考其彼此间的实际关系;然后围绕"民间诗刊"等展开,重新规划了"民间诗刊"的类型(如"官刊"或有局部亦属民刊或同人刊)及同人刊、同人性在民刊中的作用与意义,以期引起人们对习惯术语应深入思考,并有效推进"民间诗刊"发展。

二维码时代的诗歌发展新图——以《诗刊社》微信公众号为例

二维码时代,文学期刊的生存之路举步维艰。微信公众平台以其多样的功能和传播优势为文学期刊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诗刊社》微信公众号在内容设置、编辑策略、传播影响、审美效果等方面有其独特性和优势,为文学期刊利用新媒体实现自身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

诗歌新人辈出的1980年——评《诗刊》新人新作小辑和青春诗会

1980年4月号的《诗刊》"新人新作小辑"和10月号《诗刊》首届"青春诗会"两个专栏的诗作有三种类型。一是深涵诗人自我独特感受的好诗,思想解放的春风扑面而来,在时代大话语下有创造价值。二是诗的表面阴暗晦涩,但内涵丰富多义,有了无限的想象可能。诗人注重内心世界的开掘,这一点和过去的诗相比,决定了在语言上的突破。三是横溢斜出的田园诗素描了一幅幅乡村风景,读了如临其境,给人恬淡雅致之感。这类诗不属于朦胧诗范畴,沿袭的痕迹很清晰。

《诗刊》与新时期诗歌的生成

1976年1月,《诗刊》复刊,延续既往编号,为总第81期。受时局影响,复刊后的《诗刊》呈现出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诗刊》推进诗歌界"拨乱反正",聚拢诗歌"归来者",并将朦胧诗由"地下"引至"地上"。作为当时主流文学的重要刊物之一,《诗刊》在办刊观念、编辑策略和重新界定传统等方面,都对新时期诗歌的生成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夹缝生存中的艰难“言说”——1957:《诗刊》“编后记”话语方式微观透视

1957年《诗刊》的"编者"采取"投其所好"、"放大描摹"和"谨小慎微"话语方式,建构应对国家意识形态、顺应国家权利主体和满足广大"读者"需求的文学文本——"编后记"。《诗刊》"编后记"话语方式的时代特性,展现了1950年代政治—文化语境与文学话语讲述方式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在夹缝中生存的文学期刊"言说"的艰难。

《诗刊》发表毛泽东诗词的文学史影响

《诗刊》自创刊起,就发表了以毛泽东诗词为代表的大量旧体诗词作品,在当代诗歌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一事件使旧体诗词存在与发展的合法性不证自明,并且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在客观上鼓励了包括新文学家在内的广大诗人尝试、转向旧体诗词写作。在诗歌观念上,改变了人们新旧诗对立的思维模式。还使得报刊杂志成为当代旧体诗词重要的传播媒介,旧体诗词获得更多公开发表的机会。《诗刊》发表旧体诗词,使得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与旧体诗词实现了互利双赢,提升了旧体诗词的地位。

诗歌传播与文学政治——论《诗刊》的发展与政治话语的关联

《诗刊》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无论是《诗刊》上发表的作品,还是通过《诗刊》而获得身份认同的诗人,《诗刊》对于当代诗歌的发展和传播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对《诗刊》进行研究,可以拓宽当代文学期刊史的研究,可以从制度和细节等方面观察当代诗歌的发展脉络,还能够揭示在特定年代的诗歌话语与政治话语之间的相互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