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后中国诗歌会诗人群

后中国诗歌会诗人群是中国诗歌会所倡导的左翼诗歌运动在抗日民族战争中的继起和发展,经历了聚合、兴盛、转移和复兴的历史发展过程。民族解放意识是他们诗歌的思想特质、价值取向原则与审美意识的灵魂。他们紧紧抓住诗歌大众化这一核心问题,推进现实主义诗歌的发展,其大众化探索主要集中在旧形式利用、方言诗创作和开展朗诵诗运动等方面。

中国诗歌会对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中国诗歌会是30年代的一个革命诗歌团体。现实主义是其诗歌的基本内容。文章从四个方面探讨了中外诗歌现实主义传统对中国诗歌会的影响。

中国诗歌会厦门分会考辨

厦门诗歌会不是中国诗歌会厦门分会,是独立的组织机构。

略谈一个诗歌流派——中国诗歌会

一、中国诗歌会成立的历史背景 中国诗歌会是作为“左联”的外围组织、外围团体而成立的。时间是在1932年9月间。据穆木天在他回忆的遗稿中说:该会当年是由本人倡议,经“左联”批准成立的〔柳倩:《左联与中国诗歌会》,见《左联回忆录》(上)〕。由于时间过去得太久,

鲁迅与中国诗歌会

鲁迅与中国诗歌会蔡清富中国诗歌会是＂左联＂领导的群众性诗歌团体，它对我国新诗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中国诗歌会紧密配合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为反帝反封建摇旗呐喊；它大力倡导诗歌大众化，推动新诗与群众结合，使新诗放一异彩。我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与...

关于中国诗歌会的几件史实

中国诗歌会是三十年代著名的革命诗歌团体,关于它的活动及其对新诗歌运动的贡献,当事人及研究者已发表过一些文章,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评述。但关于它的存在时间、组成人员、分会组织等,仍有不同说法。笔者在编选《中国诗歌会作家研究资料》时,接触了一些历史材料,愿意澄清一些史实.

中国诗歌会对新诗发展的贡献

一九三二年九月，“左联”领导的中国诗歌会在上海诞生了。发起人为穆木天、任钧、杨骚、蒲风等。骨干作家除发起人之外，尚有王亚平、温流、柳倩、杜谈、石灵、关露、白曙、袁勃、寒衣、田间等。他们在《缘起》中说：“在次殖民地的中国。

中国诗歌会创作得失论

中国诗歌会是融入浪漫主义因子的现实主义诗歌流派,开启了新诗在思想与组织上自觉与政党保持密切联系的发展道路。清醒的阶级意识、叙写重大历史事件、表现工农生活是其突出特征。他们最早响亮提出诗歌大众化口号,并从理论探讨走向创作实践。在借鉴和利用民间形式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过分强调诗的功利目的性,放逐抒情个性,使其作品总体上说认识价值大于艺术价值。

论“中国诗歌会”诗歌创作的思想及艺术特征

“中国诗歌会”崛起于三十年代初期的中国诗坛。它一出现,便以其热烈奔放的诗风、通畅清新的格式以及对黑暗现实的勇猛抨击和对反帝抗日斗争的热情抒写令唯美派风行一时的诗坛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并极大地影响了许多诗人的创作方向和中国诗歌的发展道路。尽管这一诗派在诗歌的艺术表现形式上有失之粗疏之不足。但它在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组织新诗歌运动及倡导和实践诗歌大众化等方面,对中国新诗发展所作的突出贡献,已使它在现代诗歌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中国诗歌会及其机关刊物《新诗歌》

中国诗歌会是“左联”领导的群众性诗歌团体,在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中,十分活跃。它一九三二年九月成立于上海,主要成员有穆木天、杨骚、任钧(森堡)、蒲风(黄浦芳)等。中国诗歌会的成立《缘起》说:“在次殖民地的中国,一切都浴在急风狂雨里,许许多多的诗歌的材料,正赖我们去摄取,去表现。但是,中国的诗坛还是这样的沉寂;一般人在闹着洋化。

鲁迅和中国诗歌会

中国诗歌会是“左联”领导的群众性诗歌团体,它对我国新诗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诗歌会紧密配合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为反帝反封大喊大叫,它大力倡导诗歌大众化,推动新诗与群众结合,使新诗放一异彩。我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与中国诗歌会有着密切的关系。

黑暗社会的批判与诗歌歌谣化的努力(1924-1934)——客籍诗人蒲风诗歌创作论(上)

客籍诗人蒲风是中国诗歌会中最优秀的诗人之一。1924-1934年间,蒲风创作了大量的进步诗歌,出版了代表作《茫茫夜》,并发出了鼓动民众大胆破坏旧社会的呐喊声。1932年他加入"左联"后,自觉参与中国诗歌会开展的现实主义诗歌运动,积极倡导诗歌大众化运动,不但用诗歌纪录了20世纪30年代灰黯的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生活的情状,还通过创作诸多可以谱曲传唱的短诗践行了其诗歌歌谣化的诗学理念。

从诗刊看中国诗歌会的后续发展

中国诗歌会后期的主要刊物计有《时调》《五月》《行列》《春草集》《战歌》《诗创作》《中国诗坛》《新诗歌》八种。它们对于聚合该群诗人、推进抗战诗歌和革命诗歌的创作起了较大的推进作用。

论中国诗歌会

中国诗歌会(以下简称诗歌会)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有影响的革命诗歌团体。它在提倡革命现实主义,探索新诗民族化、大众化,反击资产阶级唯美派诗风上作出过突出的贡献。本文试图就它的理论和创作实践作一管窥和探索,以期对繁荣社会主义诗歌有所裨益。

中国诗歌会史实辨析二题

笔者近来涉猎评介中国诗歌会的辞书、史书,论文、回忆录,发现有两个重要的史实,众说纷纭,有待辨析。兹略陈管见,就教方家。 一、中国诗歌会何时解体 对中国诗歌会何时解体(或称自行解散,或称停止活动),目前有几种不同说法。 一说1936年。据《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第19集《史料·索引一》对“中国诗歌会”的简介:“……

新见中国诗歌会的一期《新诗歌》

1932年9月,在"左联"领导下,由穆木天、任钧、杨骚、蒲风等诗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诗歌会"。翌年2月,该会创办了会刊《新诗歌》,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曾提到的。1979年2月,老诗人王亚平、柳倩在《中国诗歌会》(刊《新文学史料》总第2辑)一文中,详细回忆了有关该会及会刊《新诗歌》等情况。继而,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蔡清富写的《中国诗歌会及其机关刊物【新诗歌】》(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3辑),作了全面评介。1984年,《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8辑又刊载了蔡青辑录的《中国诗歌会机关刊物【新诗歌】目录》。这三篇都肯定了中国诗歌会及其会刊《新诗歌》,在中国新诗歌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和贡献。

穆木天、中国诗歌会和他的诗

穆木天离开人世,已经将近十二年了。前年的十一月,我们在北京的八宝山举行了木天、彭慧夫妇的追悼会,将他俩的骨灰奉安于革命公墓;今年,大家又着手编印木天的诗选。按我们古人的算法,十二年是谓“一纪”,时间不可说是不长;古人还有“增寿”与“减寿”之说,说是行好事者得增寿,行坏事者将减寿,不论是增还是减,都用“一纪”来计算的。这是不是迷信呢?彭慧和木天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林彪、“四人帮”

人生与时代交会的审美空间——从抗战诗歌看现代诗歌的精神走向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几千年来,无数诗人用诗歌展示自己胸中的波澜和扫描那个时代。“诗言志”成为诗歌创作的先导,在祖国悠久的历史文化长廊中越过一次又一次的高峰,及至今天。

为了父辈的纪念——记“中国诗歌会”两位后代

因为我对闽籍诗人杨骚组诗《福建三唱》的研究文章发表,诗人的儿子杨西北先生通过我的同事找到了我。这位《闽南日报》的副总编和漳州作协主席,模样看上去就像取下眼镜的杨骚。五岁丧父,父亲在他的记忆里,只有零星而模糊的回忆。他还告诉我,当年到农村当知青。

新诗之“歌”建构——重审1930年代《新诗歌》的诗学主张与创作实践

20世纪初,新诗坛对旧诗格律的质疑,诗人韵律美、音乐美观念的淡化,加之纸媒文字化传播形式等,导致新兴的白话自由体新诗之“诗”与“歌”相分离。30年代初,中国诗歌会意识到“歌”对于新诗艺术建构的重要性,在其机关刊物《新诗歌》中提出“新诗歌”口号,在观念上重视朗读、歌唱等“歌”性,倡导新诗之“诗”与“歌”的融合;在创作中,借鉴歌谣、戏剧的形式,推动新诗“歌”的实践。“新诗歌”观的提出,有助于改变五四以来新诗重视“诗”而轻视“歌”的状况,为建构新诗之“诗”与“歌”之诗性关系提供了历史契机。然而重视“歌”的初衷,主要是加强新诗介入时代的功能建设,未能就“诗”与“歌”之关系做深层次诗学探讨,在创作上简化为“歌谣化”“戏剧化”实践,致使“新诗歌”观念的内在诗学价值未能在诗性创造维度得到应有的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