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严羽《沧浪诗话》中诗歌史的建构

严羽《沧浪诗话》具有明显的“时序”观念和分期观念,建构了一种严羽个人的诗歌史。在把握诗歌通史脉络基础上,严羽展示了各时代的诗歌特征、作家风貌、创作活动以及诗歌内在的发展因袭等方面的内容,呈现了他所认为的诗歌史生态。严羽《沧浪诗话》中的诗歌史具有独特的价值,借助诗歌史的梳理,他确立了什么是好诗,提出了他的“新诗”观念。严羽的诗歌史对现在诗歌史创作以及文学史编写等,都具有启发意义。

传统诗学内化与诗歌史想象——史美钧的新诗批评理论

史美钧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文坛比较活跃的作家,创作了大量的小说、诗歌、散文与文艺评论,但在后来的文学研究里,一直处在寂寂无名的状态,被今天的读者所遗忘。通过挖掘民国时期的文献资料发现,史美钧发表过一系列新诗评论文章,既有对重要诗人的长篇专论,也有对中国新诗发展的总体概述,具有一定的述史倾向。史美钧的新诗理论与批评实践延续了传统诗学的言志缘情与诗教思想,并依据时代精神进行全新的现代阐释,彰显诗歌思想的纯粹性、新诗知识的教育性与诗形结构的统一性,丰富了现代诗学的审美内涵。重新发现史美钧新诗批评的理论价值,可以扩大中国现代诗歌批评理论的知识谱系。

歌谣、乐章、徒诗——论诗歌史的三大分野

歌谣、乐章、徒诗是诗歌史的三大分野,它们具有不同的艺术形态,以及文化和文学方面的不同功能。歌谣在诗歌史方面的意义,在于它是最原始、最自然、最普遍、最永恒的诗歌形式。入乐的乐章歌诗,与歌谣相比,是更高一级的诗歌艺术,具备了固定的文本,修辞艺术也有所发展,但它以音乐为主体,诗歌艺术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诗歌史最高的发展形态是徒诗艺术,当文化气候中个体创作的条件成熟时,徒诗系统就从乐章的母体中孕生出来。歌谣是一种群体的诗歌,乐章的主体部分也是群体的诗歌,它们都具有自然的诗歌艺术的特点。徒诗则是个体的诗歌,是自觉的诗歌艺术,只有在徒诗系统中诗歌艺术才能得到一种近乎无止境的发展,但也因此而带来了异质的因素。歌谣与乐章比徒诗更直观地呈现诗歌艺术的本体,这也是作为高度发展的诗歌形态的徒诗又不断地向歌谣与乐章回归的原因所在。

孟郊创作的诗歌史意义

从孟郊的艺术渊源与艺术倾向入手,将研究深入到诗人的感觉层面,分析其独特的感觉方式、表现手法及与大历诗、元和诗的关系,指出孟郊在唐诗演进中的特殊意义在于:第一,作为皎然和韩愈之间的过渡性人物,孟郊对中唐复古思潮起了前导作用;第二,其诗歌中显示出强烈的自我意识,强化和深化了诗歌抒情的主观色彩;第三,孟郊用独特的诗歌语言形成了他主观化的艺术表现,为中唐尚奇的诗歌风气开了先河。

研究“活”的诗歌史、文学史

“中国诗歌与音乐关系”学术研讨会由本刊编辑部与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于 2 0 0 2年 4月 2 0日——— 2 2日在北京联合举办。来自全国高校及科研机构的 4 0余名专家学者就中国诗歌音乐本质问题、历代诗歌发展与音乐之关系、乐舞诗的产生与社会活动、诗词曲的内在联系与社会生活等问题进行了研讨。在讨论中 ,来自诗歌理论界、音乐理论界的学者打破学科界限 ,各自从诗、乐角度对诗歌与音乐关系问题及中外诗歌与音乐关系问题进行了学术交流及个案介绍。大家共同认为 ,这种边缘与交叉学科的学术交流极为宝贵 ,值得重视。在文学艺术研究中 ,既包含学科的本质问题又与相关学科关系密切 ;在研究方法上 ,既保持学术传统 ,又有创新精神 ,从诗歌的角度研究音乐 ,从音乐的角度研究诗歌 ,会产生新的学术增长点。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从艺术本质及相关性方面对各艺术门类进行理论思考与研究值得关注。本期特编发此组短文 ,以飨读者。

略论湖湘诗歌史上的近现代女诗人——《湖南女士诗钞》导言

楚文化孕育了中国文化史上第一位大诗人屈原（约前339—278），其《离骚》等篇表现出完全不同于此前诗歌——主要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所收风、雅、颂各体诗——的文化特征和文学风格——感情深挚炽烈，哀怨缠绵；想象奇丽夸诞，意象新异；语言华美繁复，张力充足；篇章结构宏大，气势恢弘。尤其因为表现了前人从未有过的独特的生存体验和卓特人格，而使屈原诗歌个性卓异，不仅形成了《楚辞》新体，而且成为千古典范。屈原虽然生长于江汉，却贬谪行吟沅、湘，确确实实受到沅湘地域文化的影响，有些诗如《九歌》，一部分直接源自沅湘间祭祀乐曲和歌词，所以算得上湖湘文化的先驱。

当代诗歌史的书写问题——以《持灯的使者》、《沉沦的圣殿》为例

一些看起来像是文学史料的出版物其实展开的却是“另一类的历史叙事”,因为它们确立了对文学的另一种历史叙事的规则。但“强调细节和资料性”,并不必然地具有开放的特征,如《持灯的使者》和《沉沦的圣殿》两书就表现了为历史叙述设定规则的强烈倾向,从而体现了某种历史性“焦虑”。其中涉及到的诗歌史写作问题还包括:一、“诗歌崇拜”和“反崇拜”的悖论问题;二、是确立一种“本质化”、排他性的诗歌经典遴选评价的标准,从而清理出某种有连贯线索的“伟大的传统”,还是持一种较大包容性的论述方式,以便使一时难以做出判断的复杂现象得到多层面的显现?三、诗人的诗歌史论述的价值与限度问题。

论柯雷的中国当代诗歌史研究

本文重点评介荷兰汉学家柯雷研究当代中国先锋诗歌的两部著作——《粉碎的语言:中国当代诗歌和多多》和《精神、混乱和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他从一种相对独立的视域来观照中国文学,尤其是先锋诗歌的发展和裂变,将为囿于成规和偏见的国内研究者打开新思路、提供新方法。当然,我们也不避讳他的盲点和失误。在整个切磋过程中,我们首先需要摆脱一种"后殖民"创伤心理。在今天,我们应该用一种更加自然和平等的心态来理解海外汉学的优秀成果,并思考它们对于我们重写当代诗歌史的重要意义。

超越羁绊的艰难突围——中国当代诗歌史撰写述评

中国当代诗歌史撰写已出现明显的突破迹象,资料获得了系统的发掘与建设,述史模式上进行了多元、差异性的探索,本体言说之上的思想与艺术规律被广泛阐扬,虽然还未抵达理想之境,但仍在思想和方法上给后来者留下了许多启迪。

当代诗歌史上被忽视的两个热点“现象”

结合当代新诗史写作可知,新诗在20世纪80至90年代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有两个热点现象被人为地"忽视",此即为"席慕蓉现象"和"汪国真现象"。这一现象的客观存在,既呈现出诗歌艺术与大众阅读之间的矛盾关系,也显现出文学市场化时代的兴起会对诗歌创作、出版、阅读产生深刻的影响。在还原时代的前提下,重新审视上述两个现象会对诗歌的时代性认知以及诗歌史写作产生积极的意义。

华尔特·惠特曼:美国诗歌史上的一盏明灯

作为美国诗歌史上的一个革新者,惠特曼不仅开创了自由诗歌体,而且在其个人民主思想的引领下,创作了《草叶集》诗集。其个人的诗学思想与民主思想对后来文学家与诗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就惠特曼的诗学思想与民主思想进行了简要的概述。

新诗史叙述的开放空间与话语拓展——以程光炜《中国当代诗歌史》为例谈新诗史写作

新诗史写作是一项极具挑战性也极富诱惑力的工作，这不仅要搜集大量的新诗资料，并且要在遴选过程中对之做出合理的阐释与评析，小至一首诗，大到一个时期的诗歌思潮和流派，以及新诗发展、起落和更替中的内在线索与外在环境之间发生的复杂纠结，并选择合理而有效的描述或者阐释都是需要大量工作的。

当代诗歌史视野下的民间诗刊《诗歌与人》

民间诗刊是由一定的诗歌团体或个人组织编辑的、没有刊号的、没有在政府部门正式注册的、在一定范围内传播的刊物。团结在刊物周围的作者具有相似的审美倾向与诗学追求，具有一定的流派特点，同时又具有包容性与发展性。在当代文学史，尤其是当代诗歌史上，民间诗刊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

《河岳英灵集》选评孟浩然诗及其诗歌史意义

《河岳英灵集》选孟浩然诗九首,置于卷下第四位,诗人名下有品评;其品评内容包括总论孟浩然生平与诗风、摘句论析并征引孟浩然《宿建德江》全诗;其选孟浩然诗,题旨包括赠答诗、登临咏怀诗与羁旅见闻诗、慨叹身世诗;其体裁,总计五律六首,七绝二首,七古一首。殷璠选评孟浩然诗,从诗歌总集编撰史、诗歌批评史以及诗歌接受史等角度分析,均有其独特的价值。

五言律奠基者旧说应予推翻——重评王绩在诗歌史上的地位

新发现的五卷本《王无功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韩理洲校点),比明代以来通行的诸种三卷本,多收诗60余首(三卷本共收诗50多首),加上卷五“杂著”部分所收19首赞语性质的四言咏史诗,再加上“补遗”部分所录的7首诗。

“命运”之书:食指诗歌论稿——兼及当代诗歌史写作的相关问题

对于一个从1960年代中期就开始写作的诗人而言,《食指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仅194个诗歌页码,收诗120余首,只能说是一本薄薄的诗集.这“薄”本身即蕴涵了某种隐喻意义：既显现了诗人食指的写作历程,也外化了其作为诗人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