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质”的探寻:从象征主义到现代主义

20世纪中国第二代诗人的艺术探索主要有两个向度,一个向度的追寻以“格律诗派”为代表,重在现代“诗形”的探讨;另一向度的求索则以“现代诗派”为主力,重在现代“诗质”的探寻。本文认为,“现代诗派”一脉的探索经历了从象征主义到现代主义的过渡。象征主义阶段对诗歌的意义,主要引导了诗歌从外求“意义”到内寻“感觉”的转变;而在现代主义阶段,则重新发现了中国诗歌以象写意的抒情传统在现代诗中再生的可能性,以“返回”的方式抵达了现代。“现代诗派”的主要贡献是把诗歌内质的现代感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但过份强调“诗质”与“诗形”的对立,也表现出某种历史的局限性。

在语言的解剖中抵达诗质——阿毛诗歌话语特质及其意义之探

阿毛的诗歌剖开了语言的核,激活刷新了口语的诗质潜力,挖掘出日常生活中的智性体验,形成异质性的"冷抒情"风格和"叙事性话语",在当代诗歌史上的意义将远胜于"阿毛现象"与"诗歌事件"本身的意义。

一部情理性、兼容性、诗质性并美之力作——王志清《王维诗传》特色论略

王志清是王维研究领域硕果甚丰的名家之一,新作《王维诗传》,在考索辨正的情理性、诗史互证的兼容性与语言表述的诗质性诸方面特色鲜明,破旧立新,贡献卓异。此部力作,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蕴含可贵的方法论意义。

闻一多新诗“诗质”论和“诗形”论的矛盾性

闻一多的新诗"时代精神论"和"新诗无边界论"的"诗质"论直指新诗本性,使新诗与旧诗相区别,是至今仍极有价值的论说。闻一多的"三美"论有相当强的"复古"意味,"音乐美"违背了白话内在的韵律特点,"绘画美"重走新诗初创期弱化诗质文白夹杂的老路,"建筑美"背离了新诗自由的天性。闻一多"三美"的"诗形"论是不成熟的理论建构,且与他的"诗质"论相冲突,这种欠缺和冲突,也恰恰反映了闻一多对新诗文体的深刻认知。

“坚持在浮世挖井”——论刘频的诗质追求

刘频数十年如一日地用诗歌坚持在浮世挖井,挖掘生活之井、生命之井、精神之井,从而挖掘出他独特的诗歌之井。他所挖出的这口诗歌之井充满了神性、智性和悲悯性,使其诗保持着神性的光芒,建构了智性的空间,怀抱着悲悯的情怀,呈现出刘频独特的诗质追求。

散文的诗质和小说化——观当代台湾散文

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先说明一下诗质和小说化在此的含义。诗质指的是一种审美境界,诗是最能达到审美极至的一种文体,故以此指称散文的审美性。对散文来说,其美感作用发生需要达到一定诗质的高度,诗质是散文的美质,散文的灵魂。小说化指散文文体结构的现代化、开放性。当代散文作者思维方式变革,在遣词造意,谋篇布局上吸收其它文体的优点和长处,兼容并包,使散文外包装呈现丰富多样的面容。 台湾的散文作家一直兢兢业业地在这块园地里耕耘着,对散文的技巧、形式、内容深为用心。

“诗质画境”蟋蟀盆

苏州人把蟋蟀叫作“赚绩”,蟋蟀盆则叫作“赚绩罐头”。自古以来,心灵手巧的苏州人,把一只蟋蟀盆也做到了“全国之最”。早在南宋,地方官员就把苏州陆慕所产的蟋蟀盆作为地方特色物品,贡入了皇宫深苑。据说,宋理宗时期,揽相位十五年的权奸贾似道喜斗蟋蟀,他在西湖葛岭半闲堂中所藏精致的蟋蟀盆都产于苏州陆慕。明宣德时期,皇帝朱瞻基也嗜斗蟋蟀。

名虫更要有名盆 袁中平：蟋蟀盆的诗质画境

“在蟋蟀玩家里，如果有只袁中平的澄泥大师盆，才算是真正的大家。现在想从他那里订制一个手工盆，动辄就要几万元、甚至十几万元。”记者从苏州蟋蟀协会了解到，玩蟋蟀，不仅玩的是虫，名虫更要有名盆。

白话诗的“新”逻辑--闻一多新格律诗理论及意义重估

闻一多是中国现代新诗的一个醒目存在,学界对其新格律诗理论的认知却始终存在一些模糊认识。回到历史现场,重新认识闻一多对新诗发展所做的努力,有不少新的发现。闻一多新格律诗理论回应了新诗对于白话诗“新”质的发展要求,在诗形和诗质两个方面展开了积极探索,将民族性与时代性、诗形与诗质、听觉美学与视觉美学糅合在一起,奠定了现代诗歌接受由听觉美学向视觉美学转换的理论基础,拓宽了新诗的审美空间。他扎根民族土壤思考新诗发展的努力,开启了中国现代诗歌思考中国经验的阀门。

关于《看山》一诗质疑

关于《看山》一诗质疑周玉甫１９９３年１２月，在纪念毛泽东诞辰１００周年的前夕，《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都转载了《党的文献》１９９３年第６期上新发表的毛泽东诗四首。这是一件大喜事、大好事，因为不论在毛主席的生前还是身后，人们都很爱读他的诗。从发表这...

林黛玉诗性气质的男性化倾向

林黛玉的诗性气质有两种:一是俗化的大观园中的“狂”;二是诗化的自我精神境界的“真”。这两种精神表现恰好具有了中国传统男性读书人的心理倾向。不同的是,中国传统男性读书人的“狂”与“真”是他们受儒道传统思想影响的结果,而林黛玉的“狂”与“真”却是自我选择的结果。因而在人物结局上,女诗人的悲剧色彩更加浓厚。

写给生活的一帧帧家书——论林珊诗歌的诗质魅力

我向来认为,诗歌无论力图呈现或者力图隐藏的,归根到底都是要表达一种生存态度,这是我与人类、与万物、与世界的切实存在关系,这里面有一个最为真切的“我”在,或孤独,或幸福,以及基于这两种样态所蕴藉出来的万千形态的情感表达和思想发现。甚至无意,或无“我”,但从倾诉的立场来看,也都是“有我”的化身或嬗变,为此,“我”在我的生活里面,生存里面,世界里面,我的情感也许是向外的,暄器而繁复,但一定归于向内,类似于皈依,内敛而深醇。

袁中平:诗质画境的金砖传人

"千研百擂细澄出,火炼水磨精气臻",袁中平秉承袁氏堂"严、细、精、巧"的理念,创新传统技艺,为百年金砖老字号增辉。 "万年澄泥,百年工艺",作为"袁氏堂"促织盆、金砖雕刻传人,四十岁的袁中平儒雅自信。他在默默耕耘的三十年多中,丝毫没有动摇过继承祖传技艺的执着和信念,这位从小"玩泥巴"的男孩,如今已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工艺美术家协会会员,他的作品荣获"山花奖"。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冯骥才看了他的作品,欣然题词"

中国传统文化对郭沫若诗性气质的影响

郭沫若的浪漫主义诗性气质是显著的,但郭沫若诗性气质的形成,历来有不同的看法。针对有些研究者提出的,郭沫若的诗性气质主要受外国诗人的影响,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郭沫若诗性气质的形成主要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

中国武侠电影诗性气质的解读

"诗性"^([1])一词最早存在于诗歌之中,后经过历史的演变,诗的概念变得越来越宽泛,应用也越来越宽泛,现今,诗性作为中国古典的美学思想的重要部分,开始广泛运用于武侠电影之中,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及其独特的审美追求,成为一种新的武侠表现方式,本文主要通过从美学的视角对中国新武侠电影诗意气质的解读和研究。

浅析电影《刺客聂隐娘》台词的诗性气质

《刺客聂隐娘》是一部真正意义的诗性电影。电影利用台词的隐喻,延长观众认知空间,淡化故事情节,弱化戏剧冲突,从而赋予电影独特的审美价值。全文着重从三个角度展开论述,从文言文式台词、字眼的重复出现、台词“留白”三个方面出发,结合相关文学理论知识,探讨台词诗性对整体电影的作用。电影凭借台词的艺术塑造,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利用象征、隐喻等创作手法,完成了对电影主题的诗情叙述,为中国电影发展提出新的创作方向。

党的二十大给中华诗词发展带来重大机遇

在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过程中,我深感党的二十大给中华诗词发展带来了新的重大历史机遇,尤其是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对中华诗词发展的积极影响。第一,党的二十大主题的诗性表达赋予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以强烈诗意,必将增强人们的诗词文化自觉。《尚书·尧典》说:“诗言志。”孔子说:“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诗言志的传统一以贯之,诗歌成为传达理想价值、展现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党的二十大报告的主题句中,有“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这样精彩的诗意表达,让人们看到中华民族走向世界的诗性气质。

“纯诗”何为?——论穆木天的诗论转变及其写作实践

穆木天的诗歌写作与他的诗论主张相辅相成。作为"纯诗"理论的引进者,穆木天也是向"大众化诗学"转变最为坚决的其中一位。梳理穆木天的诗论与诗歌写作,并不是为了以任何"主义"或诗歌观念来证明穆木天的"进步"或"退步",而是希望在分析穆木天转向的同时,重审"纯诗"与"大众化诗学"的对立,以期寻回诗歌的本质。

辛亥革命与江南社会——论南社诗歌的现代化趋向

新诗发生是中国诗歌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从晚清诗界革命到五四新诗运动之间，有个诗歌现代化的重要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诗歌嬗变，不仅为五四新诗的发生和发展开拓了道路，同时自身就是一个诗歌现代化的发展时期。新诗发生的现代化趋向，大致体现在诗质的现代化、诗语的现代化和诗体的现代化。南社诗歌在整体意义和诸多层面上代表着那一年代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发展趋势，由此成为中国新诗发生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对新诗演变轨迹的深度勾画——评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

《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展现出的叙史方法和诗歌观念,既强调诗歌的本体要求,又关注现代经验对诗歌行程的裹挟,富于创见地打破了习常的线性、平面编排诗歌历史的套路,深入揭示了隐含在破坏期、建设期、分化期等阶段背后的重大诗学问题。该书以“诗形”、“诗质”贯穿新诗演变的问题史,这种以历时性为经、以共时性为纬的研究方法,使之成为近年来新诗研究中具有超越性和独创性意义的一部重要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