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诸子

《庄子·天下》篇开中国2000年学术批评之先河,将先秦诸子中主要门派的特点逐一勾勒,加以品评。这种格局恢宏、俯瞰各家的气度是此前上百年学术争鸣的结晶,也是因时因势而成。文章除了对墨家和道家等有所描述,还对当下人们不怎么熟知的宋钘、尹文子、彭蒙、田骈、慎到、惠施等的思想学说做了评述,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学术资料。

再造传统——晚周诸子对“民之父母”观念的重构与反思

“民之父母”观念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政治传统。该观念的产生当不晚于殷周之际,盛行于两周,蕴含道德伦理与礼乐文明的价值诉求。“民之父母”观念体现了家国同构政治体制下通过拟血缘思维方式,实现公共权力正当性话语的构建。迨至晚周,诸子百家争鸣,赋予“民之父母”观念新内涵,呈现出维新与革新两种进路,推动政治文化传统的创新性发展。经过晚周诸子的重构与反思,“民之父母”观念保持恒久的生命力,它不仅延续至今,而且其所蕴含德治、民本与法治的核心价值也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赋予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论诸子思想的先进性、局限性和一般性因素

诸子思想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宏大思想系统,引导中华民族由封建领主制变革为集权官僚制。诸子思想是中华民族制度大变革时代的产物,其先进性根植于诸子所处的时代,其局限性也根植于诸子所处的时代。诸子思想的时代先进性和局限性的统一,就是其在人类思想史上的特殊性。对诸子思想的探讨,要在从时代特殊性来认知其先进性的同时,明确其历史和逻辑的局限,进而从其特殊性中发现一般性因素,以为现代思想变革发展的借鉴。

战国诸子史学思想发凡

在战国诸子百家争鸣的枢轴时代,诸子的学术思想建树彪炳可观,决不仅仅限于政治、哲理层面,此外即便在史学思想层面也卓有成就,沾溉千古,由此后世学者有战国诸子源出史官文化之说,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也应特设专章,为之大书一笔。

创设真实情境,探究诸子经典——选择性必修上册第二单元阅读情境创设实践

教学中应筛选,整合已有知识,创设个人体验情境;加强跨媒介合作,再现社会生活情境;以任务驱动,构建学科认知情境。互相融合,彼此渗透,创设真实、富有意义的语文实践活动情境,对于激发学生文言文阅读兴趣,积累必备的文言知识,思辨文化经典的现代意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回省“诸子时代”:儒、墨、道、名、法思想巡礼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文化史的"轴心时代"。王权式徵,诸侯异政,学风下移,士精神的崛起,营造了思想史上"和而不同"百家争鸣的人文奇观。诸子学的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其思想的原创性,而原创性思维必然带有风格的多样性。诸子智慧中深藏着一个丰富的"意义世界",走进他们的精神世界,可以受到深刻的启迪。

清代诸子学兴盛与文章发展史观的变迁——以章学诚、刘师培文章史观的接续与发展为例

中国古代文章理论观念的提出与变化,往往有学术思想变迁的理论基础和推动作用,诸子学的影响就是其中的重要部分。清代诸子学研究逐渐兴盛,章学诚、刘师培身处不同时期,二人自觉将诸子学与文章学的思考结合起来。章学诚明确提出战国文章在文章发展史中的地位问题,刘师培则承接章学诚,明确阐发了战国文章的价值,这一论述直接影响了20世纪以来的散文史研究;章学诚围绕战国诸子对文章体貌流变的论述略引端绪,之后刘师培则站在文章发展史的高度,由"辨章学术"从而梳理文章发展之源流、规律,这是当代研究值得借鉴的新视角。

墨家与诸子十说

从出身与源流上看,以墨子为核心的墨家学派很可能是一个流亡的贵族集团。孔子与墨子的分歧在于"礼与食孰重",即政治文明重要,还是物质文明重要;孟子与墨子的分歧在于"君主的正业是什么",即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生产重要,还是使人民成为懂文明、讲礼貌的人重要;荀子与墨子的分歧在于"是劳动重要,还是学习重要",即直接创造财富的生产环节重要,还是分配生活资料的政治制度建设更重要;韩非子与墨子的不同在于"心系百姓,还是只关心最高统治者";老子与墨子的根本区别在于"非儒,还是反文明";庄子与墨子的根本区别在于"实用主义,还是审美主义";杨朱与墨子的区别在于"腓无胈,胫无毛",还是"一毛不拔"。墨家学派是指导侠客进行社会实践的理论基础。墨家与农家在中国农业文明结构中是一体两面的关系。

20世纪先秦诸子散文研究之回顾与思考

春秋战国,处士横议,诸家蜂起,由诗的时代进入了理性散文的时代,诸子百家的高谈阔论和无羁的争辩,留下了一批脍炙人口的散文,他们的个性和文辞共同造就了一代散文的辉煌。近代中国社会和学术思想发生了巨大变革,在新文化运动的强力裹挟下,研究观念和方法出现了时代性转型,由传统走向了现代,先秦诸子研究呈现出新的风貌,涌现出一大批颇具现代意义的成果。就文学与散文艺术研究而言,学界就其繁荣原因、发展演进、文学性及其艺术手法等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回顾诸子散文的百年研究历程,分析其得失,探讨新的发展路向,将会为进一步深化先秦诸子散文艺术研究提供一些借鉴与启示。

“官学事师”与诸子起源——以刘歆《诸子略》为中心的关联分析

早期中国有学问、有知识的人都集中在官场体制内。《礼记·曲礼上》曰“官学事师”,便揭示了不同行业的发端与师传皆出于早期政府系统。文明初建之时的商周官府,充当社会事业的公共管理机构,孕育了百行百业的“祖师爷”。“学”字本身就起源于王室宫廷、贵族生活。“学”演化为成熟的知识系统则发生在西周之后。及至战国,知识阶层开始独立而不依傍于官场。刘歆《诸子略》直接联结学术与职官,逐一阐述并分析了各家学派的职官起源。周室衰微,周天子的管束减弱,自由的政治氛围直接导致诸子之学空前繁荣。诸子之间虽有差异,是“殊途”和“百虑”,但都起源于“六经”,都是王官之学的支流或变种。故“六经”是它们的“同归”与“一致”。

论先秦诸子散文中的小说因素

论先秦诸子散文中的小说因素王恒展春秋战国之交，是我国古代社会的一个大变革时代。随社会生产的发展，政治变革的进行，以周室为代表的旧制度、旧思想、旧传统开始解体，出现了礼崩乐坏、忽啦啦似大厦倾的动乱局面。到了战国时代，兼并战争和政治角逐更加激烈，各国统治...

原始方术中的前诸子思想

先秦诸子争鸣是中国古代思想发展的辉煌时期,但诸子思想绝不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开端。中国文化起源甚早。古代思想自三代至秦汉,虽然屡经分合变化,但仍有很多贯穿前后的观念和命题,许多对后代思想影响至深的命题,都可以在中国早期文化中找到踪迹。一些思想观念的来源甚至可以上溯至史前时代。

杜老的先秦诸子研究及其方法论特点

杜老研究先秦诸子的方法论,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基础之上,即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理论根据的。综观杜老的先秦诸子研究,其方法论有如下主要特点。

论陆贾新儒学对先秦诸子说的批判继承——兼论陆贾“厚今薄古”思想的方法论原则

西汉初年的陆贾思想是以儒家思想为体,兼容先秦诸子各家思想,由此形成汉初地主阶级国家反秦、承秦、又变秦的意识形态。陆贾的这种反秦、承秦、又变秦的思想渊源,是在对先秦诸子各家思想,主要是在对儒家、法家、道家、阴阳家等的批判与继承的基础上融会而成的。在这种思想探索中,他本着"厚今薄古"的方法论原则,提出了"圣君说"、"大一统说"、"天人感应说"等汉代儒家思想的重要理论,为确立中国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国家意识形态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由《要》与《诸子略》对读论儒之超越巫史

先秦诸子常思依附于权力,以至于为得君行道,主动扼杀精神之独立及思想之自由,为权力一统思想,多所谋划。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司马谈"同归而殊涂",向歆父子"诸子出于王官",使得诸子被重新纳入一统天下的官学架构之中,子学中超出相应官守职掌的天下之学遭到裁抑。与"同归殊涂"的沉沦之路相反,马王堆帛书《要》篇清晰地勾勒了另一"同涂殊归"的超越之路。巫、史、儒都以《周易》占筮,然而其方法与追求迥异。不拘执于具体事件而超越于巫,进入《周易》,通过卦爻的类型化理解,驾驭万事万物,是为史官道家。不陷溺于繁琐的分类,而追求德义,便能超越于史,而成为儒。毋庸置疑,《要》篇虽然终归亡佚,其思想却死而不亡。

浅议汉代诸子的货币思想

本文通过对汉代诸子货币思想的论述,如贾谊、贾山反对私人铸钱思想、晁错国定论思想、贤良文学反对官铸思想及刘陶、荀悦反对改铸大钱或小钱思想等,力图阐明其对两汉货币思想发展的贡献及其在中国货币思想史上的地位。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综说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是中国古代思想史、哲学史上黄金时期的特点。然而,如今有关资料比较稀少,当时百家的学派、所争的论题虽已经有一些讨论,但是百家诸子所需要学习的通行知识,其互相评议、攻击与暗地里的吸收融合,以及诸子讲明道理、争鸣的方法,却仍然欠缺研究。近年来的出土简帛文献,为我们探讨有关问题,提供了契机和材料。经过探索可以发现,数术和经典是诸子多学的通行知识;诸子之间的评议起源很早,折中作品出现也比通常的看法要早,作品流传速度较快;诸子的说理多通过圣人之言、以史为鉴、譬喻之方,而少用形式逻辑推理。

诸子文章流变与六朝小说的生成

先秦诸子、史传文学、神话传说及诗赋等文章样式的共同演变趋势，就是从严谨走向松散，从凝固趋于自由，这一发展的总趋向，为六朝小说的萌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而先秦诸子的文章，在走势上由纯粹阐发哲理向着具有传说功能和以故事叙述作为辅助手段的演变发展，恰为诸子文章向小说的过渡提供了重要契机；另一方面，诸子文章的说理内核也同时为小说家所继承，成为后代小说的基本特质之一。

论先秦诸子的先知品格——关于诸子文化的一种新的解读方式

本文将先秦诸子的研究纳入比较文学的视野 ,借用“先知”这一概念来给老子、孔子、孟子、墨子、庄子以及屈原等文化伟人作价值定位。笔者认为他们具有类似于宗教文化意义上的先知品格 ,即 :诚实、洞察力、使命感和善意。而这些 ,恰恰是未来的中国文化建设所需要的美好品质。

先秦两汉诸子“辞”“理”之辩的理论范畴与文学实践

先秦两汉诸子文学,有"尚辞"、"明理"之辩,二者是先秦两汉诸子基本的文学批评理论范畴,也是中国古代文学非常重要的理论命题。"辞"、"理"与后世的"辞采"、"内容"并不完全一一对应;二者成为品评文学的基本标准,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辞"、"理"在文学作品中的不同比重,造成了文学作品的不同风格与文学特征。从文学实践价值来看,早期儒家、道家提倡"以理为尚",反对"繁辞富说"。战国末年,游士兴起,骋辞之辩,使诸子多"辞胜于理"之文。荀子、屈原之赋,"辞"、"理"兼重而"辞"胜于"理"。宋玉、景差等人骋辞使气,首开"尚辞"之风。入汉以后,赋家承宋、景余绪,枚乘、司马相如等人大开"尚辞"一路;陆贾、贾谊、刘向等人,则开"适辨一理"一途。扬雄始"尚辞",终"明理",拈出"事辞相称"的概念,为东汉赋家指明了文学创作的基本方向。桓谭、班固、张衡等人,即承扬雄晚年"事辞相称"思想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