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法律体系及其若干问题研究

通过总体研究调解的相关法律并具体研究其明确规定的应当或者可以调解的情形及指定主体,把握总的调解与各类调解之间内在联系的逻辑规律,进而在此基础上研究调解的性质、分类、效力、作用等问题,并进一步探论如何建立调解法律体系。

人民调解法的特点和修改建议

作为正式法源,我国的制定法有宪法、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等种类,我国人民调解法制近来有了新的发展,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0年8月28日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调解法》,第一次将我国人民调解制度上升到'法律'的层面。

西南彝区“大调解”体系的现状及改进对策——以楚雄彝族自治州为例

西南彝区的“大调解”体系是一种解决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机制,是对“枫桥经验”的继承和发展。地处西南彝区的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各县市在积极探索“大调解”体系的实践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做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存在共性层面和个性层面的不足,如全国性法律支持不足,与国家司法体系衔接不畅,习惯法与国家法存在冲突,资源配备不足,社会认同度不高,案件处理效率有待提高,“双语调解员”“双语法官”数量不够等。为此,西南彝区的“大调解”体系应与诉源治理、基层社会治理相结合,加强调解组织和调解员队伍建设,以便为西南彝区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作出贡献。

家庭冲突的调解:中美方法的比较

引言家庭冲突是家庭成员之间出现的人际关系矛盾、障碍与危机,它是不同于其他人际关系问题的一种特殊社会问题。其特点在于它具有两重属性:第一:家庭冲突是夫妻之间、父子之间、婆媳之间或同胞之间的冲突,因此。

湖北宜昌:唱响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促和“五部曲”

清明节放假前夕,湖北宜昌某建筑工程公司、某医疗公司等6家企业,电话点单预约了4位来自湖北省宜昌市劳动人事争议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劳调委”)的调解员,上门为公司提供劳动争议调解工作。“仅打一个电话,劳调委就迅速委派调解员上门服务,帮我们解决了这起工伤劳动争议”,当企业职工李某和公司法务王某握手言和、微笑着签署调解协议后,该建筑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人不禁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近年来,宜昌劳调委用心用情唱好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促和“五部曲”,以实现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

论法院委托调解

法院委托调解是中国司法实践中为了激活调解资源、吸收社会力量解决纠纷、实现良性诉调对接而进行的一种创新,其直接的法律依据是《调解规定》第3条。法院委托调解兼具法院调解和人民调解的属性,关键要注意"四个合适":将合适委托调解的案件,委托给合适的调解机构,采用合适的调解程序,赋予调解协议以合适的法律效力。法院委托调解具有值得信任的一面,也有不值得信任需要警惕的一面。中国当前尚不具备人民调解前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法院委托调解为契机,建立附设法院的调解,是中国诉前调解前置的可行办法。

国际投资争端调解机制的困境与改进——兼评UNCITRAL《国际投资争端调解准则》

投资仲裁作为现行主要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备受批评,使得替代性投资争端解决的调解机制得到越来越多关注。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于2023年通过《国际投资争端调解准则》,明晰了投资调解的具体程序和当事人交换信息的处理等,为投资调解的开展提供了实用性指导,但未涉及调解期限和协议执行。我国既有调解贯穿诉讼前和诉讼全过程的长期传统,又有对外投资协定多限缩投资仲裁适用的客观现实,更应重视和运用投资调解方式,采取国内法和国际法联动举措,积极回应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

论诉前强制调解

诉前强制调解,并非是对调解结果和整个调解过程施加的强制,而是根据法律规定或法院命令强制启动调解程序,并以程序启动和当事人意思自治为界限。在目的上,强制调解除了具有替代审判的作用外,也被当做一种由国家提供的福利产品,通过在调解中为社会弱势群体增权,实现社会福利目的。由于强制调解在程序保障、调解资源分配及解纷效率方面都具有相对性,须以必要的辅助措施支撑,因而在我国构建强制调解制度应慎行。

论调解的市场化运作

调解的市场化是实现调解社会自治化改革的关键途径。调解市场化的运作包括两方面。一是调解市场结构的完善。围绕市场中的商品、供给、需求三要素入手,促使专业化的调解服务产品以合理的价格由调解组织提供给当事人,寻求供给和需求的平衡对接,实现调解市场的良性运作。二是调解组织的商业化管理。部分调解组织已注册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可在此基础上尝试进行公司化改革,寻求调解组织的规模化发展。

论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中法院调解的定位

司法调解、法院调解和诉讼调解既是相同的,也是有区别的,狭义的法院调解是以法院调解书结案的调解,具有法院审判同等效力。我国建立了以大调解格局为特征的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法院调解在此体系中并不居于主导地位,而是重要的参与者,起到标杆的作用。法院调解更需要根据自身的定位进行规范,坚持"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原则;建立审前强制调解和审中注重调解的结合制度;规范自愿与合法的原则;建立执行调解制度。法院调解只有规范,才能在大调解格局中位于醒目的位置,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和谐社会下诉讼调解制度改革现状与发展

诉讼调解是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一项重要制度。近几年,人民法院在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历史背景下,重新审视诉讼调解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独特功能,开展了以加强诉讼调解工作,规范诉讼调解程序为目的的诉讼调解制度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进一步完善诉讼调解制度应以构建和谐社会为指针,树立以"司法为民"为指导的调解理念;修改民事诉讼法,补充制定相关司法解释,关注法律的实施。

我国法院调解的法哲学思考

本文所指调解界定于适用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由人民法院主持进行的一种与判决相对的结案方式,即它仅指法院调解或诉讼调解,具有纯粹司法的意义。 本文试图从法哲学角度,对调解中法律关系主体地位、调解所依据的原则和规则、调解的社会正、负效应予以认知和评价。 一 民事诉讼法关系主体,是指诉讼权利的享有者和诉讼义务的承担者。它由两方而构成:一方是人民法院,另一方为所有诉讼参与人。大多教科书认为。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强制调解的适用问题研究

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立的一项和平解决海洋争端的政治方法,强制调解逐渐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兼具政治和法律方法属性的强制调解在解决海洋争端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能够在充分尊重当事国主权与意愿的前提下,通过规范化程序的运作,为争端解决提供有效建议。在使用强制调解解决海洋争端的过程中,明确可适用及应排除的争端范围、确保调解委员会应有的职权以及提升调解报告影响力,能够最大限度发挥强制调解的效能,从而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实现海洋和平安宁。在其他争端解决方法成效并不显著的情况下,强制调解可以为海洋争端的解决提供新的思路和路径。

和谐社会背景下对农村人民调解制度的思考——以村级人民调解工作为视角

人民调解制度是我国的一项特色制度,来源于我国传统的民间调解。在继承原有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在新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调解制度作为基层民事纠纷处理的第一道防线,成为和谐社会的建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人民调解制度还不够完善,调解组织与人员、调解原则与调解程序、调解协议的履行及与司法诉讼的衔接都存在一些问题,对它的健全与完善依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发展进路

法院调解一直是我国民事诉讼中极为重要的解纷方式。近年来,法院调解率的不断下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理念固化以及制度创新不足的窘境。一方面,调解未能实效性地疏解法官的案件压力;另一方面,调解协议的自动履行率偏低常致当事人合法权益得到及时保障的预期落空,如果调解无法真正内化为法官、当事人及律师的自觉选择,便难以催生出真正意义的现代调解。因此,在当前法院日益严峻的“案多人少”背景下,如何使调解真正助益案件分流且能够实效性地疏解法官的审案压力,并尽可能确保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及时兑现,在实现诉源治理目标的同时逐步克减执行案源,将是法院调解必须面对的挑战。而通过理念的更新及制度的优化,包括建构真正由法院主导的附设调解机构、确立强制调解制度并厘定调解前置的案件范围、协同保全制度促成调解以及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障等,将有望使我国法院调解制度重新焕发生机。

论公证调解的实践困境、理论基础与优化路径

作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组成部分,公证调解体现了公证制度由“纠纷预防”向“纠纷解决”的功能扩张。其制度发展大致沿循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道路,经历了小调解、大调解以及司法辅助事务参与三个阶段,但实践中存在的运行无序性、发展依附性与功能模糊性三重困境阻碍了其解纷效能的发挥。在理论层面,多中心社会治理模式、“案多人少”困境下公民合法权益保障,构成公证调解的外部正当性基础,功能扩张的公证改革总趋势、评价型调解、多元公证业务衔接的比较优势,构成公证调解的内部正当性基础;来源于公证权的调解权与定性为社会调解的制度属性,使得公证调解独立于人民调解和司法权。在制度层面,应当以规范化逻辑为指引,确立完善公证调解制度的“三步走”总体方案,以社会化逻辑为导向明确多元化调解类型与调解模式,以专业化逻辑为牵引发挥衔接多元公证业务结案方式的调解协议执行优势。可采用“一般涵盖+重点突出+负面清单”的基本思路确定调解范围,同时适用单一“认证调解员”制度,并采用“规定上限+弹性计费”方式确定调解费用。

我国法院调解中强制性因素的合理界限和制度构建

法院调解是否应该注入强制性因素,理论界存在着激烈的争论。由于法院调解本身难以避免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同时也为了促进案件分流,提高司法效率,并且缓解某些案件不宜作出判决的压力,在法院调解过程中适当注入强制性因素是比较务实的主张,也符合大多数国家主流发展趋势。如何防止法院调解强制性因素向强制调解转变?应当正确厘清自愿原则、制度性强制及蛮横调解的界限和关系:规范调解强制性,杜绝蛮横调解;在自愿的基础上加强法院调解的强制性。为缓和调解中"合意的贫困化"态势,必然需要牺牲调解的部分灵活性、注入强制性因素并对强制调解制度进行科学合理的规范与完善,以此保证法院调解走向程序化、制度化。调解前置范围适度扩张、法院可依职权优先启动调解、加强法官对调解过程的控制、建立代替调解的裁决制度等措施值得尝试。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

桂政办发[2012]321号各市、县人民政府,自治区农垦局,自治区人民政府各组成部门、各直属机构: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维护医患双方合法权益和正常医疗秩序,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的有关规定和司法部、卫生部、中国保监会《关于加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司发(?)

论委托调解中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兼谈委托调解的主体框架关系构建

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在调解程序中体现为调解权与调解辅助权的关系。调解权是当事人的基本权利,在调解程序中处于主导地位。调解辅助权是法官权力的体现,旨在引导和辅助调解权的实现。在委托调解中,独立调解员一方面从当事人的调解权中得到授权以引导调解,另一方面从法官的调解辅助权获得支持。当事人主导、独立调解员引导、法官辅助,构成委托调解的合理格局关系。

诉源治理视阈下我国调解机制现状及优化

近些年来,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的数量一直居高不下,司法审判工作面临严峻的挑战。为了有效缓解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应当通过发挥调解机制的作用来强化诉源治理,避免大量纠纷涌进法院。我国当前存在司法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律师调解及其他调解等众多调解类型,但调解重叠设置与分工不均衡、调解效力不强、调解专门人才匮乏与调解保障措施不足等问题也是必须正视的事实。针对上述问题,首先,应充分利用调解联动体系、建全调解引导机制、鼓励个人调解机构成立来理顺各类调解间的关系以避免过度重叠与分工不均;其次,需优化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管辖与审查方式进而增强调解效力、完善调解人才培养机制与建立调解员职业荣誉制度等来突破人才匮乏与保障不足的困境;最后,运用信息科技搭建统一电子调解平台、电子备案制度进一步为调解提质赋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