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格为支点,浅谈角色构思——以《空中花园谋杀案》中小护士角色的实践创作为例

随着娱乐产业的快速发展,演员角色构思的“浅薄化”现象日益突出,本文基于戏剧与人格心理学的相关性,以“面具”为切入点,从捕获人物信息、分析角色人格、丰富人物形象三个方面入手,以《空中花园谋杀案》中小护士的实践创作为例,提供角色构思方面的新思路,以期为戏剧表演者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启发。

跨国翻拍下的符号“变装”与意义解码研究——以丹麦和土耳其两版《谋杀》为例

目的:跨国翻拍的电视剧潜移默化地进行着文化输出,其影视文本符号处于与不同文化语境对话的过程中,在不同语境中有不同的象征与意义生成。如今,电视剧跨国翻拍现象盛行。但是随着市场的快速发展,创意枯竭的问题愈演愈烈。“抄袭”“拿来主义”一直是翻拍片难以撕下的标签,其发展任重道远。方法:基于此,文章以被评为“目前电视上最好的电视剧”的丹麦电视剧《谋杀》以及翻拍版本中最成功的土耳其版为研究文本,以文化符号论为理论依据,从画面环境、人物行为、声源音效三个方面观察丹麦版和土耳其版两个影视文本之间的符号转变,继而对土耳其翻拍丹麦版《谋杀》这一行为进行意义解码,从商业的新颖性和安全性、环保主义立场以及文化普适性三方面入手,充分展示跨国翻拍行为背后的多重价值。结果:丹麦版《谋杀》具有典型的“北欧黑色”特征,忧郁和冷静的基调贯穿全剧。相反,土耳其版《谋杀》通过本土化影视符号“变装”表现出了符合土耳其文化的夸张风格。结论:文章为电视剧跨国翻拍走出“复制粘贴”的困境指明方向,即深度理解原版内容,深刻体会其艺术内涵,在严格遵循原版核心剧情的基础上,以及在求同存异的情况下找到新的闪光点。

拼贴与戏仿:《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谋杀》

美国作家阿瑟.A.伯格的《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谋杀》,是一部典型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大量采用了拼贴和戏仿的手法。其拼贴有两种形式:图画式和文字式,使小说叙事"零散化"和"碎片化"。其戏仿存在多种形式,产生"互文性"、"反讽与批评"、"解构"等多方面的作用。

悖论与统一:《道连·格雷的画像》中的谋杀案分析

《道连.格雷的画像》是王尔德本人及其艺术思想的集中体现,该小说的情节冲突主要反映在谋杀贝泽尔和谋杀画像而导致道连.格雷之死这两桩命案上。从这两桩谋杀案入手,剖析王尔德关于艺术与生活、艺术与道德、艺术与人生的艺术思想,其中隐含的悖论性及统一性展示了王尔德唯美主义思想的矛盾性与深刻性,这也是王尔德及其艺术思想影响深远的原因所在。

美国刑法中的重罪谋杀罪规则评析

重罪谋杀罪是英美刑法中比较特殊,并引起很多批评和质疑的罪名。目前,美国大部分州的刑法仍保留有该罪名,但其适用范围和条件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实际上被限于在实施重罪过程中故意或过失造成死亡结果的情形。由于该罪名的设置仍具有一些积极意义且限制了适用范围,尽管存在比较严厉的批评之声,但绝大多数州的刑法仍然保留了重罪谋杀罪规则,短期内没有被废除的迹象。

“谋杀”成为一种话语——《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谋杀》的另类解读

阿瑟A.伯格的小说《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谋杀》因为一张小纸条的出现,确定了这场谋杀是后现代式的,必须在后现代语境中审视,使得谋杀变成一种话语,对案件的侦破变成对这个话语的讨论。本文就这场谋杀怎样成为话语,这个话语与“仿真”、“幻象”和“游戏”观念的联系作一些探讨,简要分析其蕴含。

美国重罪谋杀罪规则:类型归属与理论研究——与我国结果加重犯的对比及其启示

重罪谋杀罪在本质上是通过罪名变更方式进行加重处罚的犯罪类型,应当作为结果加重犯的间接加重模式。重罪谋杀罪的理论构造对于结果加重犯的研究不乏启发意义。具体而言,在类型归属方面,我国的结果加重犯应当包括通过罪名变更加重刑罚的结果型转化犯。在法理基础方面,预防犯罪理论、生命至上说、双重归责原则对于正确理解结果加重犯的加重处罚根据有积极意义。在成立范围方面,重罪谋杀罪的内在危险要件、因果关联性要件以及责任要件可以作为结果加重犯的限制因素。

文学语用学:文学批评理论的新动向——试析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东方快车谋杀案》

随着语用学的迅速发展,许多重要的语用学理论都被成功地运用于文学批评,从而产生了一门新的边缘学科——文学语用学。文学语用学是语用学理论与文学理论的跨学科结合,语用学中众多的理论、方法都在文学批评中显示出其巨大的生命力,这也使得文学语用学在新的时期,给时下的文学批评注入了一股活力。阿加莎.克里斯蒂是一位侦探小说大师,她的长篇侦探小说《东方快车谋杀案》也早已于多年前搬上了电影屏幕,运用语用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其进行分析,旨在给当代文学批评另辟蹊径,指出一条全新的出路。

结果加重犯与重罪谋杀罪原则比较研究

结果加重犯,又称加重结果犯,一般认为是大陆法系的概念,其所解决的是行为人在实施某一基本犯罪的过程中又额外发生法定重结果,应当如何处罚的问题。对此,英美法系国家采取了所谓的"重罪谋杀罪原则"。结果加重犯与重罪谋杀罪原则尽管属于不同的刑法理论体系,但从渊源上看,都是来自中世纪教会法中的"自陷禁区理论",在适用的范围上有部分重叠,并且均对实施犯罪的行为人加重处罚。两者的差别是对在实施某种犯罪过程中发生重结果的,规定了不同的加重处罚方式。透过比较法上的研究可以得知大陆法上的结果加重犯模式是更为妥当的做法。

唐律“谋杀”考

"谋杀"为唐律杀罪之首,科刑最重、含义庞杂。将唐律中的"谋杀"作为完整的独立形态,鲜有专文研究。唐律谋杀从立法技术上分为典型的谋杀形态——共谋"二人对议"与修正的谋杀形态——独谋"一人同二人之法";各自形态下,依据犯罪主体与谋杀对象间是否存在特殊身份关系分为一般谋杀与特殊谋杀;谋杀行为依据行为结果分为谋而未行、谋而已伤、谋而已杀三阶段。具体的谋杀行为在科刑上多参照别条律文而不见本条规定,又受《名例》中总则性律文与各篇分则中诸多"通则性条款"的影响,具体谋杀行为的科刑情况甚为庞杂而亟待考证。

秦汉律与唐律“谋杀”比较研究

秦汉律中,关于谋杀定罪量刑的记载多附属于贼杀、盗杀等罪名,根据目前所见文献,秦汉律中的谋杀均为共同犯罪,具体犯罪行为包括未杀与已杀两个阶段。唐律中,谋杀是独立且内部结构非常庞杂的罪名,既可以是共同犯罪又可以是单独犯罪,但由共同犯罪构成的谋杀是唐律中谋杀的典型形态,唐律中的谋杀包括谋而未行、谋而已伤、谋而已杀三个阶段。中国古代的谋杀是贼杀、盗杀等法律概念发展到一定阶段而派生的产物,秦、汉时期是谋杀这一概念产生、发展的关键时期。通过现有材料,唐律中的谋杀在含义、定罪量刑、犯罪形态、行为阶段等方面较之秦汉律有进一步的发展,但从中仍能明显地看到沿袭秦汉律的痕迹。

从“人物话语表达方式”视角论《东方快车谋杀案》的悬念建构

侦探小说《东方快车谋杀案》成功的悬念建构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作者对小说文体宏观层面"人物话语表达方式"的审美选择。"自由直接引语"和"直接引语"被重点地用于制造悬念,这两种直接式极大缩短了叙述距离,使读者能直接探究人物话语含义,影响读者对人物话语的解读。"言语行为的叙述体"有助于掩盖必要信息,也发挥了制造悬念的功能。侦探小说的文体选择与它的美学效果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阿加莎侦探小说悬念的叙事建构——以《东方快车谋杀案》为例

作为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推理作品的经典,《东方快车谋杀案》精湛演绎的悬念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对该小说文体的宏观层面——叙事视角的精心构思。叙事者运用全知视角有意遮蔽和隐瞒特定信息,在透视人物内心时有选择地透露主要人物的心理,调节叙事信息和距离,造成关键信息的空白和不对称。叙事者还适时地调节叙事视角,利用人物有限视角构筑出其不意的效果,有限视角的局限性也有助于实现假象构建,从而使小说充满张力感和悬念性,为读者带来刺激的悬念情结与审美愉悦。

清代法律和司法实践对共同谋杀之首犯与从犯的认定

根据清律"谋杀人"条,按照其在共同谋杀中的作用,共同谋杀的犯罪人被分为首犯和从犯两类,其中从犯又分为加功者、不加功者和从而不行者三种。同时,清律中所附的明代万历十五年条例对区分各共同犯罪人特别是从而加功者与从而不加功者作了严格的限定,即"助殴伤重者"方以加功论。但是这一认定加功的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并未得到遵守。官员们认定加功与否的标准多与清初律学家沈之奇的观点一致。道光五年对万历十五年条例中规定的加功的认定标准进行了修改,即将"助殴伤重"改为"下手助殴"。直到清末的《大清现行刑律》,该条例中规定的造意与加功的认定标准等未再改变。需要指出的是,清律中总则部分"共犯罪分首从"条与分则部分"谋杀人"条中关于首犯与从犯的区分标准及处罚原则不统一的情形并非孤例。而自民国以来,我国刑法中关于共同犯罪人的区分与处罚原则又各有变化。

浅谈《东方快车谋杀案》中波洛的人物形象

作为侦探小说《东方快车谋杀案》中的核心角色,波洛的人物形象非常鲜明。他诙谐幽默,老于世故,观察细致,洞察人心,极端追求法制的公平和正义。但这些都无法遮掩他那一颗饱含柔情的心。

“道德银行”与道德谋杀

古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此语道出了“行”的源头，即人之身、心之性。虽说掣肘“行”的外物繁多，但决定其走向的，仍是心性和心能，德者德行，卑者卑为。可如今，竟现身一套戏法：给德颁了一个大红折子，以德换币，以币彰德，繁殖出了一大堆“道德银行”和“道德富翁”来。

牙买加的“想象口述史”——评马龙·詹姆斯的犯罪小说《七次谋杀简史》

牙买加作家马龙·詹姆斯凭新作《七次谋杀简史》成功问鼎2015年布克奖。该小说以1976年雷鬼音乐鼻祖鲍勃·马利遇袭事件为线索,借助形形色色的人物对当年这一扑朔迷离案件的口述,巧妙地串联起发生在这些人物身上的事件。小说故事情节横跨三十余年,通过对政治、种族、暴力和犯罪的书写,再现了牙买加混乱不堪的帮派和政治世界,折射出詹姆斯对牙买加人民生存困境的反思。该小说可谓气势磅礴,是一部反映当代牙买加社会的"史诗"。

交叉询问制度的辩护价值及其在我国的借鉴分析——以“辛普森谋杀案”为角度

交叉询问制度是源于英美法系的一项重要诉讼制度,是对抗式庭审的重要特征。交叉询问制度在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有着积极的辩护价值。使交叉询问的作用能够得到有效的发挥的前提是必须有相应的规则配置并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由于我国的交叉询问制度还不完善,所以不仅要确立适当的交叉询问规则,还要加强对司法人员这方面能力的培训。

从《黑暗中谋杀》管窥阿特伍德的生态伦理观

《黑暗中谋杀》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短篇小说集中的精品,作品通过串联记忆中经历过的一些重要事件,表达了作者对于殖民地化、种族歧视、性别歧视以及阶级偏见等不公社会现象的极度憎恶。梳理小说集中的故事发现,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其中既包括热爱自然、关爱动物的自然生态理念,也包括对人与人之间非和谐关系的精神生态考量。阿特伍德运用后现代主义的写作技法,向读者展现了多层面的现实生态问题,为人类解决生态危机困境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马克思关于报刊与人民关系的论著——《对波拿巴的谋杀》

马克思《莱茵报》时期（1842—1843年）曾详尽论证过人民报刊。十几年后，他《对波拿巴的谋杀》（以下简称《谋杀》）一文中，再次论证了这个话题。这篇文章是他于1858年2月5日写的关于意大利人奥尔西尼刺杀法国皇帝路易一拿破仑·波拿巴的时评，原文是英文。文中他提出并回答了“公众支持”与“公费支持”的报刊与民意之间的关系这一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