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合成谬误与分解谬误的理性根源与应对策略

合成谬误与分解谬误是政策实施过程中的突出难题。合成谬误的突出表现是总体失序,分解谬误的突出表现是局部失序,但二者的本质都是政策外部性问题。从理性根源来看,个体理性的有限性是合成谬误的理性根源,社会理性的有限性是分解谬误的理性根源,因而两种谬误的治理在于有限性消减和有限性效应处置两个方面。合成谬误的应对策略,关键在于强化政策合成效应评估职能、完善政策决策信息支撑系统、开展政策事前影响效应评估和建立政策实时监控反馈机制。分解谬误的应对策略,关键在于推动决策权规范化合理下放、加快构建政策信息直报系统、大力完善专家决策支撑系统和加强政策分解实施优化反馈。

贝克尔“量质权衡”人口论刍议——基于家计金融扩张与家庭资产负债表衰退“合成谬误”视角

人口再生产作为家庭再生产最重要的“资产建设”科目,具备“储蓄”“保险”及“期货”等多重家庭金融资产含义。子女后代从家庭私有逐步成为国家和社会公共产品,生儿育女这一底层家计资产的“金融化”趋势紧随其后。生育行为“养儿防老”的社会功能被家计金融进一步弱化,金融虚拟财富对老年生活质量的保障功能愈加重要,但家计金融无法从本质上替代“养儿防老”。面对少子老龄化诱发的金融市场动荡,金融体系的“膨胀-衰退”周期与人口通缩密切关联,防范各层级资产负债表衰退,东亚邻国的“合成谬误”历史教训值得借鉴反思。

当代谬误理论研究综述

当代欧美出现了谬误研究的热潮,其发展呈现出多元化趋势,系统的谬误理论主要有谬误的形式论、谬误的语用—辩证论、谬误的语用论和谬误的修辞论。当代谬误研究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综合化趋势,谬误理论也向更深层次发展,意在构建理论基础与框架,打造识别、分析和评价论证特别是谬误的工具,以及梳理与澄清概念术语。当代谬误理论研究的直接理想是构建一个融合逻辑(指狭义上的形式逻辑)、辩证和修辞为一体的统一的谬误理论,其更高的理想或目标是构建成熟的论证理论。当代谬误理论研究不但复兴了谬误理论研究,而且促进了非形式逻辑思想的兴起与发展,对我国谬误理论和论证理论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谬误研究论纲

谬误作为思维和表达方面的错误,它的存在不仅具有现实性,而且具有普遍性。本文试图通过谬误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的考察,澄清谬误研究中的若干误解,进而提出建立系统的谬误理论的设想。

伍兹谬误理论与当代主流谬误理论的比较研究

对汉布林挑战的多视角回应使得当代谬误理论呈现出多样态、多形式。逻辑、辩证法、认识论和修辞学等路向的谬误理论也有形形色色的具体形式。不过,当代占主导地位的谬误理论是荷兰范爱默伦的语用—辩证法的谬误理论和加拿大沃尔顿的新辩证法的谬误理论,前者将谬误限于批判性讨论的范畴,后者把谬误的边界拓展到各种对话类型。而伍兹于新世纪创立的认知经济的谬误理论与这两种主流谬误理论相比有三大优势:突破对话框架,突出推理行为;聚焦推理主体特性,强调谬误评估的理性标准;坚持多元主义,通过深化逻辑而深化谬误理论。

谬误模式分类与界定

谬误模式是谬误论证的型式 ,并不是严格的语法学意义上的纯形式结构。自亚里士多德以来 ,谬误模式的分类已提出很多种。被分析的有专名的谬误已有百余种。但是 ,它们分散于学者们的不同著述里 ,迄今很难窥其全貌。对百余种谬误模式进行梳理 ,依据其来源和被提及的频率分组 ,并给出简短的定义 ,对于进一步剖析谬误模式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

面向生活世界的谬误研究——黄展骥先生的谬误研究评述

黄展骥先生自(上一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就在香港从事自然语言的谬误和悖论研究。他的这些研究,面向生活世界,以生活世界为指向,批判香港以及整个汉语言社会流行的种种谬误;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许多人们习以为常的经典命题。因此他的谬误研究不局限于传统逻辑之逻辑谬误(或语形谬误),他更关注语义谬误尤其是语用谬误的研究。在他漫长的谬误研究的学术生涯之中,发现并界定了许多新的谬误类型独创性地提出了一些谬误研究模式与方法。尤其是,他基于社会批判和时代的需要,绝不盲目地“以洋为师”,以西洋的尺度来衡量一切,他面对西方谬误研究的挑战,却从不盲从权威,而彰显出批判性思维的力量。自八十年代以来,黄先生又满腔热忱地投入祖国大陆逻辑学的学术研究活动。全力参与并支持祖国大陆逻辑学者推动关于谬误和悖论领域的非形式逻辑研究。他以赤子之心和笔的力量,为非形式逻辑研究、为逻辑学及其思维方法化为文化和社会批判的思想武器,而矢志不移的奋斗,可以说他为中国逻辑学面向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自然主义谬误的中国传统伦理审视

自然主义谬误与人为主义谬误的对立,是“是”与“应该”相冲突的典型体现。如果说自然主义谬误是把“是”等同于“应该”的整体伦理问题,那么人为主义谬误则是把“是”与“应该”相隔离地分析伦理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路径在于:尊重分析伦理传统,从中国伦理传统寻求理论资源,以孔孟荀老庄等思想家为主要研究对象,兼及其他相关思想。究其实质,伦理是自然、天性与人为三大要素互为基础、相互支撑的“是”与“应该”综合统一的自由进程。在此进程中,伦理的本真性随之显现,自然主义谬误与人为主义谬误迎刃而解。

论我国谬误分析与谬误学研究

对于谬误的关注与研究 ,我国是有相当长历史的。在现阶段 ,要使谬误分析成为一门科学———谬误学 ,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要使谬误分析的理论与分法系统化、模式化 ;

谬误研究史论

自亚里士多德《辩谬篇》的开拓性研究以来,西方谬误研究的历史已逾两千年,其间,谬误理论经历了开拓、扩展、集成、转向、补充、深化诸阶段。可是,这一悠长而丰富的历史迄今尚未得到批判性总结,以致或多或少地影响着谬误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政策与执行间的合成谬误及思维创新

随着政府目标的多元化以及组织结构的复杂化,政府组织中的合成谬误现象时有发生,主要分为政策与政策间的合成谬误、政策与执行间的合成谬误以及执行和执行间的合成谬误三种类型,并且产生了加剧事务主义蔓延、降低民间资本活力以及贻误组织发展等消极影响。社会、经济与政府间转型不匹配、行政化运作与自主性需求不兼容以及局部与整体间利益或政策理解不一致,是产生政策或执行层面合成谬误的主要诱因。可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入手,通过破局部思维立系统思维、破本位思维立共识思维、破避责思维立斗争思维来减少合成谬误现象。

汉布林对“标准谬误论”的批判

自怀特莱以来,谬误研究逐渐形成一种新的研究进路,即"标准谬误论",但汉布林对其予以全方位的批评。对于汉布林的批评,后来学者评价不一,但公允评价汉布林批评的关键在于对其批评之目的的准确把握。不管怎样,汉布林的批评对当代谬误研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不容否认。

强化资源节约集约政策统筹防范合成谬误风险

自然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政策作为自然资源管理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土地、矿产、水、能源、林草、海域海岛等多个要素,既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福祉,也关系国家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战略实施。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更加注重处理好开发与保护、利用与集约、整体与局部、短期和长期的关系,积极应对政策目标多元化挑战,加强政策目标和实施效果的一致性评估,强化政策统筹协同,确保同向发力,防范合成谬误风险。

非形式谬误理论初探

非形式谬误与形式谬误相对,它并不出现在论证的逻辑形式结构中,而是通过各种其他途径所犯的谬误,通过分析它的内容及其语境可以将其识别出来。一般把非形式谬误分为歧义谬误、相关谬误和论据不足谬误三大类型。本文初步探讨了非形式谬误的类型、根源和实质,这对于提高人们的正确思维能力以及识别、避免谬误和驳斥诡辩有所帮助。

评柯比的谬误分类

本文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谬误分类学说──柯比的谬误分类，分析了它的影响、变体与历史渊源，指出了它的三个主要缺陷，认为这种分类对谬误研究产生了不利影响。

如何化解督查中的“两个谬误”

督查中,目标任务的分解与合成是常规工作。但分解与合成时常发生分解谬误和合成谬误,导致目标弱化矮化,甚至产生偏差。一、督查工作中的分解谬误和合成谬误分解谬误是指将目标任务简单、机械地分解给各地各部门,落实到每个时间节点,有明确的责任单位、承办单位、责任人、完成时限,工作看似又细又实,实际上过多过细的分解容易造成整体无序和相互掣肘,工作变得短期化、机械化,甚至走形变异。

概率判断中的合取谬误

概率判断中的合取谬误是指违反事件发生概率的合取规则而认为包含多个独立事件的复合事件的发生可能性大于其中某些事件的发生可能性的一种概率判断偏差现象。合取谬误的界定存在一定争议,相关的解释机制有因果模型理论、确认理论、惊奇理论等,影响合取谬误的因素有频率效应、训练效应以及个体差异等等。未来研究应联系逆转合取谬误的心理机制来完善已有的理论,同时注意应用研究以及其非理性的探讨。

热手谬误?赌徒谬误?——随机序列知觉中近因效应的格式塔现象研究

通过两个实验来探讨随机序列中的近因效应。在实验1中,采用传统实验范式,让被试进行一系列的抛掷硬币结果的猜测并给予反馈,结果发现:(1)在最近连续几次硬币呈现的结果不同时,人们通常把各个结果分别作为独立的单元来看待,大部分情况下做出随机性的预期;(2)在最近连续几次硬币呈现的结果相同时,人们通常把连续几次相同的结果作为一个认知单元来看待,在最近猜测对错两种情况下分别出现了截然相反的两种近因效应。当最近1次猜对时,对下一结果的预期出现正近因效应即热手谬误,但是最近几次连续猜对时谬误减少乃至消失;当最近1次猜错时,对下一结果的预期出现负近因效应即赌徒谬误,并且最近几次连续猜错时负近因效应并未受到太大影响。实验2在实验1范式的基础上,把硬币抛掷的结果人为分组,发现被试对每一组的第一个结果做出预期时,实验1中的各种效应均消失,该现象支持关于随机序列知觉的"格式塔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