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准入管制放松与企业绿色转型——基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企业是实现“双碳”目标的行动主体,加快企业绿色转型已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环节。以我国近年来逐步开始实施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作为外生事件,选取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深入考察市场准入管制放松与企业绿色转型的关系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市场准入管制放松可以显著促进企业绿色转型,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市场准入管制放松主要通过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缓解管理层短视和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三种途径来促进企业绿色转型。与此同时,非国有企业与制造业企业中市场准入管制放松对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处于西部地区与市场化程度低行业的企业,市场准入管制放松对其绿色转型的积极影响更显著。研究结果能够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和推进企业绿色转型提供经验参考和理论支持。

市场准入管制放松与企业价格加成——来自负面清单制度试点的经验证据

本文将负面清单制度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2008—2021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和渐进双重差分方法,考察负面清单制度引致的市场准入管制放松对企业价格加成的影响。研究发现,市场准入管制放松显著降低企业价格加成,该结论在考虑一系列可能干扰估计结果的因素后仍然成立;市场准入管制放松通过促进竞争效应和生产率提升效应两种渠道影响企业价格加成,但负向的促进竞争效应占主导,因而总体上降低了企业价格加成;对自然壁垒较低的行业、制度壁垒较少的地区、融资约束水平较高的企业及民营企业而言,市场准入管制放松对价格加成的负向影响更大。本文的研究工作对深入理解市场准入管制放松的经济效果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政府采购负面清单梳理与研究

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制度安排。2015年印发的《国务院关于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意见》(国发[2015]55号),标志着负面清单制度正式成为国家层面的政策。2020年1月1日起施行的《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二十条规定,国家持续放宽市场准入,并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探索3E方法在教学实验室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中的应用

高校化学教学实验室内存在很多危险因素,管理方法和技术手段采用不当会引起师生受伤,进而影响实验教学的正常进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可简明扼要地将各种实验教学和实验室管理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归纳总结,做好负面清单的整理和持续改进是强化高校化学实验教学实验室安全管理的有效方法之一。本文在总结现阶段高校化学实验教学实验室的各种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形成有针对性的负面清单,开展有针对性的实验室安全教育和培训E(education)、采取有效的实验室工程技术安全措施E(engineering)、强化实验室安全强制措施E(enforcement),形成了3E方法与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相结合的化学教学实验室安全模式。该制度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在化学教学实验室管理中收获良好效果,为高校化学教学实验室安全管理提供参考。

统筹视角下的《海南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问题及完善

《海南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的制定和实施是贯彻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论述的重要体现。在统筹视角下,该清单既呈现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开放性,又反映海南自由贸易港先行先试高水平开放我国跨境服务市场的试验性。在此意义上,现有文本注重开放和安全两个维度,但仍存在诸多可以改进的空间:一方面,该清单在形式上与国际经贸协定负面清单的格式编排不同,服务分类也不同于通用标准;另一方面,该清单“说明”部分的兜底条款存在过多不确定性,且模式四规制范围不清,可能削弱清单实际内容的可预见性,从而引起跨境服务提供者的关切并影响该清单的实际效果。在改进该清单文本和据此完善其他区域及全国版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的过程中,宜在留有防范风险必要空间的基础上,对现有清单的格式、分类标准及兜底条款进行重新设计和安排,充分实现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统筹协调,并为我国加入CPTPP奠定服务市场高水平开放的良好基础。

我国金融服务负面清单开放的最新进展——基于中国—尼加拉瓜自贸协定的比较分析

负面清单开放是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普遍采用的方式。2024年1月,中国—尼加拉瓜自由贸易协定生效,我国在国际自贸协定中的首张金融服务负面清单落地。中尼金融负面清单在形式上既与RCEP、CPTPP中的负面清单存在相似之处,又与这些负面清单以及我国自主发布的负面清单有不同之处,作为我国首张在国际自贸协定中金融负面清单的试验性特点,在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同时,也进行了中国特色的制度规则创新。在我国稳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中,推进金融服务负面清单开放应把握好投资准入限制措施数量与开放程度的关系、自主开放与协定开放的关系、自贸协定签约国普遍性与差异性的关系、对外协定与国内立法的关系、高水平开放与特殊领域保护的关系、先行先试与普遍开放的关系。

外资准入政策放松与制造业企业创新:以“负面清单”制度为例

以2018年“负面清单”制度在全国的实施为标志性事件,基于2011—2020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准自然实验,综合运用多种识别策略检验外资准入政策放松对我国制造业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与传导机制。双重差分模型分析表明“负面清单”制度的实施对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创新能力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在稳健性、政策干扰排除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负面清单”制度主要通过FDI的溢出效应、竞争效应和关联效应三个渠道促进制造业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依据流入制造业FDI的“质优”转向新特点进行的异质性分析证实,外资准入政策放松后,并未导致低水平FDI的泛滥,而是促进了“质优”型FDI的流入,对弥合我国区域差距、倒逼企业创新、推动高技术和战略性产业的发展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最后针对企业和社会环境等因素进行调节效应的拓展分析发现,企业吸收能力越强、融资约束水平越低及地区营商环境水平越高,越能促进“负面清单”制度政策效应的发挥。文章把企业因素、产业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纳入到一个分析框架之中,从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进行深入分析,较为全面揭示了外资对本国企业创新能力变化的影响,为我国进一步扩大开放提供了理论和经验证据。

主体功能区约束引导产业转型发展机制探析——基于湖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研究

核心提示本文梳理和总结了湖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制定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基于“多规合一”改革要求,提出了湖南省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落实需要处理好的四类关系及优化调整的若干建议,以期为负面清单制度管理和实施提供借鉴。

中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经济效应分析--以上海为例

文章基于2010-2021年省际面板数据,通过合成控制法,计量分析了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对上海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制度对上海服务业发展水平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并且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可以通过市场化水平、政府干预、地区数字化水平等方式作用于服务业发展水平。

制度创新何以赋能区域创新:来自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模式的证据

作为一项极具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模式通过更好把握“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是否可以进一步释放中国创新潜力推动新质生产力提升?借助中国城市层级的数据,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模式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模式的实施显著促进了区域创新,并且随时间推移作用效果逐渐增大。机制检验发现,集聚创新资本要素和减少制度性交易成本是上述效应的两条核心机制渠道。异质性影响证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的创新赋能作用在资本要素市场分割程度较高、政商关系水平较低地区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最后,对政府配套政策的考察发现,财政科技投入、财政教育投入、知识产权保护与数字政府建设水平的提升均可以强化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模式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完善市场准入基础性制度可以进一步释放中国创新潜力,同时也为如何更好发挥区域创新系统中“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协同作用提供了新的启发。

放松市场准入管制的就业增长效应研究——来自负面清单的证据

以2016年起分批试点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作为外生冲击,探究放松市场准入管制对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能够提高企业的劳动力雇佣规模,其平均就业增长效应约为5%。机制检验发现,投资效应和产出效应是其中具体的作用机制,且不同机制对劳动力类型的影响存在差异。异质性分析发现,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低、企业融资约束越低、垄断势力越强以及劳动密集度越高时,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就业促进作用越大。进一步分析发现,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能够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研究揭示了放松市场准入管制对稳就业、保民生的重要作用,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了学理支持。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与企业人力资本升级

高层次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力量,如何有效改善企业人力资本结构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基于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探究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对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1)负面清单制度能有效促进企业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升级。(2)负面清单制度通过强化产品市场竞争从而驱动人力资本结构升级。(3)负面清单制度促使企业增加了高技能劳动力雇佣规模,缩减了低技能劳动力雇佣规模;同时,负面清单制度的人力资本结构升级效应对于非国有、劳动密集型和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更显著。(4)得益于人力资本结构升级,负面清单制度还显著提升了企业的经营表现和创新产出。研究验证了市场准入制度改革对于优化人才资源配置的积极作用,为微观企业寻找高质量发展路径提供经验依据。

国内金融负面清单与国际协定金融开放立场

目前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负面清单机制还面临自主开放举措尚未完全转化为国内负面清单、国际经贸协定金融负面清单实践经验不足、国内外金融负面清单研究不平衡等问题。建议优化国内金融业自主开放布局,合理设定国际经贸协定金融负面清单出价水平,统筹协调国内法和国际协定金融负面清单。

“负面清单”在高校教学实验室建设项目审计中的应用与思考

高校教学实验室是高校“双一流”建设的重要组成内容,是学校进行人才培养、生产实践、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的重要基地。高校教学实验室作为教学科研的重要场所,强化其管理科学化和标准化,确保教学和科研服务优质至关重要。本文通过阐述负面清单概念,梳理明确教学实验室建设流程,在教学实验室建设内部审计项目实践中引入“负面清单”式审计,凝练审计实施流程和方法,探讨引入“负面清单”的作用与意义,提出“负面清单”式审计在其他同类项目中的应用展望和建议。

负面清单法律制度研究

在国家贸易规则重构、中美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的国际背景下,我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通过构建我国负面清单制度深化商事制度改革,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负面清单制度背后隐藏着私法自治原则及国家主权理论,具有“效率性”“明确性”特点,有助于解决各国之间信息不对称以及最惠国待遇问题产生的矛盾。为了更好发挥该制度的优越性,我国应当进一步完善负面清单的透明度,建立诉讼、调解等多途径解决争端机制,加强政府监管,以实现负面清单制度效益最大化。

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把握好令行禁止的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是非观、政绩观,准确把握好令行禁止的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

8部门联合印发《招标投标领域公平竞争审查规则》首次为招投标领域出台政策措施列明“负面清单”

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招标投标领域公平竞争审查规则》(以下简称《规则》),首次为招投标领域出台政策措施列明“负面清单”。《规则》自2024年5月1日起施行。据介绍,当前,一些招标投标政策措施中仍隐含地方保护或所有制歧视的内容,影响了经营主体公平参与招标投标,一些企业对“投标难、中标难”反映比较集中。为积极回应市场关切,8部门联合出台《规则》,进一步完善招标投标公平竞争审查实施机制,规范招标投标政策制定活动,着力从源头上减少排斥、限制公平竞争的规定和做法。

负面清单模式的治理价值与挑战

负面清单模式是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终极版,其背后所蕴藏的治理价值包括开放的国际认同、分权的市场主导、透明的廉洁政府和法治政府等几个方面。但是,负面清单模式的实施推广仍面临并需应对三个不可回避的挑战:一是民众对政府角色期待的心理定势与负面清单理念不匹配,二是政府治理能力与负面清单模式的需求不匹配,三是政治系统的负面清单理念与政府负面清单理念存在偏差。

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的制度困境与优化路径

近年来,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在我国政府的推动下取得了极大的成效,但其在适用下积压的深层次矛盾不断出现,外商投资监管体制问题日益突出,严重束缚了我国吸引外来投资的发展趋势。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不仅有自身制度的不足,还有政策与法律适用冲突问题,部分行业存在风险,监管机制不到位、争端解决机制欠缺等问题影响着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功能发挥。因此,我们有必要厘清涉及外商投资的三种负面清单,完善相关立法工作,增强法律法规的普适性,优化清单内容,提高清单的透明度,强化监督体系,设置一体化的监督管理机构,健全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争端解决机制,以促进该制度在我国的进一步发展,实现外商和国内企业持续发展的“双赢”,推进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的有效协调,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由合同效力认定案例引发关于负面清单适用的思考

随着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2年版)和外资准入负面清单(2021年版)的具体实施,我国外商投资法律制度改革不断深入,并实现内外资平等对待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然而,从司法实践角度来看,在合同效力认定过程中,裁判文书是否适用以及如何适用负面清单却出现不同的理解和做法。对此,只有立足于负面清单适用实践的类型化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合同生效要件理论,通过对负面清单法律位阶予以合理、准确的定位,明确其在合同认定中的适用策略,推动涉外司法实践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