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数据形态财产权益纠纷裁判方法论

数据形态财产权益既包括独立的数据本身财产权益,也包括知识产权和网络虚拟财产等数字化的“特定财产权”。处理数据行为可能同时侵害数据本身财产权益及数据承载的其他“特定财产权”,并产生民事(请求权)责任竞合。涉数据形态财产权益保护的民事案件在客体属性、权利限制、责任构成要件等法律适用方面兼具共性与差异,可在比较辨析基础上梳理类案审理思路和裁判规则。司法实践中,需要甄别不同数据形态财产权益的特征,界定数据处理行为的性质,准确适用相应的法律规范,平衡权利保护与限制的边界,明确责任竞合时的处理原则,依法保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与市场竞争秩序。

民国时期女性离婚财产权益保护状况探析——以20世纪40年代北平离婚调解档案为中心

1931年5月5日《中华民国民法》“亲属”编施行,它对个人离婚财产权做了细致而专门的规定,和传统时代相比,女性获得了和男性基本相同的离婚财产权,体现了民国时期中国的法律进步。但20世纪40年代北平地区的离婚调解案件也体现出,民法施行后女性离婚财产权益的实际保护程度仍然很低,与传统时代相比变化并不明显。这主要源于三个原因:第一,法律条文仍存在对女性离婚财产权的直接歧视;第二,司法实践中存在对女性离婚财产权的间接歧视;第三,女性面对法律歧视鲜少反抗态度。

宅基地多元盘活利用中农民财产权益的实现路径

盘活利用宅基地有利于闲置土地资源充分利用,激发农村经济活力,增加农民财产权益。宅基地盘活利用方式呈现多元化趋势,相关政策法规强调保护农民权益。农民财产权益能否得到有效保障,是闲置宅基地能否有效盘活的重要影响因素。实践中农民财产权益遭受着各种侵害,包括宅基地价格评估不权威且标准不一、土地增值收益未能落实、土地租金比较僵化等。为此,需要突出农民主体地位,建立科学的价格评估体系,完善农民权益救济途径、推进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等,助力农民财产权益保护。

乡村振兴背景下宅基地财产权益实现的困境及策略研究

宅基地财产权益的实现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城乡人口流动加快了农民群体分化,特别是大量农民进城导致宅基地功能分化,即宅基地财产功能显化。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旨在落实集体所有权和保障农户资格权的前提下,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房使用权,激活宅基地财产价值。但在实践中,宅基地所有权不能买卖、资格权不得转让、使用权流转受限让宅基地财产权益实现陷入“到底能不能流转”的两难困境。因此,探索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有效实现形式,从落实所有权、保障资格权和放活使用权三个方面入手,通过多元化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合作共建经济发达村宅基地、进城落户农民宅基地有偿退出、整村搬迁宅基地“置换”与补偿等差异化策略,能够有效激活宅基地财产价值,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土地财产权益,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

数据财产权益分配困境与方向

在数据交易财产权益分配机制的顶层设计中,数据财产如何定价、在个人和企业之间如何设置合理的分配比例等,成为数据交易平台亟须解决的难题。在大数据时代,数据以其高效的流通属性发挥经济价值,已经成为“第五大生产力”,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战略资产。鼓励数据交易能帮助数据资源不断释放价值潜力,流通作为经济活动的一种基本形态,能够进一步解锁生产要素的潜在价值,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效益的最大化。由这些数据产品和服务所带来的利润,应当合理分配给参与其生产流程的各个主体,而非由任何一方独自占据全部利益。

农村宅基地财产权益流转与“三权分置”实现形式——以广西生态旅游与民宿发展为例

当前农村存在宅基地闲置的焦点问题,而我国宅基地制度改革处于理论探索阶段,资本进入农村宅基地利用领域存有障碍。其中,核心原因为宅基地“三权分置”实现形式,即宅基地使用权的权利架构尚未明晰。基于广西乡村生态旅游资源丰富和经营者对土地的需求,应通过合理制度安排,明确宅基地盘活的用途,赋予弹性的流转期限,彰显宅基地的用益权能,为次级使用权的流转、担保提供物权保障。放活宅基地的财产价值,促进社会资本关注农村闲置宅基地,带动广西生态旅游和民宿发展。

信托协同保障老年人财产权益的制度思考

由于认知和行为能力的渐进式下降,在急剧的社会转型和人口分化过程中,老年人财产权益无法得到充分保障。信托制度具有灵活性与稳定性的优势,且《民法典》《信托法》《慈善法》已为民事信托支援老年人财产权益保障提供了制度基础。我国的信托制度可以引入意定监护制度,以设立监护信托的方式替代监护人的财产管理权,并通过完善遗嘱信托的制度构架和具体内容,确保老年人财产在其生前及生后均得到足够的法律关怀,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财产权益保障需求。

农地财产权益与农民消费:来自就近城乡融合式发展家庭的实证研究

农民消费的合理激发对于整体经济活力的释放具有战略意义,特别是在城乡融合背景下,以农地财产权益为代表的消费动能问题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以就近城乡融合式发展家庭为研究样本,采用工具变量(IV)等实证策略,就农地对家庭消费的影响进行评估。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农地的财产权益显著增加了就近城乡融合式发展家庭的消费水平,并优化了家庭的消费结构;异质性分析发现,农地财产权益对年轻、中高收入、无房贷家庭的消费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进一步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会影响农地的消费效用,有农地家庭参与农地转出可以促进家庭就业结构改善,提高家庭消费。以农地财产权益为视角研究就近城乡融合式发展家庭的消费问题有助于推进以县域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促进县域范围内要素双向流动和城乡融合发展,提高农民消费在整体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数据财产权益的归属判定

现代信息技术推动社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明晰的数据权属是数据经济健康发展的逻辑前提,也是构建数据财产权益法律制度的首要环节,但是我国现行立法未对其作出明确规定,现有学说亦未形成理论共识。数据权属分为两个层次:一为人格权益归属;二为财产权益归属。个人数据保护立法的具体规范和人格权的一般理论表明:在划分个人数据与非个人数据的场合下,(个人)数据的人格权益归属于个人数据所关联的已识别或可识别的自然人。数据的财产权益归属作为当前争议焦点尚无定论,既与数据权属的研究角度不同有关,更与缺乏有力的数据权属分配标准有关。解决该难题的关键在于全面考察财产权益分配的理论基础与实践线索,从理论依据、法制标准和裁判立场三个维度辨析数据权属的配置标准。具体而言,判定数据财产权益归属,在理论依据维度上:需从法哲学层面考量并入理论、投射理论、劳动理论和公约理论的可适用性,明确何者对数据投入了劳动和资本、归属于何者较能满足社会共识;从法人类学层面梳理财产权益分配的社会历史脉络,明确何者需要保障其数据生产积极性以增进社会整体生产力;从法经济学层面分析财产权益分配的经济考量因素,明确何者对出产数据具有激励必要且能有效率利用数据。在法制标准维度上:需从关于物、智力成果、商业秘密和数据库等多种客体的既有法律规范,提炼财产权益分配的立法精神,明确何种数据权属配置更加契合立法的内在规律。在裁判立场维度上:需从域内外典型案例的裁判结果和裁判理由,总结司法机关对数据权属的基本见解,明确何种归属可得映照司法者对数据财产权益归属的实务处断。尽管三个维度视角各异,但经分析验证,三者在不同程度上蕴含一项共性原则——“播种者收获”,均倾向于将数据财产权益分配给合法收集处理数据的主体,该主体可称为合法的数据控制者,即决定数据处理目的与方式之人,实践中包括但不限于运营互联网、物联网和智能制造的企业。

数据权益:新闻财产权益法律保护新思路

新闻对于媒体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是其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财产。新闻财产权益纠纷一直困扰着新闻事业的发展,既有的《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无法提供有效的保护。数字时代,新闻均可以数据形式存在,并且新闻与数据保护的法理基础均在于权益人所付出的劳动投入。由此,便为新闻财产权益的保护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即将新闻视为数据,通过保护数据以实现对新闻财产权益的保护,这样既可以对单纯事实消息提供适当保护,也能对新闻聚合行为进行有效规制,同时可以有效解决智能新闻的权属争议,满足数字时代新闻发展的现实需要。对于具体的新闻数据财产权益规则,可以从权利客体、权利内容和权利限制三方面进行构建。

论刑事涉案财物处置中对第三人财产权益保护

现阶段我国在刑事案件财物处理过程中,大多数案件过于重视对原告与被告人权的保障,而对于第三人财产权益的保护研究上则十分匮乏,因此为了有效缓解刑事案件财物处置与第三人财产权益之间的矛盾问题,需要在严格遵守刑法法律条例的基础上,借鉴司法管理实践的成功经验,完善制度方案设计、建立科学的工作制度。

深化农村改革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

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是加快农业强国建设的根本动力,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是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就做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作出具体安排。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要继续深化农村改革,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

人工智能“创作”认定及其财产权益保护研究——兼评“首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著作权侵权案”

从客观的表现形式观之,人工智能具有“创作”作品的能力属于事实判断。但对于由人工智能“创作”的作品能否受到著作权法的二元保护,存在法律价值判断的诸多争议。由“人格-财产”二元体系建构的著作权,决定了著作权法中关于“创作”的本质要求。明确“创作”的客体独创性和主体创作意图两项认定要件,区分“创作”的自然机理和法律机理,可以判定人工智能的创作机理并非著作权意义上的“创作”。基于人工智能生成成果不享有著作权的裁判结论,必须明确相关权益的法律属性与权能范围。在现有产权保护体系内,阐明此类数据财产保护的正当性以及利益分配的法律解释逻辑。

对失地农民财产权益问题的思考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其失地途径无外乎有两种:一是土地征用;二是"农地的隐性市场化".在这一过程中,农民的上访事件连连不断,诱发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这是因为农民失去的不仅仅是土地,更失去了生活的保障、对未来的希望和千百年来凝聚在土地中的财产权益.在强调依法治国的今天,如何保障失地的财产权益,理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改革研究——基于农民土地财产权益实现的视角

以全国33个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试点地区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分析法构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中农民土地财产权益实现的理论框架,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具体分析改革中农民土地财产权益实现的典型路径和关键影响因素,并探讨典型案例区不同影响因素及其组合的现实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改革中农民土地财产权益的实现路径可归纳为政府引导型、市场主导型和混合型三种代表性类型;(2)实现路径与各试点地区的政府治理能力、乡村产业发展条件及集体经济组织发育水平等紧密联系;(3)土地市场交易平台是农民获得土地财产权益的必要条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确权登记率是最具普遍性的关键影响因素。建议从因地制宜采取差异化路径、注重明晰产权与构建统一交易平台、放活思路促进乡村产业集聚和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制度进行完善,以促进改革的持续深化,更好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农民财产权益受损的形成与应对——基于陕西四县(区)的调研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村发展的"第二次革命",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战略,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城乡一体化的必然途径。大规模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无论采取何种模式都会涉及农民的承包地、宅基地、房屋等一系列财产权益。通过对陕西省新型农村社区发展中有关农民财产权益保护政策和实践层面的检视和反思,客观反映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农民财产权益保护的实际状况,旨在揭示侵害农民财产权益的具体表现形态和制度、社会根源,提出有效防范和遏制各种侵害农民财产权益现象的对策建议,让农民财产权益损害问题走出"运动式发生"和"运动式解决"的怪圈,逐步走向法治化和常态化。

关于城镇化与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益的思考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权益得到切实保障,已成为当务之急。为了在城镇化健康发展中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益,必须思考:(1)赋予农民在集体所有制、集体经济组织中的主体地位,这是农民土地财产权益获得保障的前提条件;(2)赋予按份共有人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中市场主体地位,这是农民土地财产权益获得保障的必要条件;(3)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为导向,以新型城镇化发展中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权益为出发点,修改并实施相关法律、法规,是农民土地财产权益获得保障的根本条件。

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法理基础及离婚妇女财产权益保护

文章阐述我国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的历史演进,检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次婚姻法修订对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标准的不同规定及立法导向,进一步分析现行婚姻法对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标准的家庭共同生活目的论和利益分享推定制法理基础,以及推行家庭共同生活目的论,并完善相关配套制度,诸如,夫妻日常事务代理制、非常法定财产制、夫妻约定财产登记公示制、个人婚前财产婚后自然损耗补偿制、家事审判诉讼制度等。明确界定夫妻共同债务与个人债务,维护妇女权益,避免在离婚诉讼中男方利用虚假债务侵害女方财产权益。

农民财产权益的缺失及其保障

目前我国农民的土地、劳动力、国有资产、收入以及其他资源资产的权益严重缺失。导致这种缺失的原因在于农民财产权界定不够完整和清晰、农民财产非资本化、财产权配置不平等以及分配体制不合理等。保障农民的财产权益需从上述诸方面着手。

契约婚姻视阈下妇女财产权益的法律保护——对《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思考

现代契约的精神来自罗马法,而婚姻本身确实具有契约的外观和某些属性。从法律上看,婚姻可视为平等的异性主体之间就共同生活缔结契约而形成的法律关系。当今我国社会,离婚率不断攀升,且关键问题之一便是财产分割,故婚姻中妇女的财产权益保护已成为值得关注的现实问题。本文从契约婚姻的视角,对婚姻中妇女财产权益的保护进行探讨,通过反思《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有关规定,提出相应的修改建议与对策,为婚姻关系中妇女财产权益的法律保护提供一种理论上的探索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