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研究

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明确财政分权在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等多种数据分析方法,实证考察了财政分权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分权抑制了绿色技术创新。财政科学技术支出和环境规制是财政分权抑制绿色技术创新的主要渠道;在低收入地区,财政分权抑制了绿色技术创新,而在中高收入地区,财政分权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本文为深化我国财政分权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绿色技术创新提供了政策启示。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区域绿色创新效率——基于产业结构优化的中介作用和财政分权的调节作用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是解决环境治理负外部性、推进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重要途径。以2005~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采用系统广义矩模型(GMM)法检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从影响机制来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显著促进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此外,有效的财政分权环境能够正向调节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关系。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与经济绿色转型

依据2009—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考量财政分权对经济绿色转型的影响。结果显示:财政分权促进本地经济绿色转型作用显著,但会阻碍相邻地区经济绿色转型进程。地方政府行为在二者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财政分权主要通过促进地方政府合理竞争、提高地方政府财政科技投入强度促进经济绿色转型,提高财政分权程度会强化地方保护主义行为,但地方保护主义行为对经济绿色转型的影响不显著。

财政分权对城市贸易经济韧性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在中国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增强城市贸易经济韧性显得尤为重要。基于2006—2019年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及空间杜宾模型,探究财政分权对城市贸易经济韧性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财政分权能够显著增强城市贸易经济韧性,科技创新在其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上述结论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空间杜宾效应分析表明,财政分权可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作用于邻近城市贸易经济韧性。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财政分权对城市贸易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存在区位和贸易经济韧性水平差异,在中西部地区及贸易经济韧性水平较低的城市中其作用效果越强。

金融结构优化、财政分权与共同富裕

立足金融结构优化背景,借助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考察金融结构优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结构优化能够赋能共同富裕,且经过内生性与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门槛回归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可正向调节金融结构优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得出,金融结构优化对共同富裕影响呈“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金融结构优化积极效应在不同区域和不同金融发展水平地区存在显著差异。

财政分权、政府创新偏好与环境治理

财政分权是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不仅影响地方政府的支出偏好,而且会对区域生态环境质量产生深刻影响。文章基于31个省份2009-2021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财政分权对地区环境治理的影响效应并深入探讨政府创新偏好在二者关系中的相关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一是在经济与环境的双重考核下,财政分权对环境治理起到积极促进作用。二是财政分权使地方政府具有创新偏好,政府创新偏好在财政分权与环境治理之间起中介作用和正向调节效应。三是财政分权对环境治理的影响效应存在时间和区域异质性。一方面,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逐步由过去的促进效应转为阻碍作用;另一方面,财政分权的环境治理效应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更加显著。为进一步发挥财政分权的环境治理效应,研究认为中央政府应进一步优化对地方政府的多元政绩考核体系,持续优化当前的财政分权体制和完善地方政府有关财政科技支出的绩效评价体系。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创新偏好与区域创新能力

本文基于2007-2021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建立系统GMM模型实证分析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表明:财政分权显著促进区域创新能力,以地方政府创新偏好为中介变量,财政分权能通过促进地方政府创新偏好,进而正向影响区域创新能力。分地区考察发现,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性。在东中部地区,财政分权会显著促进区域创新能力;在西部地区,财政分权与区域创新能力的关系并不显著。

财政分权的碳排放效应:空间溢出与机制检验

立足于“双碳”目标实现的现实需求,在厘清财政分权影响区域碳排放的理论基础上,基于2007—2019年我国30省份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财政分权对区域碳排放的直接效应、空间效应与作用路径。全国层面检验发现,财政分权对本地、邻地碳排放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收入角度指标作用效果大于支出角度。分区域检验发现,中部地区直接效应显著为负、间接效应显著为正,西部地区影响特征与全国层面一致,而东部地区则与之相反。机制检验发现,财政分权在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两个维度均会阻碍产业结构升级,从而间接促进地区碳排放。据此提出强化中央碳排放治理事务的博弈力量、探索推进碳税征收、加强府际合作、优化产业结构等政策建议。

财政分权与经济结构转型——一个产业结构变迁的视角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行为的产业结构变迁模型,理论研究发现,财政分权通过影响财政支出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配置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并进一步影响产业结构变迁,促进产业升级。财政分权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与财政分权水平,以及非农业部门中央政府财政支出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产出弹性有关,经济中可能存在最优的财政分权可以极小化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份额。本文通过省级面板数据模型考察财政分权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我们运用省内县级政府的税收分权指标,以及双重差分方法做了稳健性检验。实证研究发现,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农业部门劳动力份额越低,这说明财政分权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且这一结论是稳健的。

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机制:财政分权与政府干预的视角

数字经济能否成为推动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新引擎值得深入探究。本文运用2011—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财政分权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政府干预在数字经济正向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正向调节效应。将政府干预作为门槛变量进行门槛效应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呈现出边际递增趋势,即随着政府干预程度的加强,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效应逐渐增强。此外,数字经济在不同的空间地理位置和政策环境背景下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东部和中部地区、“宽带中国”战略实施后的影响更为显著。据此,我们应以人工智能等各类数字技术为核心,强化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数字经济相关财税政策,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协同作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财政分权视角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是中国政府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制度创新。本文以2011~2022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探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这一结果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随着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而降低;(3)进一步分析表明,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东部企业和大规模企业中更显著。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主要是通过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本文的研究对于全面建设生态文明、促进企业转型、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财政分权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研究

合理的财政制度安排和财政引导对激发地方活力、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进程进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基于2011—2021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建立计量模型,研究财政分权对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及其通过基础设施水平和市场化水平对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近年来,我国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但增速缓慢且区域间差异较大;财政分权对城乡融合发展总体来看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具有通过抑制基础设施水平提升、引致市场化程度降低从而对城乡融合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的中介效应,这一结果通过稳健性检验;通过异质性检验发现,财政分权对城乡融合发展的负向效应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区,对西部区域城乡融合发展表现为显著正向促进作用。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完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重视城乡基础设施空间布局、破解阻碍城乡融合发展的制度障碍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举措。

“双碳”背景下环境规制政策实施可有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吗?--基于财政分权调节视角

“双碳”政策背景下,地方政府处于污染防治和经济转型的双重压力之中,为顺应全国绿色发展的趋势和主题,各地方政府陆续实施环境规制政策,但规制效果存在差异。本文基于财政分权的研究视角,利用2010年—2022年全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财政分权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间呈“U”型关系,当环境规制程度越过“拐点”时增加环境规制强度可有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2)财政分权对环境规制经济高质量发展激励具有动态效应,当财政分权程度较低时可正向调节其激励效应,当分权程度较高时不利于配合环境规制发挥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增长作用;(3)地区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空间溢出效应,财政分权会影响地区间的竞争,从而在空间上具有调节环境规制的政策实施效果。基于此,环保政策与经济政策应精准把控、区域合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共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财政分权、人力资本与高质量就业

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本文选取2005—2021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基于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财政分权、人力资本与高质量就业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对就业质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经过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地区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对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比东、中部地区更加明显。传导机制分析发现,财政分权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进而促进高质量就业水平的提升。人力资本在财政分权对高质量就业作用的关系中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财政分权对就业质量的作用呈现边际效应递增的规律。因此,我国应当进一步完善财政分权制度,实行多元化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多渠道提升地区人力资本水平,从而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

财政分权影响地方政府债务支出效率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5—2022年省级面板数据,探讨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支出效率的影响,利用三阶段DEA模型测算发现,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支出效率仅部分省份处于有效状态,政府债务支出效率水平有待提升。进一步实证分析表明:财政分权可以提高地方政府债务支出效率,且可以通过地方政府竞争这一传导机制实现,但财政压力通过调节效应会削弱财政分权的积极影响。为提升政府债务支出效率,须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努力实现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相匹配,缓解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压力;建立政府间协调机制,引导政府间有序竞争;完善政府债务监督机制。

行政分权、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来自县级证据

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的经济成就,现有文献主要围绕财政分权展开。除了财政分权,我国央地关系的调整也包括管理权下放,即行政分权。虽然改革开放后已积累了非常多行政分权实践,但致力于检验其作用的研究并不丰富。本文试图在一个统一框架下检验两种分权方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基于2000—2010年间“扩权强县”改革样本并采用空间配比和双重差分方法,我们发现“扩权强县”改革能够显著促进县域经济增长。具体而言,在整个改革期间行政分权可以解释当地实际GDP增长的3%~5%。就作用机制来说,行政分权主要是通过扩大地方基本建设支出及提高财政支出效率来实现对经济的推动作用。

财政分权、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共同富裕

聚焦中国式分权情境,财政分权与共同富裕的关系成为研究热点。文章立足于2012—2021年中国34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探讨财政分权、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共同富裕之间的作用关系。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公共服务均等化均有助于促进共同富裕,且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财政分权与共同富裕的关系受公共服务均等化影响,在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较高的条件下,该影响越发明显;在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约束下,财政分权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呈现“U”型特征;财政分权、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共同富裕的积极作用具有区域、城市规模异质性,且在中西部地区、特大城市更为突出。

财政分权、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与粮食生产

财政分权作为调控地方资源配置的重要制度安排和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对治理成效的影响日益凸显,对地方粮食生产的作用不可忽视。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基于2004—2020年中国31个省份(不含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财政分权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并分析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对上述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财政分权显著削弱了粮食生产;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对财政分权与粮食生产之间的调节关系存在区域异质性,有效抑制了财政分权对粮食主产区、中部和西部地区粮食生产的削弱,但加剧了财政分权对非主产区和东部地区粮食生产的削弱。为稳定各地粮食生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出三方面政策建议:一是优化财政分权制度,加强地方支粮财政支出;二是优化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内容,提高地方粮食生产;三是加大地方考核中粮食安全权重,提高地方抓粮积极性。

财政分权、金融分权与区域金融风险

通过熵值法构建区域金融风险指数,采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财政分权、金融分权以及二者的协同作用对区域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与金融分权均会抬升区域金融风险,且金融分权的影响更大;财政分权与金融分权具有协同效应,使区域金融风险进一步上升;财政分权、金融分权对区域金融风险的影响因区域、地方债务规模和分权匹配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为此,提出提高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的匹配度、降低金融分权程度并促使地方政府金融权利和义务相对应、合理控制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等对策建议。

财政分权与县域基础教育发展——来自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的证据

省直管县财政改革是一项重要的财政分权改革,对县域基础教育发展可能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通过一个稳健的因果识别方法,发现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对基础教育办学条件具有显著的改善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不同改革批次的作用差异较大,但大多数地区推行的改革均有助于县域基础教育的发展;政策在中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及人口规模较大的地区展现了较显著的正面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改革主要通过提高教师数量而非学生数量来改善基础教育质量。改革后,县域财政支出呈现出扩张趋势,这一改变解释了辖区内教师资源配置的变化。进一步讨论发现,改革通过促进学校、培训机构等教育相关组织的发展,使得地区教师数量实现了明显的增长。为进一步完善财政管理体制,促进县域教育高质量发展,本文从事权财权匹配、区域异质性政策及支出优化等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