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学视角下贪污贿赂犯罪原因研究

贪污贿赂犯罪的治理不能只停留在传统的重刑高压上,而是应当深入探索犯罪原因,从源头上进行遏制与防治。从犯罪学的视角来看,贪污贿赂犯罪是社会因素与个体心理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根据失范理论与相对剥夺理论,行为人在与参照群体的比较中感受到相对剥夺,在目标和手段的不和谐中产生紧张情绪,最终在贪污贿赂犯罪中发泄自己的敌意。根据社会交往理论,行为人在与亲密群体的交往中学会了贪污贿赂行为,在周围环境的刺激中着手实施了犯罪,在外部、替代与自我的不断强化中将犯罪行为持续下去。根据理性选择理论与日常活动理论,行为人在日常活动中能够发现适宜且缺乏保卫的目标,在金钱至上价值观、群体压力及家庭因素的影响下逐渐产生了犯罪动机,通过对犯罪所得和损失的理性衡量,行为人作出实施贪污贿赂犯罪的决策。

预防贪污贿赂犯罪的战略思考

1989年8月18日,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在贯彻“两高”《通告》期间,顺应反贪污贿赂斗争深入发展的需要,在中华大地上率先成立了反贪污贿赂工作局。反贪污贿赂工作局的成立,被社会舆论称之为反贪的“一把利剑”。而这把利剑最闪光之处,笔者认为就是其运作结构是集举报、侦查、预防于一身,配套成龙,联体运转;具体的工作方针是加强举报,强化侦查,拓展预防;实行举报、侦查、预防三管齐下,打击、保护、服务有机结合。两年多来全国各地反贪污贿赂工作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有目共睹。但是,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贪污贿赂这个人人痛恶的寄生毒瘤,由于存在着其滋生的肥壤沃土,始终绵绵不绝,因而只能逐步防治,很难立即根除。因此,从全局和长期的观点看,预防与打击具有同等的重要意义。本文仅从检察机关角度,就预防贪污贿赂犯罪的长远对策,谈谈自己的一管之见,以期与政法界同行共同切磋。

检察机关办理贪污贿赂案中的反洗钱研究——以323份洗钱罪判决为分析样本

贪污贿赂犯罪作为洗钱犯罪七类上游犯罪之一,行为人采取系列手段掩饰、隐瞒贪污贿赂犯罪所得来源和性质,对金融管理秩序造成侵害。通过搜索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近年来323份洗钱罪刑事判决,从中分析监察体制改革后以贪污贿赂犯罪为上游犯罪的洗钱罪裁判情况,发现司法实践中对此类洗钱犯罪打击存在的适用法律困境,结合洗钱罪修订背景,针对司法机关办理贪污贿赂犯罪如何有效精准打击洗钱犯罪提出建议。

贪污贿赂犯罪人特征实证研究

贪污贿赂犯罪人在外部身份和主观心理方面具有独特的、不同于其他犯罪人的特征。外部身份特征为年龄因素普遍影响职权的获得、教育因素的社会分层功能影响犯罪的类型、女性的贪污贿赂犯罪不容忽视、主体的身份与政策的倾向密不可分、国家权力层级上的贪污贿赂犯罪人有所增加。主观心理特征为罪责感丧失、信仰缺失、自我认知偏差、自律缺乏。绝对权利、腐败群体亚文化、家庭因素和低收入水平影响贪污贿赂犯罪人主观心理特征的形成。在防治上需要从多个层面推进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

贪污贿赂犯罪认罪认罚:困境及其破解

当前贪污贿赂犯罪认罪认罚存在适用比例低、律师辩护作用小、上诉率高而改判率低等问题,其原因主要在于“两法”对认罪认罚规定不统一、检察机关主导作用受限、自愿性保障不足、控辩协商缺失、法院审查形式化等。建议统一适用标准,实现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认罪认罚从宽的有效衔接;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主导作用,加强对监察调查权的制约;保障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合法性;完善刑事辩护制度,强化控辩协商;坚持以审判为中心,充分保障被告人的上诉权,以期破解贪污贿赂犯罪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难题。

贪污贿赂案件翻供翻证的侦查对策

近年来,翻供翻证现象有着愈演愈烈之势,已成为当前查办贪污贿赂案件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难题。为了从源头、根本上防止犯罪嫌疑人、证人翻供翻证,在侦查阶段就应加强防范意识,采取有效对策,这对确保整个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具有重大意义。本文在对贪污贿赂案件翻供翻证的表现形式、发生阶段、成因和特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浅见。

试论贪污贿赂对社会伦理道德的影响

试论贪污贿赂对社会伦理道德的影响殷正坤以贪污受贿为突出表现的腐败行为作为一种现实存在的社会现象，不仅使国家、企业受到严重经济损失，使政府在公众中的形象受到极大破坏，而且会对社会的道德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社会心理等产生广泛的消极影响。贪污贿赂本身就是一...

浅析当前贪污贿赂犯罪的特点及对策

腐败即非规范、而运用公共权利以谋求私人利益的现象,是权力腐败变质的表现,是一种公共丑恶现象,严重危害社会风气,阻碍经济发展,危及政权稳定。联合国“社会防卫”项目主任威廉·克里福指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危害最大的不是一般犯罪,而是腐化,腐化是破坏现代化成果最致命的力量,腐化使发展计划在执行中畸变,严重阻碍计划的执行。”近年来,贪污贿赂犯罪案件数量不断上升,屡禁不止,传统的贪污贿赂犯罪的概念和范畴已经发生了变化。

我国的反贪污贿赂与群众参与

我国的反贪污贿赂与群众参与周柏森贪污贿赂行为作为一种社会腐败现象，普通存在于古今中外各不同性质的社会之中，给各个国家和民族都带来了巨大灾难。因此，反贪污贿赂成为世界性的研究课题。当前，中国正处在体制转型时期，调整市场经济的法制不够健全，管理秩序欠规范...

遏止贪污贿赂犯罪重在预防

遏止贪污贿赂犯罪重在预防张品华贪污贿赂犯罪，是个人欲望恶性膨胀的结果，是权力异化的产物，是一种严重的腐败现象。这种腐败现象存在于古今中外，既非发展中国家所独有，也和贫富差别无关。腐败与反腐败，已是一个国际性问题，无论实行什么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都面临...

完善反贪污贿赂机制的几点思考

一、当前贪污贿赂腐败现象的主要特点 从检察机关查处的贪污贿赂犯罪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一些机关干部进行权钱交易,以权谋私。少数党政机关领导干部把权力商品化,把市场经济奉行的等价交换原则引入党的生活和国家机关政务活动中,搞权钱交易,以权谋私。如原河南省汝州市市长徐中和利用职务之便,收受索取他人财物共计47.5万元,贪污公款1万元。原海南省计划厅厅长姜巍利用职务之便利受贿12万多元,美金1000元。

贪污贿赂案件侦查地域管辖制度的构建

侦查地域管辖是指在侦查职能管辖的基础上,由何地的侦查机关行使管辖权的职权划分。侦查地域管辖既不同于审判地域管辖,也不同于以该地域为基础的侦查级别管辖。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对侦查地域管辖作出明确规定。实践中套用审判地域管辖或由侦查机关将"犯罪地"与"职能管辖"相结合来确定侦查地域管辖权的做法,既不科学也不合理。建议以公正、效率为原则,为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建立侦查管辖决定权与实际侦查权分离,侦查管辖决定权上移的侦查地域管辖制度。

贪污贿赂犯罪的数额问题研究

刑法规定的数额标准与司法实践不相适应的问题、影响刑罚轻重的数额等级划分不合理的问题及犯罪的数额起点问题是困扰我国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的重大问题之一,我国贪污贿赂犯罪的数额起点应当进一步降低乃至取消而不是提高。贪污贿赂犯罪刑罚的数额等级应当进一步细分,情节规定应当具体化。贪污贿赂犯罪的数额法定是十分必要的,不能因为与司法实践脱节而否认其合理性。完善我国现行刑法贪污贿赂犯罪应当沿着数字化、具体化方向发展,凡是可以量化的一定要量化,基于我国的国情需要最大限度地减少模糊性、不确定性。

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贪污贿赂犯罪立法解释适用问题研究

村民委员会、村党组织、村经济组织的成员和村小组长、村民委员会下设各委员会委员等在农村基层组织中担任一定的职务、履行一定的职责的人都是"村民委员会等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其构成贪污贿赂犯罪必然发生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过程中,具有时间性。而对如何认定协助行政管理行为的完成,论文提供了一种路径,即假设不存在村基层组织的协助管理行为,由人民政府直接完成现实中由村基层组织协助完成的行政管理工作,那么在假设条件下,认定人民政府某些具体行政管理工作完成所采用的标准,应适用于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管理工作完成的认定。

贪污贿赂案件翻供翻证及侦查对策研究

近年来,贪污贿赂案件翻供翻证现象有着愈演愈烈之势,已成为当前查办职务犯罪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为了从根本上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翻供翻证,在侦查阶段就要加强防范意识,采取有效对策,这对确保整个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在分析贪污贿赂案件翻供翻证的表现形式、发生环节、特点和成因的基础上,提出了侦查阶段应采取的对策。

审计证据在贪污贿赂案件中的司法运用

审计证据具备诉讼证据的本质属性,审计证据对于查处腐败犯罪案件能体现其专业性。在贪污贿赂案件中运用审计证据,可以为腐败案件的侦查提供犯罪线索,从而提高办案效率和节省诉讼成本。目前,审计证据在查处贪污贿赂案件的司法运用上面临着诸多难题,如审计证据在司法认定上受到限制、审计取证过程中存在不足之处等,导致审计移送处理案件的诉讼进程迟缓、审计成果浪费。司法运用审计证据时,不仅需要关注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关系,还要加强审计机关和司法机关的沟通与交流。

贪污贿赂犯罪刑法修正的得与失

作为现阶段从严惩治腐败政治诉求的刑法回应,《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贿赂犯罪的立法作了重要修改,许多修改内容均值得肯定。但其总体上并没有破除贪污受贿立法本来存在的结构性积弊,重新编织的贪污受贿刑事法网以及调整的惩治力度,不但没有提升刑法对贪污贿赂犯罪的规制能力,反而是"名严实宽",难以满足反腐败刑法供给的需要。理论上进一步评估和探讨此次刑法对贪污贿赂犯罪修正的得与失,可以为全面修正贪污贿赂犯罪的刑法规定作理论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