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体两面——新自由主义和新帝国主义的内在联系

新自由主义和新帝国主义都是描述当代资本主义的关键词,它们共同塑造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国家形式和社会秩序,构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体两面。新自由主义和新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经过了一个从理论上相互矛盾到实践中相互融合的变化过程。推动二者密切联系的原因既有解决资本主义积累矛盾的现实需要,又有推动金融垄断资本向国际金融垄断资本转化的内在要求。当然,也离不开新的抵抗力量和反全球化运动兴起的反向促成。探究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原因,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新特征,深化对资本主义的规律性认识。

数字资本主义交往异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资本逻辑与数字技术的联合进一步激化了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主体间交往的异化问题,呈现出交往主体虚拟化、交往形式碎片化以及交往关系表象化等新表现。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主体间的交往过程纳入资本增殖过程的现实后果,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被数据与数据之间的交往所掩盖,人在资本的宰制下进一步被工具化。对此,数字社会主义构建的数据“共享原则”为破除数字资本主义交往异化提供了一种理想范式,但其在实践层面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局限性。因此,我们仍然需要回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探寻破除资本统治、维护数字技术良性发展、解决数字资本主义交往异化的根本性法则。

资本主义的食人本性批判与未来社会主义的构想——《食人资本主义》的思想阐释

《食人资本主义》从种族掠夺、社会护理赤字、蚕食自然、民主危机等四个方面批判了资本主义的食人本性,认为其他种族、社会护理、自然、民主是资本主义持续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如果肆意吞噬这些条件,资本主义就会出现生存危机。《食人资本主义》还对未来社会主义进行了一些建设性的思考,提出了未来社会主义要重建或修复经济体系与非经济体系的关系、民主且公平地分配社会剩余价值、压缩市场的作用范围等构想。这些建设性的思考,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一定启示,即要坚持以人民至上超越资本至上、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发展全过程民主。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亲和与分离——韦伯视域下的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分析

韦伯在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分析中,流露出对现代社会发展前景的担忧。韦伯认为,宗教理性对盈利欲的束缚与自制,同时也是一个伦理对经济的规定,如果失去了这一伦理原则,就会激化社会的内部矛盾。宗教理性对贪欲的束缚与自制,同时也是一个伦理对经济的规定,如果失去了这一伦理原则,就会激化社会的内部矛盾。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脱离了宗教理性对盈利欲的束缚与自制,继而导致了现代社会的分裂与人的异化。对这一社会问题的解决,可分为两条基本思路:一是韦伯、托尼等人的集体主义方案,二是彼得·辛格、温特等人的个人主义方案。本文以前者为基本立场,从分析资本主义精神的概念出发,论述新教理性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以及这一危机的可能原因和解决出路。In his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capitalism, Weber reveals his concern for the future of modern society. Weber argued that religious rationality’s restraint and self-control over the desire for profit was also an ethical restriction for the economy. The loss of this ethical principle would exacerbate internal social tensions. In his view,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had already detached from the restraint and self-control of religious rationality over the desire for profit, which subsequently led to the fragmentation of modern society and the alienation of individuals. The resolution of this social issue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basic approaches: one is the collectivist approach advocated by Weber and Tonny, and the other is the individualist approach proposed by Peter Singer and Winter. This article takes the former as its basic stance, starting from an analysis of the concept of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discussing the role of Protestant rationali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as well as the possible causes of this crisis and the way out for its solution.

从视觉中心主义到审美资本主义——以抖音为例的短视频文化解读

以短视频为代表的图像文化已进入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图像无处不在。短视频成为我们生活中“物”的一种类型,视觉文化不只是沟通和反映我们的生活世界,也是在创造世界。从短视频对当今社会全方位的影响程度看,它充分体现了“视觉中心主义”或“视界政体”特征。短视频系统构建了“全景敞视视界”体系,以统计学的方法形成了“全景敞视监狱”式的监视模式,并以“投其所好”的推送方式实现对观看者的无形规训;人们的窥视本能与短视频的“审美诱惑”相结合,以审美的名义实现资本利益的获取,实为一种审美资本主义。

数字资本主义技术代码视域下功绩主体的自我剥削与自由悖论

数字技术作为数字资本主义的重要基点,既承载了数字生产力的纯粹要素方面,也维持和重塑着数字生产关系。数字资本主义的技术代码表征了数字技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技术需求与社会需求的内聚统一,形塑了数字资本主义下崭新的功绩社会。功绩社会下,驯化主体被功绩主体所代替,功绩主体将传统的否定禁止和他者剥削翻转为肯定示好和自我剥削,自我剥削打着自我发展、自我实现、自我优化和自我完善的幌子,实际却是自我征服、自我促逼、自我耗散和自我毁灭,由此呈现出自由的功绩主体不自由的悖论景象。对此,我们需要求教和回归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技术批判的原则方法,透视和掌握数字资本主义的技术代码和技术本质,识破功绩主体自我剥削的不自由真相,分析其深层本质和致因逻辑,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一种真正自由的可能的未来方向。

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技术异化

进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技术与资本最大限度的联袂合谋将人们推入数字化生存境地,数字技术最广程度地渗透和浸润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最大程度地改变了人们的劳动过程、消费模式和交往范式。资本对技术的调用和技术与资本的合谋催生了技术的晦暗面和技术异化,造成了劳动过程的剥削循环、消费需求的虚假过溢和社会交往的虚拟泛化,将人类社会置于技术依赖和数字化生存的困境。消解技术异化和超拔技术生存困境,需要深刻检审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技术异化现象,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拆解和打破资本对技术的调用以及技术与资本的联姻,重塑自由劳动过程、归正消费需求取向和复归社会交往真谛,从而使技术朝向为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方向服务。

论资本主义文明的现代性困境

资本主义文明在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进程中衍生出自身无法克服的现代性问题,具体呈现为经济、政治、文化三重发展困境。资本主义文明是资本逻辑不断增殖与反噬自身的历史,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导致了人在微观领域的劳动异化和宏观层面的生存异化的经济困境。资本主义文明所宣扬的自由与平等是对市民社会现代性诉求的抽象表达,其囿于政治解放的维度而沦为虚假的意识形态,陷入自由平等的形式与实质断裂的政治困境。资本主义文明的精神困境则集中表现为理性的自我矛盾,理性作为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的精神内核却在资本逻辑主导下异化为操纵人的工具理性而必然走向虚无主义的深渊。

“算法革命”视角下的数字资本主义及其基本矛盾研究

算法技术和算法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各环节的全面渗透,使得在技术层面出现生产过程数字化、经济活动数据化和经济运行算法化等新逻辑,在制度层面出现数字监视、数字平台、数字霸权等新样态,从而推动资本主义进入了新阶段——数字资本主义。由算法技术革命和算法制度革命构成的“算法革命”,对数字资本主义具有阶段性强化作用,但这是以掩盖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并将其向全球范围内转移为代价和条件的。从长期来看,“算法革命”并不能解决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不可调和的基本矛盾,反而会使这一基本矛盾进一步深化和激化,最终不断靠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能容纳的数字生产力边界。

经济绿色发展对资本主义“自然悖论”的超越

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资本主义大工业将科学和自然力运用到生产过程中,促进了生产力的进步与技术的提升。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以价值增殖为根本目的,其最终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和生态环境受到污染和破坏的根源,因此造成了不可避免的“自然悖论”。资本本性的剥削性和无限扩张特征,促使其对生态环境无止境地滥用与掠夺,资本主义再生产在充分利用生态环境的过程中造成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物质变换断裂”,产生了各种“城市病”和“文明病”。不同于资本主义“竭泽而渔”式的发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经济发展方面始终坚持走绿色发展道路,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强调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面对资本主义的“自然悖论”及其造成的“文明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绿色发展理念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制度性基础,促进了环境正义与社会正义的相互融合,在未来社会的绿色变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共同性”生产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以哈特和奈格里为例

奈格里与世长辞是当代西方左翼力量的重大损失,他与哈特关于以重塑“共同性”实现当代共产主义复兴的思想余韵,仍在西方世界回荡。他们以当代数字资本主义劳动方式变化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带来的影响为问题意识,以“共同性”生产为核心概念,建构了一条从理论和观念形态通向共产主义的新路径。即便他们更多将问题停留在意识和观念层面,缺乏对新变化和新状况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分析使其具有软弱性,但他们对“共同性”的关注仍开启了时代性的新话题。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思考哈特和奈格里开启的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共同性”的研究,从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层面把握“共同性”之于当代共产主义现实运动的新意义,是当代值得研究的新问题。

《资本主义现实主义》:马克·费舍的文化批评选题指南

《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出版之后,意外地获得了巨大成功,马克·费舍也由此成为文化批评的又一个代表性人物。但费舍的成功与其梗图的流行又包含着被“误读”的阴影,这也彰显了当前时代的核心文化逻辑:二创才是作品,原作只是素材。尽管费舍在书中明确解释了资本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概念,也提出了应对困境的相应策略,但这本书并不是框架清晰的资本主义批判论纲,更适合被看作来自费舍的文化批评选题指南。在费舍看来,只有从无数微小的此刻出发,才能面对沉重的未来,而他将始终在K-PUNK等待着与我们会合。

平台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审视——以资本主义经济的“反生态性”为线索

平台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数字平台时代出场,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经济于资本增殖中无度盘剥自然的基本逻辑,表明资本主义经济的反生态性持续在场。在延续资本主义经济的反生态性的同时,平台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由于先进数字平台的技术加持,在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之中,进一步造成自然资源消耗加快、生态环境污染加深以及生态系统恢复能力的退化,必然使得资本主义生态问题加剧。资本既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限制,也是生态问题的罪魁祸首。在数字平台时代,只有超越资本增殖逻辑,促进数字平台的社会主义应用,推动构建社会主义平台经济,方能推进生态文明实现的历史进程。

“洪堡精神”与“学术资本主义”的冲突与融合--基于办学宗旨、制度和能力的解析

“洪堡精神”与“学术资本主义”是关于科学研究、产业参与的互斥观点。然而,随着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两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改变。研究对中、东部地区39所研究型高校、一般本科院校、职业院校进行了调研,检验“洪堡精神”与“学术资本主义”的悖论关系,结果表明两者在办学宗旨和制度层面存在冲突,在能力层面却逐步走向融合,在此基础上建议,高校应从观念转变、制度重构和产业参与能力培养三个方面入手理顺两者关系。此外,高校管理部门应依据不同高校的办学宗旨设计差异化的考核体系。

“前台”与“背景”的制度性分离——论南希·弗雷泽对资本主义危机的结构性阐释

南希·弗雷泽立足于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前台”与“非经济背景”关系的全面分析,挖掘出资本主义在结构上存在着生产与再生产、人类与自然、经济与政治、剥削与征用的四重分离。这些分离形成了一种被制度化的社会秩序,构成了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同时,“前台”与“背景”的分离关系不是偶然的、给定的,而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积累体制的变化而历史性地生成的,这使得经济与非经济要素间的边界愈发难以界定,因而对边界的捍卫或挑战成为当代社会斗争的主要内容。为此,弗雷泽使用“边界斗争”的概念,提出有关边界划分的规范性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对21世纪社会主义的图景进行扩大的想象。弗雷泽兼顾阶级与地位、再分配与承认、文化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危机批判方法,是对传统批判理论宏大叙事的复兴。

数字资本主义场域的“情感”迷思与批判

西方哲学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理性主义长期占据主导地位。19世纪下半叶,晚期资本主义向新自由主义演进,放纵、激情等情感因素逐渐挣脱理性束缚,迎来“逻各斯”向“爱洛斯”的转化。伴随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虚拟—现实产生情感链接,情感表达的时空场域进一步拓宽。然而,数字技术操持下,情感不仅被资本遴选、粉饰、建构,蜕化为因私欲而生产、流通于赛博空间的“新型商品”,还脱离“现实肉体”,嬗变为寄居数字空壳的“符号代码”。原本真实丰富的情感空间,弥漫无数资本的狡黠算计,充斥丧失底线的相互窥探,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渐趋疏离抑或成为“虚假亲密”。辩证审思“数字”“资本”联袂下的“情感”之困,对于理解情感异化现象、探寻情感解放之路具有学术意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待资本主义国家的策略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待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持有不同的策略思想,并且在实践过程中会产生务实性的转变。如,马克思针对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提出了不同的策略思想:他主张以革命暴力打碎拥有强大官僚军事力量的法国资本主义国家机器;他主张以和平赎买的方式夺取和掌握英国资本主义国家政权以及资本家的财产;他赞扬南北战争时期的美国资本主义国家以及美国总统。列宁对待资本主义国家的策略思想在革命与建设过程中发生了务实性转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列宁对待资本主义国家的策略思想从掀起国内战争将其“统统打倒”转变为无产阶级国家认可资本主义国家并有条件地同它“和平”相处;从苏俄国内战争时期到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对待资本主义国家的策略思想由“打退”其对苏俄的“进攻”转向苏俄应寻求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常的经济贸易关系。马克思、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待资本主义国家的策略思想,对当前中国的实践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列宁与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论的“具体化”——基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文本讨论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一直是西方左翼解读《资本论》的流行语法。然而,他们通常忽视了“从抽象到具体”过程的“开端”问题。马克思在以英国为个案的《资本论》的“原始积累”章节中所处理的,正是这个理论任务。回顾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的讨论,完成了马克思关于考察俄国资本主义以补证《资本论》证据的愿望,丰富了“从具体到抽象”的开端问题。列宁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客观必然性、农民的解体与小生产者的破产是其发展的必然环节,以及俄国不是因为没有国外市场而无法实现额外价值等方面,论证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的必然性与资本主义发展最终被社会主义替代的一致性,实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论的“具体化”。

劳动与资本:相遇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兼论《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中的资本逻辑批判

德勒兹和伽塔里《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的理论批判所指并非当代精神分析思潮,而是1970年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金融化语境下的资本逻辑。德勒兹、伽塔里将资本的金融化视为资本血缘式而非姻亲式的增殖,是资本主义机器的真正开启。由此,马克思有关资本逻辑批判中资本与劳动的对峙性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阿尔都塞的“相遇的哲学”所开启的有关资本原始积累如何可能的叙事需要重新被思考:“属人性”的劳动与“非人性”的资本呈现出不可相遇的异质性;而资本的金融化发展让劳动与资本最终成为货币之流的不同存在样态,又赋予了两者相遇的全部可能性。德勒兹、伽塔里对这一“相遇哲学”的讨论路径彰显的是他们对资本在金融化语境下资本逻辑的描述性批判。这一批判内涵的非辩证的肯定性批判扬弃了辩证的否定性批判,最终让这一批判带上了犬儒主义色彩。

三十年代经济危机与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兼论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节”

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它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间充满了曲折、坎坷。经济危机就是困扰资本主义发展的重大障碍。资本主义进入20世纪以后,经济危机不断发生,然而迄今最严重的一次是1929年至1933年爆发的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危机。这次危机使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到了崩溃的边缘,资本主义制度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面临总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