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外逃问题宏观决定模型分析

资本外逃通常被认为有害于一国经济增长,尤其当资本外逃规模显著并连续长时间的时候。本文对1985-2002年的资本外逃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区别于以往的分析结果,本文认为:经济性因素和制度性因素在解释不同时期的资本外逃中,解释力度有所不同;同时, 本文新增变量:产权、国内信贷、FDI、腐败较好地解释了我国的资本外逃。

呈现稳步增势——对中国资本外逃测算的比较与评论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于资本 外逃问题逐步重视起来,不少学者着手对资本外逃的规模进行测算。因为采用的测算方法不同,对于资本外逃的界定和把握不同,同时对于数据的取舍也存在差异,因而中国学术界对于资本外逃的测算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当前,国际通行的测算资本外逃规模的方法主要包括直接测算方法、间接测算方法和混合测算方法。

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资本外逃

中国资本外逃已经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而这是在我国实行外汇管制和政府有关部门的严格监管下出现的,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实现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监管的难度将越来越大。在进一步强化资本跨国流动的监管的同时,还要采取措施消除资本外逃的动机,否则难以真正控制资本外逃。

简析中国的资本外逃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逐步融入全球经济中,中国的资本外逃问题也随着中国经济的开放和市场化进程加快而日趋严重,有资料表明中国目前已是世界上第四大资本外逃国。资本外逃不同于资本流出,它作为一种地下经济活动而具有自己独特的规律。中国日趋严重的资本外逃已是防碍我们宏观经济运行的一个毒瘤,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因而资本外逃已成为当前理论界讨论的热点问题。 一、资本外逃概念的界定 资本外逃作为一种世界性的经济现象,得到了各国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因其涵盖范围广泛、影响因素众多而出现许多不同的定义。目前国际上关于资本外逃（CapitalFlight）的定义有以下几种:金德伯格（kindleberger,1937）将资本外逃定义为“由恐惧和疑虑推动的、非正常的资本逃离”;卡廷顿（Cuddington,1985）的“

中国资本外逃决定因素的动态计量经济分析

从分析与资本外逃相关的时间序列开始 ,依据现代动态计量学的理论方法 ,构建了一个关于资本外逃与其决定因素的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 (ARDL) ,得出资本外逃与其决定因素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系数和短期变动的误差修正模型 (ECM )。结果表明 :驱动中国资本外逃的主要经济因素为财政赤字增加、政治金融风险和汇率高估 ,内外资差别待遇是产生资本外逃的重要制度因素。

资本外逃分析——兼论中国资本外逃现象

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前,中国的资本进出状况几乎从来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担忧,因为中国作为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给人的印象是那么令人乐观: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保持高速增长,经常项目顺差规模庞大,外汇储备直线上升。但是到1998年为止。

中国资本外逃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

本文采用OLS方法对中国资本外逃规模不同估计下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 ,结果表明 :不同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中国的资本外逃具有非经济衰退驱动特点 ,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长也没有起到抑制资本外逃的作用 ,中国资本外逃的主要驱动因素是外债增加、本币高估以及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 ,此外 ,还有许多难以量化的因素驱动了中国的资本外逃。

中国资本外逃规模的重新估算:1982—2004

本文首先对资本外逃的定义和估算方法进行讨论,然后用经过贸易信贷和进出口伪报调整的卡丁顿法和调整的世行法来估算我国短期资本外逃额和资本外逃总额,其中使用我国经香港的转口贸易调整进出口伪报。估算结果表明,以往估算进出口贸易伪报对转口贸易的处理存在较大的缺陷;我国短期资本外逃占资本外逃总额的很大一部分,1994年以后出口低报是我国资本外逃的主要渠道。

中国资本外逃的规模测算和因素分析

本文在综合了大量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首先定义了资本外逃的概念。在此基础上运用直接法和间接法对中国1991—2000年间的资本外逃规模进行了测算。测算结果表明,90年代我国资本外逃的绝对数量和增长速度都很惊人,在1998年我国资本外逃数量达到峰值。然后我们从计量角度讨论了影响资本外逃的因素,回归结果表明在影响资本外逃的诸多因素中,外债余额和股市波动率的推动作用比较显著。

资本外逃与金融稳定:基于中国的实证检验

关于资本外逃的经济金融效应问题,近20年来一直是经济学家们关注的焦点之一。资本外逃损害金融稳定吗?文章在借鉴国内外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编制了4个衡量中国金融稳健性的指数,并用最小二乘法分析了资本外逃对中国金融稳健性的影响。文章研究发现,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资本外逃对金融稳定构成显著的威胁,即使考虑经济基本面这一控制变量之后,资本外逃对金融稳定状况也有显著的不利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有一定的时滞效应。

新兴经济体资本外逃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选取1981~2015年62个新兴经济体作为样本,测算资本外逃规模,并基于所测算的资本外逃数据建立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发现,本币币值变动率、政府公共债务、本国存款利率、政治风险因素对新兴经济体资本外逃影响显著。考虑到资本外逃具有一定惯性,为增强结果的可靠性,使用动态模型进行验证,其中动态面板模型选用两步系统GMM法进行回归分析,发现两种方法的分析结果具有一致性。并据此结果为新兴经济体提出政策建议,以防范资本集中大规模外逃,促进经济稳定增长。

论我国的资本外逃问题及对策

日益严重的资本外逃问题已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从资产组合理论的角度看 ,追逐利益 ,避免风险是中国资本外逃问题的成因 ,资本外逃削弱了中国国内建设的物质基础 ,影响了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定 ,严重的资本外逃还会引发金融危机 ,降低国家的信用等级。防范和控制资本外逃问题应在法律上明确对私营企业的产权保护 ,加强反腐力度 ,加大对走私贩私等速法行为的打击。同时应加强和完善对金融资本帐户的管制 ,创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 ,建立统一高效的金融市场。

制度约束与中国的资本外逃：1982--2006

作为一种特殊的具有隐蔽性的资本流动,资本外逃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安全有着负面的影响。为此首先提出一个制度性逃逸假说:资本外逃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母国制度环境的一种反应。即在制度约束的条件下,为了获得收益和保障安全,行为人有足够的动因将资本转移到国外。再利用中国1982—2006年资本外逃的数据对此假说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内外资差别待遇、腐败、产权保护、资本管制、市场化、政治和国际金融风险等制度因素对于我国资本外逃规模有着显著的影响。因此,改善制度环境是抑制我国资本外逃的关键。

腐败、腐败治理与资本外逃关系的博弈分析

本文建立了一个多节点信息集的不完美动态博弈模型 ,分析了国内合法资本拥有者与非法资本拥有者在政府治理腐败不同力度下的均衡投资策略。分析结果表明 ,在资本市场开放与财政支出刚性条件下 ,当因腐败而使非法资本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时 ,对腐败进行严厉打击会引致国内非法资本连同合法资本的资本外逃均衡 ,最后 ,提出了抑制资本外逃的政策启示。

资本外逃测量方法再探讨:以亚洲国家为例

从外债、进出口伪报等方面改进了广泛用于估计资本外逃的差额法,测算了9个亚洲经济体1980-2007年间资本外逃的规模,针对文献中普遍使用资本外逃所占GDP的比重测度资本外逃规模的做法,认为资本外逃首先造成金融资源的流失,以资本外逃占金融资源(以货币供给量表示)的比重测度资本外逃规模更为合理。据此指标,发现一些金融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外逃比现有研究所揭示的程度更为严重。同时,尽管资本外逃通常处于休眠状态,一旦因经济环境恶化而被激活,则会造成资本的大量流失。

中国资本外逃与外国直接投资关系的实证分析:1984～1997

分别采用相关分析、因子分析和因果分析三种计量分析方法 ,验证了中国资本外逃与外国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 ,中国资本外逃与外国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显著性很强的正相关关系 ,并且是互为因果关系 ,说明了驱动中国资本外逃的主要因素不是投资环境恶化 ,中国资本外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内资和外资采取的差别政策待遇引起的。据此 。

国际资本外逃影响因素解析——来自中国1986—2013年的经验证据

对于新兴经济市场而言,由于众多诱发因素的存在,国际资本可能在短时间内集中外逃,由此引发国内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为此,本文通过对影响国际资本外逃因素的分析,构建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检验国际资本外逃规模对影响因素变动的敏感性。基于我国1986—2013年相关数据对资本外逃规模进行测算进而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资本外逃规模与外国直接投资、人民币币值变动率之间存在正向关系,而与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性、银行及贸易信贷规模之间存在负向关系;其中,除外国直接投资以外的三个变量对资本外逃规模的影响均存在滞后效应。由此,提出防范国际资本集中外逃,促进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