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家天下论”看中国皇帝天经地义的征赋役权——兼与西方赋税理论的比较

按照西方中古赋税理论,国王征收赋税须取得纳税人同意。与此不同,中国古代帝王征收赋役无需征得民众的同意。然而,为了有效地统治社会,历代的帝王、官僚及文人们为证明皇帝征税役权的合法性作了大量的解释和说明,由此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赋役基本理论,即“皇帝家天下论”。西方赋税基本理论中的“同意”原则是以强调纳税人的权利来限制国王的税权,使赋税公平,从而实现公共利益。而中国赋役基本理论力图证明皇帝具有天经地义的征赋役权,是以牺牲全社会的利益来满足皇帝一家的私利。中西赋税理论的巨大差异是由各自的社会状况造成的。具体来说首先取决于征税者与纳税(役)人的身份及力量对比,其次则是由于中西文化及社会普遍观念的不同。

晚清土默特蒙古社会的户籍赋役制度与立嗣承产纠纷

清朝通过“户”管控蒙古社会,实现赋役征派。“户”是“壮丁”与“土地”的结合。为了赋役承应的延续性,每户都必须有壮丁不断承受家产。这就使户籍赋役制度和家族立嗣承产发生联系。蒙古人在初次分配财产之后,其家产在最初登记的“户”的后世子孙中不断承受。一般是族中分门析分家产,并以合同分单的形式加以约定。但由于家族族人的竞夺、蒙旗官吏的觊觎,立嗣承产的过程有时演变成旷日持久的抢夺战。每当纠纷发生时,清廷关于户籍赋役和立嗣承产的法律规定,就成为各方人士竞争与协商的主要依凭和谈判策略。

明代中后期基层赋役改革的横向互动——以湖南为例

明代中后期湖南基层赋役制度弊窦丛生,官民达成共识后,合力推动了一场赋役改革。在湖南茶陵州、攸县及善化县的赋役改革过程中,借助官员流动和官绅交往网络等媒介,邻省南昌县的赋役改革有益经验成为茶陵州的重要制度资源,而茶陵州改革过程中的重要创制《便民正规》复被邻县攸县所借鉴。在攸县清丈中,地方官员通过合理利用官绅交往网络,使跨省界田清覆难题迎刃而解。基于湖南的例证可知,明代中后期的基层赋役改革不仅具有明显的自下而上的特点,还呈现出跨区域横向互动的特点。赋役改革经验的跨区域传播是这一横向互动的核心内容,而官员的跨区域流动和官绅之间良性的交往网络在此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唐代赋役制度变革及其影响

自古以来,税赋就是统治者增加财政收入,维护国家安定的重要工具。随着不同朝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为适应当时统治阶级的需要,赋役制度也随之不断变革。文章按照历史时间梳理了自夏商周至唐代的赋役制度,对其内容进行简单介绍。具体梳理了唐代赋役制度的变革,以“租庸调制”和“两税法”为主,从税收公平、税收效率、财政收入等方面阐述其影响。

户籍赋役制度改革与盐场地区基层组织演变——以清前中期福建晋江浔美场、州场为例

与单一户籍人群聚集地的基层组织往往仅受一种赋役征调体系影响不同,清前中期,民户、盐户并存的福建晋江盐场地区的基层组织变迁既与州县征调地丁钱粮的制度变革有关,又受到盐折银征收方式改变的影响。康熙三十五年晋江县利用盐场地区固有基层组织——宗族整顿户籍,推行"粮户归宗"政策,强化了宗族处理赋役的职能,同时促进了宗族组织的发展,民间甚至出现非同宗者、非同姓者为"合户"而"归宗",共同建构宗族组织的现象。而雍正六年浔美盐场和州盐场的盐折银并入地丁银,由晋江县一同征收的改革,不仅简化盐户宗族承担赋役的办法,而且使得拥有盐、民二籍的宗族可以组成一个赋役共同体,统一处理族内盐、民二籍应纳之赋税。随着盐、民二税合并征收,盐场地区的管理模式转变,宗族成为晋江县统治盐户、民户的统一中介,并逐渐发展为盐场地区最为重要的基层组织。

“税赋弊源皆在乡胥之胸中”——南宋中后期东南路分乡司在赋役征派中违法舞弊的表现及其社会内涵

作为职役之一,乡书手是宋朝县乡衔接的重要中介,在乡村赋役征派工作中,多利用职务之便,违法舞弊,具体表现则五花八门,其中的欺诈行为,不但有害于村落民户,更对社会的良性发展酿造了诸多弊端。《名公书判清明集》一书中的鲜活案例,再现了南宋基层社会的历史现场,反映出福建路、江西路等东南中国的诸多社会实像,可以藉此发掘出一些潜在的历史内涵。赵宋王朝法典对违法乡司有明确的处罚规定,而地方官员在执法时,却多有从轻处罚的趋向。这种官吏狼狈为奸的现象,对南宋基层社会产生了极坏的影响,与赵宋皇权专制制度的劣根性有关。

中国古代“平均赋役”的文化考察

平均赋役是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和赋役政策的指导思想 ,以往研究古代赋役、赋税制度或思想的大量论著 ,对这一指导思想都缺乏研究 ,有所忽略 ,更没有从文化的角度考察这一制度、政策和思想的基本特征。从政治文化、思想文化和社会心理的角度 ,考察“平均赋役”的文化内涵 ,不论对于认识古代赋役制度、赋役政策和赋役思想的基本特点 ,还是对于理解中国古代的均平文化 ,都是必须要做的基础性工作。

西夏寺院僧人赋役问题初探

西夏以佛教为国教,寺院、僧人不仅享有优惠特权,而且占有大量田地、牧场,拥有一定数量依附人口,寺院经济得到一定程度发展。同时,政府加大了对僧人的管理力度,由僧俗不同部门共同管理,把僧人管理纳入世俗法律范畴,僧人有度牒、寺籍和户籍。西夏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实行"计亩输赋"政策,寺院和僧人也不例外,只要占有土地就要按法律规定像世俗百姓一样纳税服役。一些僧人在向国家纳税服役的同时,还受寺院役使,成为寺院的廉价劳动力。因此可以说,西夏僧人并非不劳而获的寄生阶层。

明清徽州赋役户籍和基层职役的“朋名”

"朋名"即共同朋合使用一个名称,是村族社区利益攸关者在赋役户籍登记及基层职役呈报中的共有名号,并非当时实际人户。明清时期,里(图)甲的总户和子户户籍的朋名现象在徽州十分常见,图正、乡约、保长、保正、族正等基层职役亦存在朋名佥报。"编造户籍""佥报职役"本是明清国家自上而下的强制规范和要求,然而,由于户役因循、里户式微、里役和职役繁苛、人口大量外徙等因素,这种强制规范经历了由国家"实征"趋向民间"朋应"的发展历程,基层社会从而普遍存在朋名立户和朋充应役现象。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国家与社会博弈的结果,也是明清基层治理从制度到契约的集中体现。

赋役、水利与“专业市镇”的兴起——以安亭、陆家浜为例

明中前期的"改征官布"和吴淞江淤塞,对昆山、嘉定等县经济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极大地改变了传统时代城乡关系的既有格局。随着与均田均役互为表里的贡物折纳改革的深化,实物财政向以白银为媒介的贡赋体系转变;而水利的失修使吴淞江两岸的农田越来越不适宜稻作生产,棉花种植反过来又会促进水利的荒废。在这一双向过程中,棉业逐渐占主导地位,所有财力、人力、物力的需求均不得不诉诸市场,贡赋系统与分工、交换形成的市场互动,直接改变了江南农业的种植结构乃至历史进程,导致一些地区涌现出大量主要经营棉织业和蚕桑业的新兴"专业市镇"。

明代前期里甲赋役制度下的徽州社会——祁门县文书《百户三代总图》考析

《百户三代总图》是明代里甲赋役制度运作的辅助文献,系统记载了洪武四年至天顺六年间徽州府祁门县十西都的黄册户名。与其他民间文书结合,可以展现出明代里甲登记下的地方社会实态:尽管户名登记具有相对随意之处,却广泛涵盖了区域内的社会人群;分家与里甲析户大致同步,大姓通过家族内户名的互相承继,保持了里甲体系中的地位。同时,佃仆被排除出里甲体系是具有阶段性的,而大姓对小姓的支配,在明中叶以后愈加强烈。地方社会格局的演变,也极为深刻地影响了里甲110户到图甲10总户的格局演变。

汉唐土地、赋役制度与农民历史命运变迁——兼谈古代农民问题的研究视角

研究古代农民问题的传统视角是从地主和农民的阶级冲突层面分析农民破产、流亡的原因,对土地、赋役制度的缺陷注意不够。汉唐时代个体农民的普遍性是国家授田制的实施结果,无论是在授田,还是在占田、均田的名义之下,农民在本质上都是国家的课役农,都依附于国家;而以丁身定额征收田税、赋役的制度则加速了自耕农的破产,使农民由国家课役农转变为地主依附民,是赋役制度的缺陷使农民走上破产、流亡以至于揭竿起义之路的第一动因。两税法部分地舍人而税地,国家对农民人身控制弱化,也放弃了用行政手段调整土地占有状态的努力,农民与国家的关系、农民与地主的冲突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论清代赋役制度的定额化特点

论清代赋役制度的定额化特点何平清代在康熙雍正年间实施赋役改革措施，开始建立起完备的赋役制度。从清代封建国家的赋税收入和赋税征解来看，清代赋役制度呈现出鲜明的定额化特点。这个特点对清代政治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就清代赋役制度定额化特点的内容和影响...

清代雍乾后的赋役催征机制

清初沿明制,通过里甲制度来催征赋役,但这一制度在其运作中很快就出现了现年负担沉重、豪劣包揽和催征系统严重紊乱等弊病。为矫正这些弊病,清廷和各地官府采取各种措施对赋役制度进行改革,但也仍然需要一定形式的催征。有清一代始终没有正式颁行过统一的赋役催征制度,雍乾以后各地自行改革,形成了顺庄催征、乡地催征、里甲催征和义图催征等几种不同的催征机制。这几种催征机制就其基本特征而言,可归结为当时人所谓的"板法"与"活法"。然"板法"与"活法"都存在严重弊病,导致催征效率低下。清政府不去建立常规的行政组织来管理户口、土地和赋役册籍,反映了它只求保证政府税收而不关心国家治理和社会民生的治理理念。这种落后的治理理念是导致赋役催征弊病严重、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

清代图甲与保甲关系新论——基于徽州赋役合同文书的考察

在徽州赋役保甲合同文书的语境中,清代保甲的推行主要以图甲为基本框架,是在图甲基础上添设的一个职役,长期沿用或模仿图甲的结构和运作方式。徽州民间长期存在图(里)、保并存的格局,它们之间功能或有重合的情况,却没有发生更替。这说明了都图里甲体系为主体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分工的进一步细化。

元代佛教寺院赋役的演变

元朝时期,佛教兴盛,元朝诸帝,为尊崇佛教,采取了多种措施,如建造大量皇家佛寺,向寺院赏赐巨额田土和其他财产,封藏传佛教领袖为帝师、国师,减轻甚至豁免佛教寺院的各种赋役负担等。有元一代,围绕僧人、佛寺的纳税、免税和当役、免役问题,一直存在争论。帝师、宣政院要为僧人、佛寺争取尽可能多的利益;中书省则为了保证财政收入和统治机构的运转,对僧人、佛寺的经济活动加以必要的限制。元朝诸帝经常依违于两者之间,既要给佛教寺院种种优遇,又要使国家机器能够运转,于是有关僧人、佛寺赋役的政策,便不断改变,多次反复,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从僧人、佛寺赋役的前后演变,可以说明佛教在元代的特殊地位。

明代盐场制度变革与州县赋役调整——以福建同安县为中心

明代福建同安县与境内的浯州盐场在赋役制度上虽相互独立,然而在赋役征调的实际运作中却因科派对象重叠,民、灶赋役轻重不一等因素而存在很强的相关性。正统年间,浯州场盐课折米,同安县民户被拨补引米,免民差,致使"民差偏累",同安县为此将灶户编入均徭。成化、弘治年间,浯州场灶户宦官张敏及其家族多次奏免浯州场灶户差役,并将因此减少的同安县民差特别是弓兵、驿传等重役转嫁至泉州府其他县,由"他县代编"。在正德、嘉靖年间,浯州场灶户士绅仍不断促使灶户差役优免,使得盐田役银轻于民田,大量民田流向灶户,而"他县代编"法也引起代编县的不满及赋役征调的不稳定,最终促使泉州府出面以"府"为单位重新进行差役摊派,将驿传等役"七县融编"。

清代赋役制度变革后的地方基层组织

雍正时期开始的以摊丁入地为主要内容的赋役制度改革 ,带来了地方基层组织的变革。清朝政府逐步放弃了依靠里甲体系管理乡村的做法 ,里甲组织逐步被保甲组织所取代。这种变化的本质意义在于 ,国家权力渗入乡村社会。清代中期以后 ,乡—村结构构成了地方基层的主要组织形式 ,村庄尤其成为国家管理农村基层社会的基本单位 。

“赋役完欠”的政绩考核标准与方志“文化名宦”形象的塑造——以两个完全不同形象的“莫大勋”为例

以"赋役完欠"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明末清初,"名宦"评定有时仅是根据其在赋役征收流程中的改革成绩作为入选的标准,一旦官员入选以后总会莫名其妙的加入许多非史实的赞美之词,致使从"溢美"流变为"虚妄"。其中作为名宦的杰出代表莫大勋极具有典型性,莫大勋在地方志中被描述为爱民如子,清廉如水,厘奸剔弊,多举善政,老百姓对他思慕怀念不已、依依不舍的一代杰出名宦形象,但在《武塘野史》中的莫大勋却是个冷酷无情的"酷吏",贪得无厌的"贪官",纵容下属为非作歹的"庸官"等等形象。上述史料巨大反差,不仅对我们重新认识莫大勋有很大的帮助,同时也可从中把握当时官场的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