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私犯罪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只要国家实施对外贸易管理,只要存在国内外市场差价,就必然会有走私现象的发生。关税水平越高,走私的规模就会越大。我国当前走私犯罪形势严峻,具体表现在犯罪质、量齐升。当前,走私犯罪的特点表现为,发案地相对集中;走私犯罪逐步向集团化、组织化方向发展;走私毒品犯罪居高不下,走私武器弹药犯罪大幅上升;资源性产品走私犯罪发展趋势值得警惕。走私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有其自身发展变化的规律,犯罪的数量、规模和能量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呈波浪式上升趋势;单位走私犯罪案件会进一步增多;犯罪隐蔽性程度进一步提高;走私对象多样化。为此,要不断修改完善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为打击走私犯罪提供锐利法律武器,始终保持对走私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把走私犯罪对我国经济的损害降到最低限度。

关于走私罚没问题的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执法的最好效果就是让人心服口服”,对照这一标准检视缉私执法,我们发现在办理走私普通货物、物品案件中,近年来出现了走私财产罚“行刑倒挂”、走私货物处置难、走私违法所得“空判”等现象,实务中关于“走私货物没收、走私违法所得认定与执行”的争议越来越大,已经严重影响了打私工作的效果。对此,笔者通过案例统计、比较研究等方法进行研究,力求找到问题症结,为走出当前困境提出可行的路径,努力实现最佳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

走私毒品罪的扩张适用与理性回归

随着全球毒品情势的变化,走私毒品罪的适用在立法及司法上都呈现出扩张适用的现象与趋势,虽然《全国法院毒品案件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纠正了走私毒品罪中药毒不分的问题,但并未突破走私毒品罪“跨境即构罪”的机械认定标准,实践中仍存在将吸毒行为的准备行为、吸毒行为的衍生行为认定为走私毒品罪等问题,引发了类推解释、客观归罪等诸多悖论。究其原因,既源于从严打击毒品犯罪刑事政策下,对国内外市场逐渐融合的客观事实、毒源差异淡化的现实情况及毒品认识鸿沟日益加深等毒情变化的忽略;也来自于罪名理解上将不同语境中的走私内涵相混淆,即将行政法语境、走私犯罪语境、毒品犯罪语境中的“走私”概念相混同;还源自毒品走私目的认定难等现实困境。实际上,刑法对于毒品管控的目的不在于消灭,而在于防范毒品流入社会可能带来的危害。因此,回归到刑法语境、毒品犯罪语境之下,从犯罪概念的三性统一、毒品犯罪客体的融贯性、选择性罪名的同质性及流通经济学的要求上出发,不难发现,走私毒品实际上是毒品交易链条从生产(供应)端到消费(使用)端的流通环节,其实质作用在于消除地域鸿沟、拓宽或制造毒品交易市场、提高毒品交易效率,需以是否具有“毒品流通风险”为其构罪与否的实质判断标准,不能简单地以是否发生跨境的客观位移为认定依据。由此,在司法实践中,对走私毒品罪的适用,应以行为是否具有“毒品流通风险”为依据,在立法或司法上对走私毒品罪处罚范围予以理性限缩,即对于主观上不具有希望或放任毒品外溢目的、客观上不具有毒品外溢风险的行为,不宜以走私毒品罪认定。

赤羽病通过云南边境地区活牛走私传入我国的定量风险评估

为分析评估云南边境地区活牛走私传入赤羽病的可能性,收集整理云南边境地区活牛非法调入数量等信息,利用“情景树”法建立传入风险随机模型并进行仿真分析。结果显示:每走私调入1头境外活牛,赤羽病传入我国的概率为50.37%(95%CI:41.64%~60.29%),每年约有76头感染赤羽病的活牛自云南边境走私进入我国,境外活牛走私导致赤羽病传入我国的风险仍不容忽视,赤羽病通过境外活牛走私传入我国的风险取决于境外活牛被我国海关查获并无害化处理的可能性,建议加强边境的管控力度和海关的查获力度。本研究对赤羽病通过云南边境地区活牛走私传入我国的风险进行了定量评估研究,为我国防范赤羽病的境外传入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撑。

国门下的较量——我国反走私斗争纪实

走私是一种危害极大的经济犯罪活动.它不仅偷逃了大量国家税款,而且还扰乱了正常的进出口秩序,破坏了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法则,冲击民族工业的发展,同时,走私还滋生腐败现象,败坏社会风气,诱发刑事犯罪,影响国家政权建设,甚至威胁到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历年来,反走私工作始终受到我国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自1993年全国首次打击走私工作专题会议召开以来,逐步建立健全了反走私领导责任制和行业管理责任制,形成了反走私综合治理的格局.海关与地方政府及有关执法部门多次采取联合行动,针对不同时期的走私特点予以严厉打击。

跨境电商走私犯罪风险防控挑战及应对路径

我国跨境电子商务业务发展迅速,作为一种新兴的贸易形式,跨境电子商务领域的走私犯罪风险近年来也呈高发态势。跨境电商走私犯罪行为模式主要有刷单走私、推单走私、伪报货物参数走私三种行为类型。跨境电商走私犯罪风险防控面临的挑战主要包括跨境电商监管政策不稳定及监管成本高,交易流程网络化、物流全球化导致走私手段便利,推单走私认定备受争议,未将走私次数作为走私罪的构罪标准等方面。对此,可以通过完善监管模式,统一跨境电商监管政策、建立反走私信息数据共享平台、立足实质解释认定推单走私行为以及将走私次数作为跨境电商走私犯罪的独立定罪标准几个方面加强该领域的风险应对。

走私犯罪案件的数据穿透侦查路径

数据穿透技术是一种崭新、高效的加工、处理数据的方式,是在传统数据分析模式无法在短时间内高效地从海量数据中提取有效信息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将数据穿透技术应用于走私犯罪案件的侦查时,可进一步细化出货物穿透分析、资金穿透分析、人员穿透分析和行为数据穿透分析。通过对伪报类和加工贸易等典型走私犯罪方式的穿透分析,可以总结相关案件的数据穿透分析方法和模型,由此找到制约我国缉私部门数据穿透分析的瓶颈和难点,从而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对策。

论走私犯罪

一、走私犯罪的现状和特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同时,走私犯罪尤其是东南沿海的走私犯罪越来越严重,发案率至今居高不下。据统计,从1980年至1990年,全国海关共查获各类走私案件25.3万起,案值33.3亿元。从1990年至1997年,5年共查获走私案件9.04万起,案值392.7亿元。上海一家食品有限公司。

《刑法修正案(七)》对走私罪修改引发的冲突及其解决

《刑法修正案(七)》第1条对刑法第151条第3款作了修改,将原先的"走私珍稀植物及其制品罪"修改为"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罪"。这一修改,导致了刑法第151条第3款与刑法第153条、第152条、第347条及第151条第1款和第2款的冲突。解决冲突的基本方法是将走私罪设立成单一罪名,将各种对象规定为加重因素,并将超过基本构成要素的情形设立成加重犯。

论走私罪的立法缺陷与完善

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因其犯罪对象包含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而给定罪、量刑带来困惑 ;牟取非法利益不是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构成要件。武装掩护走私应单独成罪。走私固体废物罪应在刑法第 1 5 1条第 3款后面补充一款规定 ,并规定单独的法定刑。

放纵走私罪与走私罪共犯认定中的若干疑难问题

如何区分放纵走私罪与走私罪共犯一直是困扰司法界的一个难题,为此,两高一署颁布的《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简称《意见》)第16条第1款对该问题予以了解释。本文着重从理论、逻辑及实践三方面分析放纵走私罪与走私罪共犯的形成、联系与区别等问题,提出了不同于《意见》的观点。

论走私罪的几个特殊问题

一、间接走私行为的定性 所谓间接走私行为,又称准走私,是指刑法明文规定以走私罪论处的行为。就现行刑法而言即指第155条第1项和第2项规定的两种行为:“(1)直接向走私人非法收购国家禁止进口物品的,或者直接向走私人非法收购走私进口的其它货物、物品数额较大的;(2)

走私珍贵动物及珍贵动物制品犯罪的情境预防研究

走私珍贵动物及珍贵动物制品犯罪多发生在边境地区,对边境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生态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相较于案发后补救性的惩戒措施而言,开展案发前的预防介入可以有效地降低发案率、减轻侦查压力。放眼于长远,前端预防更能迎合生态文明理念。如何在走私犯罪前期进行干预介入,开展有效的预防是立法者、执法者乃至整个社会都应当思考的问题。情境犯罪预防理论作为犯罪预防领域的重要理论在国外已经获得了较为成熟地运用,近年来我国也在进一步探索该理论的本土化发展。在对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类案件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运用情境犯罪预防理论的相关原理,提出此类案件侦查预防的可行性措施,在犯罪前端进行预警拦截或可成为与新形势相适应的侦查应对策略。

海上走私犯罪侦查难的成因与对策研究

当前海上走私犯罪呈主体组织化程度高、犯罪过程隐蔽性强,犯罪场域多向流动、犯罪方式强对抗和犯罪周期有规律等特点。受制于海洋环境屏障、证据获取难、犯罪事实认定难和海警机构侦查能力不足等因素致使海上走私犯罪案件侦查难。通过加快海警执法装备建设、完善海上刑事证据规则体系、拓展海上走私犯罪事实认定方法和提升海警机构侦查能力等举措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海上走私犯罪侦查难的现实困境。

我国海上走私毒品犯罪现状及打防对策研究

新时期,受疫情、毒情形势、海洋贸易等多重因素影响,海上走私毒品犯罪发展迅速。当前中国海上走私毒品犯罪存在双重推动、大宗案件频发、以货运和船舶走私方式为主、东南亚与南美为主要来源、港台地区问题突出等状况。执法机关面临着海上走私毒品活跃、发现查获难度大和执法合作受限等困境。因此,我国应当通过依托技术提升防范与打击能力、开展跨境警务合作、构建海洋领域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多双边合作机制、发挥海上禁毒社会力量来实现当前情势下对海上走私毒品犯罪的防范与打击。

离岛免税走私财产罚中的“行刑倒挂”:症结、根源与出路——以没收制度为中心展开

离岛免税走私财产罚中的“行刑倒挂”现象只是走私行刑罚则体系失调的一个“剪影”,已经殃及走私防控的整体效果与全国海关改革的进程。究其原因,表层矛盾在于离岛免税走私中行刑没收范围的倒错,深层矛盾则在于非禁限物的行刑没收制度与海关改革以及税收法律关系的明显背离。为此,应借鉴域外禁限物与非禁限物区分的二元模式,以税收法律关系为中心修正现行法中关于非禁限物没收的相关规定。对于海南自由贸易港而言,当前较为“经济”的方案为借由自由贸易港立法变通权率先在即将出台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反走私条例》中作变通性规定,以先行“试验”的方式检验新罚则体系的效能,为海南自由贸易港未来的封关运作及全国海关改革迈入3.0时代积累经验。

中世纪晚期英格兰的走私贸易及关税监管

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对外贸易较为活跃,贸易额呈增长态势,关税成为王室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但国内外商人以各种方式走私羊毛、呢绒等大宗出口货物,逃避关税,使王室政府的财政收入锐减。为了打击走私活动,王室政府不仅采取没收货物、监禁走私者等常规举措,还针对性地实施寄宿、货物抵押、运输证明等监管方式,甚至不惜以重罪惩处。这些监管举措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走私贸易,但由于这一时期关税政策的特权并未惠及所有商人群体,导致走私贸易屡禁不止,再因税率上涨简单粗暴,致使治理效果低下。直至近代以后,随着自由贸易政策的推行,关税逐步放开,走私贸易才渐趋消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