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政治、事例事理与六十年代初的赵树理——赵树理《实干家潘永福》释读

赵树理1961年的作品《实干家潘永福》有复杂的阅读史,其中蕴涵着丰富的形式与社会政治的信息,更包含了赵树理通过该作品的写作是劝人还是劝己的思考。赵树理在《实干家潘永福》中展现出来的实干家精神、孤独感受和文体追求表明:无论处境如何,赵树理及其文学都是讨论文学性、讨论文学形式的绝佳案例,赵树理其人也始终是历史中丰富的人。

赵树理“知识分子”身份的自我辨识、时代建构与文化寻思

赵树理自称为“知识分子”,但是对于赵树理知识分子身份的解读一直存在争议。赵树理在文学作品中坚守“文摊”追求与“旗帜化”书写,坚持通俗化写作,为大众发声。在工作实践中秉持农民立场与批判者姿态,勇于讲真话,敢于做实事。中西结合的文化习养与非文学实践使赵树理既秉承着士大夫的家国意识与民本思想,又传承着五四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理想与批判精神,赵树理的知识分子身份是士大夫的内核与现代知识分子精神碰撞交融的结果。

“重读”作为方法:再论赵树理文学研究

赵树理自1940年代在解放区崭露头角以来,围绕其作品的批评、解读、研究和“重读”便未曾间断。在这一过程中,1940年代至1970年代的“革命范式”①奠定了赵树理研究的基础,它遵循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意识形态框架,主要从阶级论和阶级斗争的角度进行分析。这里所指的“重读”,指的是1990年代至今,在“重写文学史”“再解读”和“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等范式影响下,针对赵树理的重新解读和研究,它们彼此对话、相互渗透,共同构成“重读”的意义链条。

论赵树理小说《李家庄的变迁》的空间叙事

赵树理小说《李家庄的变迁》以空间叙事为媒介,将个人成长、乡土秩序重建、社会转型串联起来,使三者与革命历程发生主体性对话,展现山西乡土世界寻求新生的动力与革命理想的吻合。在这部小说中,作者表达了作为知识分子强烈的家园重建渴望,并非单纯的政策图解。

赵树理“乡土味”小说翻译批评——对沙博理英译本的考察

西方读者曾经借沙博理英译《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认识和了解中国,作品之于西方读者是史料,作品的文学价值往往消弭而尽。今天,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势必关注作品本身的厚度与文学性。文章针对两部作品的“乡土味”语言,按照“乡土语言单位”分析沙译本的语言转换、意义再现和文化再现。结果表明:沙译本忠实于原文,基本实现了中英文之间的语言转换和语境意义再现,但原文中的文化内涵却有所缺失,以至未能将读者带入原作的“话语世界”。这表现在方言土语上,削弱了作品对封建礼教的批判、人物情感的传递、农村风俗画面的描摹;反映在半白话上,失去了汉语的古色古香;同时也反映在象声拟声词上,消减了原文的音响美和欢快基调的渲染。

理与情的变奏及其困境:论赵树理小说中的伦理叙事

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问题、婆婆与儿媳的关系问题、传统宗族社会与现代“新社会”之间伦理秩序的调整问题构成了赵树理小说伦理叙事的三个层面。赵树理的叙事试图弥合“理”与“情”、政治公义与民间伦理道德之间的裂隙,尝试建构一种“合情合理”的新型乡村伦理秩序。以“理”节“情”的叙事思维,暗示着赵树理在农民情感与干部立场之间的徘徊姿态,这使得他的“问题小说”本身易为“问题”所缠绕,限制了他对更具深度的“问题”的思考与探索。随着“理”与“情”的矛盾日渐凸显,赵树理小说内在的叙事困境也不断加剧。

空间书写:赵树理《刘二和与王继圣》的乡村秩序想象

赵树理在小说《刘二和与王继圣》中通过对三个乡村空间的聚焦,呈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农村问题的复杂现实:“三角坪”的童稚游戏影射了成人世界的不平等关系;关帝庙的“说理”揭露了村级政治体系存在的弊端;合作社的“翻身”指向了改革不彻底而形成的利益不均等分享。赵树理在对三个空间书写的同时,又将寻找“农民”自主、自觉的政治可能性作为变革力量孕育融入其中。赵树理关于乡村秩序的文学想象与过渡时期的乡村历史现实产生了割裂,但他没有采取简单的处理方式去解决,而是终止了故事的发展,因而《刘二和与王继圣》呈现出一种“未完成”的状态。这种“未竟”之态非但没有成为桎梏,反而催生了赵树理的思想“缠斗”,促使他投身于社会现实的实践中,同时也推动了赵树理在创作思想上的一次飞跃。

十五年来赵树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过去许多年里所发表的有关赵树理的文章,除了最初几年郭沫若、茅盾、周扬,陈荒煤,冯牧等人对赵树理的创作成就作了分析,对赵树理的经验作了总结以外,大都只是对赵树理的作品进行评介,其中还有不少是批判,从学术上进行研究几乎是谈不到的。新时期以来15年,真正展开了学术上的研究。

“赵树理的方向”与“赵树理方向”辨析

提出一个新的概念——"赵树理的方向"。认为"赵树理方向"与"赵树理的方向"不是同一个概念。"赵树理方向"的内涵主要包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政治功利的实用立场,以新文艺为基础,以民间旧形式作为"补充"的文艺形态。"赵树理的方向"的内涵主要包括: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农民利益立场,以民间文化为本位,融合其他资源开创出的一种崭新的"现代文学"。

关于为农民创作——《赵树理与上党文化》序言

文章认为,文学对中国农民主要是“雪中送炭”问题,而不是“锦上添花”问题,赵树理是一位真诚地为农民创作的作家,现时的中国仍然需要象赵树理这样一心一意为农民创作的作家,中国文坛应该有为九亿中国农民服务的作家和学者。

《讲话》与赵树理方向

赵树理的创作因体现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而被誉为"赵树理方向",成为解放区文学和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方向。然而,赵树理的创作却不时引起激烈的争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如果从如何对待"生活"这一观念出发就会发现,赵树理创作中对《讲话》里"文学艺术的来源是生活"观点的理解出现了悖反现象,显示了政治诉求与个人独立思考之间的矛盾。这对思考当下文学创作与时代关系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和黄修已教授谈赵树理研究的当代意义

文章记录了资深赵树理研究专家黄修已对赵树理研究的当代意义。

鲁迅、赵树理农村题材小说之反向互补特性

运用对比方法,探讨鲁迅、赵树理农村题材小说之反向互补特性,认为创作立场、创作目的、时代环境、个性才情等因素之差异,鲁迅、赵树理笔下的农村题材小说呈现出鲜明的反向互补特性:前者旨在救赎灵魂,后者重在观照问题;前者力求洋为中用,后者刻意古为今用;前者为形而上的描神,后者是形而下的画形;前者弥漫着挥之不去的悲剧色彩,后者洋溢出扑面而来的喜剧情调。鲁迅、赵树理所创作的农村题材小说可谓是物之两面,反向互补,异曲同工。

赵树理创作的雅文化透视

赵树理是一个复杂而内蕴丰富的文化多面体,他的身份经历、知识背景、人格品貌、审美选择等都在其文学创作中留下了印迹。作为农民出身的文化人,由于既受传统儒家文化的熏染,又经"五四"新文化和革命文化的洗沐,赵树理的文学创作在思维理念、价值取向、情感表达和艺术探索等方面不可避免地受到雅文化的影响;作为农民与文人的复合体,他相对多元、厚实的文化修养和特殊的审美文化选择,使他对中国古代的雅文化传统既有所承继,又有一定程度的突破和创化。在汲取多元文化营养的基础上,赵树理的文学创作在总体上走向了俗雅交融,并臻于俗中含雅的艺术境界。在沟通雅俗已然成为现代社会文化发展大趋势的背景下,他的文学创作以及审美选择和审美追求,可以给我们提供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日本学者“赵树理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日本学者把赵树理研究与战后日本知识界的战争悔恨和对中国的负罪意识相结合,与美国高压占领政策导致的赤色清洗产生共鸣,用异质的赵树理文学反省日本的中国观与亚洲观,用赵树理文学异质的现代性重建战后日本国民文学,试图拯救日本民族意识。他们的研究根源于生活和时代,反思知识分子命运,追问革命与文学的内在可能性,既面对外在严酷环境,又直面内心惨烈挣扎,在反省与批判中重建自我,在学术研究中投进整个生命的精神力量,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赵树理、高晓声农村题材小说之异趣

因创作立场、创作目的、时代环境、个性才情等因素之差异,赵树理、高晓声之农村题材小说呈现出一系列不同的创作风格,具体表现为:赵树理的小说采用的是散点透视的方法,对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予以诗意的言说,写的是凡人大事,文笔简约,风格明丽欢快;高晓声则以追踪反映的方式,致力于对农民心灵世界的探索,多为奇人奇事,善于细节描绘,风格幽默,喜中有泪。

《盘龙峪》:赵树理小说艺术民族化的初步尝试

1935年赵树理发表小说《盘龙峪》,一方面反拨"五四"以来小说过于西化的偏颇方向,一方面自觉借鉴中国传统小说的艺术资源。在类似"珠练式"、"珠花式"的结构,"包罗万象"式的描写,对民间文化中自在生命气息的呈现等方面,《盘龙峪》显现了赵树理对小说艺术民族化的初步尝试。这种尝试提前开启了毛泽东"民族形式"文艺的创作实践,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自我调整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