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能否抑制国有企业过度投资?——基于A股国有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选取2012—2020年沪深A股国有企业作为样本,实证分析数字金融与国有企业过度投资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数字金融可以通过减少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来抑制其过度投资。此外,市场竞争和高管背景特征在数字金融对国有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中具有调节作用,市场竞争能够强化数字金融对国有企业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高管任期越久更有利于数字金融抑制国有企业过度投资,但高管年龄、性别对于数字金融抑制国有企业过度投资无显著关系。进一步,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国有企业过度投资现象的改善效果更加明显。相比央企,数字金融对地方国企过度投资的影响更加显著,相比特定功能性国企,数字金融对一般竞争性国企过度投资的影响更加显著。

慈善捐赠、管理者乐观预期与企业过度投资——基于动态认知偏差视角

企业慈善捐赠虽然改善了社会整体福利,也能为企业带来多重经济利益,但是其对管理决策所产生的心理效应却常常被忽略。本文采用2009-2019年民营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慈善捐赠通过扰动管理者心理预期最终影响投资行为的过程。研究发现,慈善捐赠水平较高的企业也更容易过度投资,并且,基于动态认知偏差理论,我们发现管理者过度乐观的认知偏差在慈善捐赠与过度投资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上述关系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在进一步分析中我们发现,上述乐观预期不仅体现在企业投资领域,慈善捐赠较多的公司在研发创新以及市场拓展等方面也更加激进。研究结论拓展了企业慈善捐赠后续效应的相关研究视阈,同时也为企业过度投资的产生机理提供了新的路径解释。

经济增长目标调整与企业过度投资——“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双重视角

经济增长目标调整是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显著特征。为了明晰经济增长目标调整的资源配置过程,本文从微观视角出发系统考察经济增长目标下调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1)经济增长目标下调能够缓解企业过度投资,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2)机制检验表明,经济增长目标下调对企业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主要表现在与政府关系较为密切以及对市场环境变化更加敏感的企业中,这意味着经济增长目标下调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是“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3)进一步分析发现,政府干预强化了经济增长目标下调对企业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而官员考核体系转变则削弱了上述负向关系。(4)经济增长目标下调抑制了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促进了企业研发投资。

高管过度自信、过度投资与企业价值——基于暴风集团的案例

文章从行为财务的角度研究高管过度自信影响企业过度投资进而损害企业价值的问题。首先,构建了高管过度自信、企业过度投资与企业价值三者逻辑关系的分析框架;然后,选取暴风集团作为纵向案例研究对象,在测度了暴风集团高管的过度自信、企业过度投资以及企业价值后,研究发现,暴风集团高管过度自信引发了过度投资问题,进而导致企业价值随着投资规模的逐年扩张而下降。

管理层权力、供应链集中度与过度投资——有调节的遮掩效应

本文以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分析了管理层权力对过度投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管理层权力对过度投资具有正向影响,相对于非国有企业来说,国有企业中管理层权力对过度投资的影响更显著;管理层权力对供应商/客户集中度具有负向影响;供应商/客户集中度对过度投资具有正向影响;供应商/客户集中度在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资之间发挥遮掩效应;管理层权力能通过降低供应商/客户集中度抑制过度投资,这一影响的前半路径受融资约束的调节。

分析师关注度、融资约束与企业过度投资研究

文章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16—2020年数据为基础,实证检验分析师关注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融资约束在两者间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分析师关注与企业过度投资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这表明在分析师关注度高的情况下,企业更倾向于加大投资力度,而不是谨慎投资。文章进一步探究分析师关注对企业过度投资的作用机理,发现分析师关注度上升会降低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融资约束降低意味着上市企业能够在资本市场上更轻易地筹集资金,企业获得充足的资金后会增加投资活动,加剧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

内部控制、自由现金流与过度投资

代理理论认为,自由现金流会导致过度投资,而良好的内部控制将抑制自由现金流对过度投资的促进作用。本文通过构建综合内部控制指数,选取2007-2012年我国资本市场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内部控制、自由现金流与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内部控制指数越高,自由现金流对过度投资的促进作用越小,即良好的内部控制确实能够抑制自由现金流对过度投资的促进作用,且这种抑制效应是通过内部环境、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和内部监督等内部控制环节的共同作用实现的。

财务共享中心建设与企业过度投资探究——基于2010-2022年电力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通过对2010—2022年沪深A股电力行业上市公司进行研究,探讨财务共享中心的建设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财务共享中心建设在抑制企业过度投资方面发挥显著作用。财务共享中心的建设提高了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有效遏制了企业过度投资的行为。

管理层激励与企业过度投资的关系分析——基于不同股权结构视角

以委托代理、自由现金流和激励理论为基础,对管理层激励与过度投资相关性问题进行研究。研究发现:非国有控股的企业,增强了管理层激励和过度投资的相关性,而国有控股的企业,国有控股会对管理层激励与企业过度投资的负相关程度相较于民营企业来说具有一定的削弱,这可能是由于国有企业的管理层对于经济性和管利性指标的考核和民营企业的股东财富最大化或者企业价值最大化来说有着显著的差异,因此对过度投资行为的治理效应存在一定程度的折价效应;股权越分散的情况下,管理层激励政策与过度投资行为的负相关程度增强。

机构投资者持股、会计信息质量与过度投资

近年来,随着资本市场的日趋成熟,机构投资者对公司治理的影响越来越大。基于会计信息质量这一新视角,研究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并从会计信息质量的角度研究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有效地抑制了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而会计信息质量在机构投资者持股与过度投资之间负相关关系中发挥着中介作用,并且在非国有中更显著。

企业过度投资研究综述

企业过度投资是被广泛关注的一个现象,当前对过度投资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过度投资识别研究、过度投资原因分析两个方面。本文对这些研究成果加以梳理和评价,并对今后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企业战略影响过度投资吗

本文以沪深两市2007-2013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了企业战略对过度投资的影响。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企业战略对过度投资具有显著影响,相比防御型企业战略,进攻型企业战略与过度投资的正相关关系更显著。本文发现,高管权力和企业现金持有水平能显著影响企业战略与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高管权力越大,相比防御型企业战略,进攻型企业战略与过度投资的正相关关系更显著;企业现金持有水平越高,相比防御型企业战略,进攻型企业战略与过度投资的正相关关系更显著。本文的研究丰富了企业战略、过度投资等相关领域的文献;同时,对于如何降低企业过度投资水平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中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动因分析

近些年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上司公司过度投资的问题越发凸显出来。上市公司把大量资本集中在净现值为负的领域,不仅浪费了宝贵的资源,而且使得公司价值下降,危害到了投资者的利益。本文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动因分析,从而提出抑制过度投资的防范措施。

论会计稳健性对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制约作用

由于国有股一股独大、债务软约束、治理机制不完善、以及监管滞后等原因,我国上市公司的代理问题和信息不对称比较突出,由此引发的过度投资现象也很普遍。过度投资行为表现为企业将资金投资于净现值为负的新投资项目,或者不愿意从现有的净现值为负的项目中退出,甚至盲目进行多元化投资。过度投资行为使得大量的资源和生产要素被浪费,企业风险大大增加,

管理者背景特征、晋升激励与过度投资研究

本文在委托代理理论框架下,运用高层梯队理论和心理契约理论,以我国2007-2011年上市公司为样本,从管理者背景特征的角度,对晋升如何影响过度投资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晋升对过度投资有一定抑制作用;随着年龄的增长,管理者对晋升的敏感性以及晋升对过度投资的作用均呈倒U型关系;学历越高、任期越长的管理者对晋升的敏感性越大,从而使晋升对过度投资的作用也越大。进一步区分产权性质后发现,在国有和非国有公司中,不同背景特征的管理者对晋升的敏感性以及晋升对过度投资的作用受管理者背景特征的影响均有差异。这些研究结论对我们研究晋升的作用机制和经济后果、对企业完善激励机制以及加强人力资源管理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股利政策、自由现金流与过度投资——基于公司治理机制的考察

过度投资广泛存在于中国上市公司中,国有企业尤其突出。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以2006-2013年国有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在不同公司治理模式下,股利政策、自由现金流与过度投资的关系。结果验证了Jensen的自由现金流假说。可以通过发放现金股利来抑制由自由现金流引起的过度投资行为,但增加了该行为的不确定性。公司治理的监督和激励机制均能够有效抑制企业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两者结合使用则能增强这种抑制效果。

国企分红、过度投资与企业绩效--基于沪深两市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分析

本文运用2009～2012年“中证央企指数”中的306家国有控股上市企业的数据,实证研究了国企现金股利政策与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过度投资水平与企业绩效负相关,支付现金股利可以显著抑制企业过度投资行为.这表明国企分红抑制了企业过度投资行为,降低了代理成本.从降低代理成本、提高公司治理效率视角,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国有企业股利分配提供了思考和借鉴.

负债融资、大股东控制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

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负债融资导致了股东与债权人的利益冲突,但同时负债融资对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冲突也具有相机治理作用;大股东控制一方面减少了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代理成本,另一方面大股东也可能为谋取私有收益而扭曲公司的投资行为。本文建立了一个负债融资对大股东过度投资行为的相机治理模型,并试图通过该模型来探讨负债融资对大股东控制公司投资行为与决策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因谋取私有收益而导致过度投资的趋势就越弱;负债融资能够抑制控股股东的过度投资行为,尤其是来自与控股股东具有很强谈判能力的债权人的融资,从而有效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市场竞争、负债融资与过度投资

外部市场竞争是公司治理的重要外部环境之一,会影响负债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本文研究市场竞争程度与负债融资对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以及市场竞争程度对上市公司融投资关系的影响。通过对2008-201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本文发现,从整体上看,负债融资可以抑制过度投资,这种抑制作用受到市场竞争强度的影响,市场竞争强度越高,则负债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越强;反之市场竞争强度越低,负债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越弱。

第一大股东股权、治理机制与企业过度投资--基于中国上市公司PanelData的研究

以1999-2005年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我国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股权、治理机制与企业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过度投资水平呈倒"U"型关系;相对于非国有控股公司,国家作为控股股东的上市公司存在着明显的过度投资倾向。(2)内部治理中的董事会治理与企业过度投资无显著关系。(3)企业外部治理因素,如上市公司所在地区市场化水平越高,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程度越小,金融业市场化水平越高,执法水平越高,企业过度投资水平越低;同时产品竞争程度的提高有利于抑制过度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