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科技能够抑制企业过度负债吗?

本文以2011—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度量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实证检验金融科技对企业过度负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科技能够助力银行等金融机构提升事前的信息甄别能力和加强事后的债权人监督功能,继而抑制企业过度负债行为。进一步的研究显示,金融科技对企业过度负债行为的抑制作用在国有企业和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低的行业企业中更加显著,并且金融科技能够通过抑制过度负债而降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本文不仅在理论上丰富了金融科技影响效应和企业过度负债缓解机制的文献,而且在实践上为利用金融技术进步推动微观企业优化资本结构,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依据。

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过度负债的影响——以金融摩擦为视角

保持企业债务处于合理区间、降低企业过度负债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重要的微观举措。利用2012—2021年中国沪深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过度负债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有效减少企业过度负债,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及内生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企业金融摩擦从而抑制过度负债。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过度负债的抑制效应在未被纳入政策支持性产业、无金融背景高管等原有金融摩擦严重的样本中更为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过度负债与家庭财务风险

数字普惠金融在降低家庭金融准入门槛的同时也增加了家庭的财务风险。基于CHFS2013-2019年微观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以家庭过度负债为研究重点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财务风险的影响,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部门财务风险的影响机制与作用路径。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增加家庭高风险型债务的方式扩大家庭过度负债风险,进而导致家庭偿债能力与资产流动性降低,增大家庭财务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中低收入家庭与农村家庭等财务弱势家庭更易受到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从而导致过度负债与财务风险扩大。政府应完善数字金融监管制度,加强社会金融福利保障体系建设,引导数字普惠金融市场良性发展。

控股股东董事会改革与国有企业过度负债——央企集团建设规范董事会的证据

中国国有企业的负债率长期高于其他所有制形式企业,降低国有企业过度负债水平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内容,需要强化控股股东这一关键少数的治理。本文以央企集团建设规范董事会为准自然实验,尝试打开控股股东治理结构的黑箱,通过构建多时点DID模型研究发现,央企集团建设规范董事会能够显著抑制控股上市公司的过度负债水平。机制检验发现,央企集团建设规范董事会降低了控股上市公司的代理问题、硬化了预算约束、提升了内部控制水平和内源融资能力,进而降低了上市公司过度负债水平。异质性检验发现,央企集团建设规范董事会对上市公司过度负债的抑制作用会受到规范董事会外部董事比重、央企集团所有者缺位程度以及央企集团对上市公司管控力度的影响。本文基于控股股东董事会的视角回答了控股股东治理结构变化如何影响上市公司治理效果的问题,对国有企业改革、董事会建设等方面的研究亦有所贡献。

企业数字化转型抑制了过度负债吗?

以2011—2022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文本分析方法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过度负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进一步分析这一影响对不同特征企业的异质性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有效抑制过度负债,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企业信息透明度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抑制了企业过度负债。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结果发现:在高盈利能力、内部治理水平高和非国有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过度负债的抑制效果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不仅扩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而且为企业过度负债的治理提供了新思路。

数字化转型能降低企业过度负债吗?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国家当前重要的金融工作之一,从企业这一微观主体角度来看,合理安排资本结构、降低过度负债有利于控制企业的金融风险。为此,本文以2011—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结合当前数字经济的发展,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过度负债的降低作用,并分别构建了中介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进行进一步研究。实证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降低企业过度负债水平,融资约束和内部治理环境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分析师关注度和地区数字金融水平对这一过程分别发挥了负向和正向的调节作用,即在分析师关注度低和地区数字金融水平高的条件下,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更好地降低过度负债。本文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经济效应的相关研究,同时为降低企业过度负债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提供了新的思路。

金融监管与国有企业过度负债治理——来自资管新规的经验证据

保持国有企业合理的资本结构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证。以资管新规实施这一准自然实验为契机构建双重差分模型,以2015—2021年沪深A股市场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了资管新规实施对国有企业过度负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相比于民营企业而言,资管新规实施显著抑制了国有企业的过度负债水平,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实证结果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资管新规实施降低金融化水平,减少银行借款,进而抑制国有企业过度负债;异质性分析表明,资管新规实施对国有企业过度负债的抑制作用在竞争性行业、中央企业以及影子银行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中更为明显,而企业高管的金融背景却削弱了资管新规的实施效果。进一步研究发现,资管新规实施会抑制国有企业过度负债水平,进而提高实体投资水平和每股经济增加值。上述研究结果不但为治理国有企业高杠杆的问题提供了新视角,还对加强金融监管和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高管学术经历与企业过度负债

如何降低企业的过度负债是当前防范金融风险和去杠杆过程中被广泛关注的一个问题。以2008—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学术经历对企业过度负债的抑制作用。实证结果显示:高管学术经历能够降低企业过度负债水平,在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的机制检验显示,高管学术经历能够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来降低过度负债水平。这既丰富了高管学术经历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同时为降低企业过度负债提供了新的思路。

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与企业过度负债——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文章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研究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对企业层面的过度负债率的影响。本文通过构建两期模型发现,经济增长目标压力通过扩大国企债务规模和降低债务成本提高国企过度负债率,而并未造成非国企过度负债。实证上,文章以2010—2019年上市公司样本为研究对象,显著而稳健地验证理论模型的推断和机制。经济增长目标压力提高国企银行贷款和商业信用融资规模、降低债务融资成本,进而导致国企过度负债。异质性分析表明,横向和纵向增长压力均会影响国企过度负债率,增长压力主要作用在本地国企、大型国企、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国企、市场化进程较慢地区的国企。文章为地方政府为实现经济增长而形成偏向性结构影响提供了一般性的理论和经验证据,增进了地方政府干预信贷资源配置动机和后果的新结构经济学学理认识。

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过度负债的影响——基于金融错配的机制分析

企业过度负债制约着企业活力的发挥与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而数字金融为缓解该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基于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匹配,探究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过度负债的影响作用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抑制企业过度负债,且该效应是通过缓解金融资源的错配程度来实现的;在东部地区和国有企业中,数字金融对企业过度负债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此外,适当加大金融监管力度能够有效强化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过度负债的抑制作用。

董事责任保险与企业过度负债——基于信贷配置视角

文章以2008—2020年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董事责任保险与企业过度负债之间的作用机制,并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购买董责险促进外部监督机构发挥更大的作用,银行识别投保企业的高风险特征,调控资金借贷,进行信贷配置,倾向于通过抵押借款的方式对其放贷,企业借款因此受到一定制约,倒逼企业提高投资效益以增加收益。在降低企业借款及提高投资效率的作用下,企业缓解了过度负债。但上述关系在非国企以及绩效较好的企业中表现较弱。

商业银行信贷资源是“按需分配”吗?——兼论制造业企业过度负债的调节作用

本文以2004—2021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企业经营活动决定的内在资金需求和商业银行信贷资源配置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商业银行对制造业企业的新增授信会充分考虑企业的内在资金需求,即企业的资金需求对信贷增量和增速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如果企业存在过度负债问题,则会削弱这一关系。本文的主要贡献有:一是首次研究了企业内在资金需求对商业银行信贷资源配置的影响,二是改进了企业经营活动内在资金需求的计算方法,三是为判断商业银行是否“脱虚向实”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分析思路。

区域一体化抑制了企业过度负债同伴效应吗?--基于长三角扩容的断点回归分析

宏观区域一体化作为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政策对微观企业行为产生了诸多深刻影响。以长三角城市群扩容作为准实验,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中国县市经济统计数据,采用精确地理断点回归方法(GRD)考察区域一体化对企业过度负债同伴效应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1)区域一体化抑制了企业过度负债的同伴效应,在放宽断点识别策略伪随机性的前提假设和多种稳健性检验下这一结论仍然成立。(2)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在企业规模较小、融资约束较小和政府扶持力度较大的样本中,区域一体化对企业过度负债同伴效应的抑制效果更为明显。(3)机制分析发现,区域一体化一方面提高了企业内部的投资效率,从而抑制了企业过度负债的同伴效应;另一方面通过促进企业外部的产业集聚抑制了企业过度负债的同伴效应。同时,区域一体化改善了企业的“信息困境”和“竞争困境”,企业过度负债同伴效应的现象得到了进一步缓解。(4)在经济后果方面,发现在区域一体化抑制了企业过度负债的同伴效应后,减少了企业融资决策“随波逐流”的现象,行业整体过度负债水平呈下降趋势。本文为“双循环”新格局下企业融资行为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同时对政府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以及企业决策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绿色治理对企业过度负债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表现的视角

文章以2009—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ESG表现对企业过度负债的抑制作用。实证结果显示,良好的ESG表现能够显著降低企业过度负债水平,经过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检验的结果显示,良好的ESG表现能够通过缓解企业的代理冲突和融资约束来降低企业过度负债水平,而是否重污染行业企业、产权性质、企业数字化水平在ESG表现降低企业过度负债的过程中起到调节作用。文章丰富了ESG表现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同时为降低企业过度负债提供了新的思路。

投资者互动能抑制企业过度负债吗?

以投资者互动平台为背景,应用多元回归方法检验在数字化时代投资者的外部监督对企业过度负债行为的影响,以此研究投资者互动平台的政策效果。研究发现,投资者与上市公司间的高互动次数显著抑制了企业的过度负债,并且是通过提高企业的分析师关注度来抑制过度负债行为,以期为抑制企业过度负债、防范债务危机及建设投资者互动平台提供参考。

关于解决国有企业过度负债对策思路的评价及选择

随着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轨进入实质性的阶段,企业和银行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难题就是如何解决国有企业过度负债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让企业拖着沉重的债务负担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不可能的,让专业银行背着巨额不良债权向商业银行转轨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集团控制与上市公司过度负债——基于上证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上证A股2011—2014年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研究了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中的关联担保与关联资金交易行为对集团控制型上市公司过度负债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集团控制导致了上市公司过度负债,上市公司接受关联担保在这一过程中具有中介作用,其对外资金配置在集团控制与过度负债的关系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股权制衡能抑制企业的过度负债吗

已有不少文献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探讨了在缺乏股权制衡的情况下,拥有超额控制权的大股东的代理问题,但仍鲜有文献系统地研究股权集中程度与企业过度负债之间的关系。文章使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7—2016年的经验数据,利用HHI指数反映了第二至第十非控股大股东与控股股东之间的股权制衡情况,发现大股东之间在控制权上的制衡能够减少企业过度负债政策的采用。通过解释股权制衡对因两权分离而发生的过度负债的抑制作用,论证了股权制衡是一个重要且有效的内部治理机制,可以降低企业的代理成本。这一结论丰富了公司治理的研究结果。

资本结构选择偏好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基于上市公司“过度负债”与“财务保守”行为的实证分析

面对普遍存在于上市公司中的“过度负债”与“财务保守”行为，本文将公司的资本结构选择偏好划分为敝进型和保守型两种类型。以上市公司1999—2003年度报告的平衡面板数据为基础，选取623家上市公司为样本，以资产负债率作为资本结构的度量指标，以规模、资产流动性、成长性、现金流量等公司特征作为控制变量，针对资产负债率高于均值和低于均值的两个子样本，分别构建了两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偏好类型与企业绩效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对其实证结果进行了检验与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