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准追诉若干疑难问题探讨——对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六批指导性案例的评析

分析核准追诉问题的关键是正确解释“已过二十年追诉期限”,这涉及如何确定追诉时效终点等难题。在分析追诉时效终点时,需要运用类型化、标准化和系统思维,从现行法规范中提炼追诉时效的适用步骤、影响因素等。作为追诉时效终点的判断标准,“二分法说”的解释力强于其他学说。“已过二十年追诉期限”宜限定于犯罪的追诉时效期限为20年,且追诉时效期限届满之日以后才刑事立案的情形(适用1997年刑法),或追诉时效期限届满之日以后才对犯罪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形(适用1979年刑法)。适用“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条款的,可以直接追诉,不符合报请核准追诉的条件。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六批指导性案例只回答了“检察院办理核准追诉案件时考虑了哪些因素”的问题,未回答“追诉时效终点如何确定,适用步骤和影响因素是什么”“该案是否符合报请核准追诉的条件”等问题,未揭示几个重要时间节点对追诉时效的影响和作用机理,对追诉时效在共同犯罪中的适用存在认识误区,故有必要再次发布以核准追诉为主题的指导性案例。

追诉时效的例外条款:理论辨正与规则重理

“南医大杀人案”再次激活相对冷僻的追诉时效制度,《刑法》第87条第4项与第88条作为追诉时效的例外条款及其适用问题再次跃现。理论上对核准追诉与无期限追诉的法律属性认识模糊,未能共同纳入例外条款的定位。这导致法律适用相互交错,核准追诉甚至会架空无期限追诉条款,并异化为兜底条款。尽管司法解释、指导案例对例外条款的适用作了规定,但未能充分阐明应然立场与基本原则,引发适用逻辑冲突、内部功能紊乱。关于例外条款的解释学原理,不应脱离立法原意及其法律属性。从严解释的基本立场才契合罪刑法定原则,可防止例外条款异化为“一般规定”及扩大化适用深渊,但应当警惕将例外条款异化为“僵尸”条款,使其难于适用。对两个例外条款的具体适用,尚需细化规则。

论追诉时效的几个问题

追诉时效是刑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其主旨是犯罪实施后经过一定时期不再追诉。但因刑法中规定了追诉时效延长的例外,在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中,多年前所犯罪行往往被作为黑恶势力犯罪一并予以追诉。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追诉时效制度特别是刑法关于延长追诉期限的规定,正确理解追诉时效制度的精神,以便更好地发挥追诉时效制度的作用。本文在论证追诉时效制度设置的基本精神的基础上,辨析了追诉的基本含义,并结合司法实践对延长追诉期限的各种例外情况进行了具体的分析论述。

生物武器犯罪的国际追诉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存在缺乏多边核查机制而导致执行力不足的问题,这会造成个人在进行生物技术研究时有将其武器化的滥用风险。此外,国际恐怖组织、跨国制药公司也有可能制造或使用各种生物武器从而危害人类社会的生物安全。为了解决该问题,可以考虑采用《反酷刑公约》《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非法行为公约》等国际公约的思路,通过国际公约建立普遍管辖权的方法将生物武器犯罪作为一种国际罪行来对个人追诉相应的刑事责任,从而更为有效地起到威慑与制裁生物武器犯罪行为人的目的。这就要求我国不但要积极推进相应公约的起草与生效工作,还要完善我国的《生物安全法》与《刑法》,使之具有域外适用的效力。

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撤回权:基础规范与制度构建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新兴制度,其制度构建侧重于对被追诉人认罪认罚后的处理,而对于被追诉人撤回权的问题缺乏具体明确的规定,出现了法律层面的漏洞。在认罪认罚案件中,被追诉人撤回认罪认罚的现象事实上客观存在且并不罕见,故有必要将撤回权的理论研究将从宏观上的框架搭建阶段转向精细化作业阶段,以适应实践中的需求。通过在规范层面完善认罪认罚撤回权行使的时间阶段、正当理由以及法律后果有助于保障认罪认罚的自愿性、贯彻无罪推定的基本精神、防止冤假错案等制度风险以及体现辩控双方协商的契约性,从而实现维护被追诉人合法权益与追求诉讼效率之间的平衡。

核准追诉低龄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设条款,即在满足限制条件的情况下核准追诉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此条款既符合当前国内的现实需要,又顺应国际社会对刑事责任年龄规定的发展趋势。在适用该条款时,应当将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罪理解为相对应的犯罪行为,包括故意杀人未遂、转化型故意杀人罪和转化型故意伤害罪。适用该条款还应严格审查限制条件,包括“特别残忍手段”“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的标准。在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程序中,行为人与被害人的权利应同样受到重视。

核准追诉低龄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研究

近年来频发的低龄未成年恶性案件将未成年犯罪再一次推上风口浪尖,随着《刑法修正案(十一)》出台,刑事责任年龄的下调所构建“年龄+实体罪行+程序形式”的模式,体现惩治触罪低龄未成年恶性犯罪与审慎追诉保护未成年之内涵。对于核准追诉相关实体与程序要件的理解适用难题需要结合司法实际,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从整体上进行把握理解。实体要件上采用“罪名+罪行”路径理解“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的射程;探究“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与罪名要件的排列组合及其因果关系;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理解“情节恶劣”积极因素与阻却消极因素。程序要件上探讨核准追诉的内涵、核准期间对未成年处置、未成年权利保障。贯彻落实对未成年教育惩戒为主原则,力求对低龄未成年犯罪的正确处置。

追诉时效中断及延长问题初探

时效制度最早产生于罗马帝国时期,见于当时的《儒里亚法》的规定。后来各国立法争相效仿,逐渐发展成为现代各国法律普遍规定实行的时效制度。根据时效之规定,追诉机关和刑罚执行机关必须在法定的有效期间内行使其追诉权和行刑权,如果在法定有效期间没有行使,那么这些权力就因为超过时效而丧失。由此可见。

刑事诉讼被追诉人权利制度建设

人权是每个人作为一个人应享有的基本权利。我国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法治建设也取得了显著进步,国家对人权保障问题也越来越重视。虽然我国人权保障事业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但是刑事诉讼被追诉人的人权被侵害的现象仍然存在。刑事诉讼兼具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民的双重使命,要兼顾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看到公平与正义。本文结合我国对刑事诉讼被追诉人人权保障的法律规定及司法实践,探究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在立法领域明确无罪推定原则及沉默权,在司法领域加强对侵害被追诉人权利的监督,在意识形态领域提高全社会重视保护被追诉人人权的意识等建议。由此,希望能为刑事诉讼被追诉人人权保障建设提供一份力量。

论追诉时效超期适用制度

为防止追诉时效制度轻纵犯罪人 ,有必要实行追诉时效超期适用制度 ,我国刑法有此规定 ,但对该制度的适用需从理论上进行进一步探讨 ,以期达到其立法理性思考与司法可行性操作的完美结合。

低龄未成年人案件核准追诉问题研究

近年来,低龄未成年人恶性犯罪事件频发,社会各界对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呼声日益高涨。2021年3月1日,《刑法修正案(十一)》正式实施,《刑法》新增第17条第3款:“对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本次修订标志着我国刑事责任年龄的调整,从14周岁下调至12周岁,核准追诉的权力被赋予给最高人民检察院。

超期追诉制度之反思与重构

我国刑法典第87条第4项之核准追诉制度实际上突破了追诉时效期限的原则规定,成为了事实上的特殊形式的超期追诉,但是该规定在适用标准上语义不甚明确,且在价值追求上与罪刑法定的基本理念背道而驰。更有甚者,如果准确把握了追诉时效延长和追诉时效中断之间的逻辑关系,还会发现该规定完全属于逻辑冗余。故而在梳理和完善超期追诉制度时,有必要准确把握追诉时效延长和追诉时效中断的实质内涵,并考虑对于特别例外形式的超期追诉应该赋予新的内容。

如何理解我国刑事追诉时效中的几个问题

我国刑法上的时效,是指刑事法律所规定的、对已过法律规定期限的犯罪行为人不得追诉的一项法律制度。从该制度设置的目的和意义出发,"法定最高刑"应理解为"应当适用的条或款的法定最高刑",并主张将"法定最高刑"明确修改为"应当适用的条或款的法定最高刑"。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的"逃避侦察或者审判",应以当事人"明知"自己已经受到司法机关追究为前提。

我国刑法核准追诉制度的教义学展开

核准追诉制度作为超期追诉犯罪人的制度根据,我国司法机关对其适用性缺乏应有的积极性和统一性,其原因在于核准追诉制度之内涵、“核准追诉必要性”的判断标准、“报请核准”之含义等三方面的不明确性。对案件有管辖权的检察机关和侦查机关、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皆可为“认为必须追诉”的主体;核准追诉的对象为犯罪人而非犯罪行为;法定量刑情节中的“应当”量刑情节需要考虑进“法定最高刑”之确定。对核准追诉必要性的判断应当以犯罪人在犯罪时的所有客观事实为根本依据,兼考虑犯罪人的现实人身危险性。“报请核准”之程序的推进应当以检察系统为主线层报至最高人民检察院,如果犯罪人被“核准追诉”,则司法机关继续追究其刑事责任,反之则仅免除其应承受之刑罚而不免除对其有罪之宣告。

公诉案件追诉期限终点研究

追诉时效是刑法的重要内容,我国刑法只规定了追诉期限的起点,而没有规定追诉期限的终点,由此造成理论上的困惑并形成诸多学说。我国追诉时效是以公诉案件为基础构建的,追诉期限实质是公诉案件的追诉期限。"起诉时说"符合"追诉"的刑法含义和刑事立法价值,追诉期限终点应提倡"起诉时说"。"起诉时说"认为提起公诉之日是公诉案件追诉期限的终点,这是依据1997年《刑法》第87条得出的结论。实际上,《刑法》第87条是关于公诉案件追诉期限的一般规定,而第88条是关于公诉案件追诉期限的例外规定,只有如此才能对第87条和第88条之间的关系作出合理解释。"起诉时说"更好地体现了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兼顾。此外"起诉时说"还能比较好地解决刑事司法中的难题:"因事立案"的情况应受追诉时效的限制,追诉期限可以起到侦查期限的作用。

论无律师帮助被追诉人的自主性阅卷权

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律师阅卷权进行了强化,却忽略了被追诉人本人的阅卷权。虽其可能导致冲击控方证据体系、危及第三人权益以及浪费司法资源等风险,却无疑具有正当性。"核实有关证据"的规定在间接赋予被追诉人本人查阅、获悉控方证据材料机会的同时,凸显了无律师帮助被追诉人的阅卷权这一制度空白。论文分析了无律师帮助被追诉人的弱势处境,结合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现状,在借鉴德国被追诉人阅卷制度的基础上,尝试对我国无律师帮助被追诉人的自主性阅卷权制度进行了合理构建。

违法犯罪的二元追诉机制与立案程序研究

目前我国实行违法犯罪的二元追诉机制,违法行为由行政机关制裁,犯罪行为才进入司法程序。这种违法犯罪二元模式本身就存在着致命的缺陷,而其配套措施——立案程序并没有缓解这种缺陷,反而从条件和手段上放大了这种缺陷,使得实践中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在目前的刑法体制无法改变的情况下,应该增强立案的输入功能,加强立案监督,设立犯罪消息登记制度,在书面审查基础上进行初查。初查可以采取适当的调查措施,但需向检察机关备案,采取强制手段必须报检察机关批准、法院备案。

论我国追诉时效延长制度的完善

追诉时效是司法机关对刑事案件行使刑罚权的有效期,追诉时效延长即通常所说的案件"不受追诉期限限制"。我国刑法关于追诉时效延长的规定有被架空之嫌,使得相当一部分案件被无限期追诉。文章试从追诉时效及其延长制度的理论基础和现实意义出发,对当前我国追诉时效延长制度的立法内容进行解读,并借鉴域外在追诉时效方面的立法例,结合我国国情提出符合世界刑法发展趋势的建议。

论运用证据追诉刑事责任

犯罪是发生于过去、遗存于现在的行为,在刑案中表现为证据、案件事实和犯罪事实的演进;犯罪又是依法应责的刑事违法行为,它沿着有罪、应责和当罚的基线反应为刑事处罚。在诉讼上,犯罪行为的确定所经历的三级递进证明过程,相对于刑事责任的三个逐步追究落实阶段,形成互为依据、互相动静的刑案网络。运用证据追诉刑事责任好似一条红线贯穿其间。而一体的刑事行为在刑事诉讼中总是生动地展示着,承合于作为文章枝叶的三大追诉阶段。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二)》解析

《立案追诉标准(二)》是最高人民检查院、公安部制定的具有司法解释效力的规范性文件,对于规范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具有重要意义。了解《立案追诉标准(二)》的制定背景和重大变化,对于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更好地理解和适用该标准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