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生产率异质性如何影响劳动者退休时间决策?

基于人口老化与财务平衡推定提高退休年龄是劳动生产率同质假设的静态逻辑。理论上,最优退休时间取决于劳动者退休后消费水平与休闲收益的权衡。劳动生产率是能够同时影响消费水平与休闲收益的本质性变量,对劳动者退休时间决策具有双重效应。劳动生产率异质性使不同劳动者、不同时期的退休时间决策具有明显的异质特征;国家与社会有必要对异质性劳动生产率导致的异质性的劳动者最优退休时间作出回应,从而适时优化现行退休时间政策。模拟分析表明,劳动生产率异质性决定了最优退休时间的异质特征,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反向关系;在基准情境下我国劳动者的最优退休时间约为63.16岁;若要维持60岁的法定退休年龄,则必须保持9%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因此,摒弃劳动生产率同质假设并重视通过劳动生产率路径缓解养老金压力、实施激励相容的弹性退休计划、不断提高劳动者与社会的劳动生产率等有助于改进我国退休政策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性别差异、养老金福利与退休决策

明晰不同性别个体在延迟退休中的福利损益,是优化设计延迟退休制度的关键。本文使用微观模拟和OAXACA-RIF分解方法,模拟了现行制度以及八种延迟退休制度下个体的养老金总财富、养老金净财富、退休总净现值三种养老金福利,并通过模拟养老金总财富累计值、养老金总财富峰值、养老金净财富峰值、期权价值确定了个体最优的退休年龄选择。研究发现:现行制度存在提前退休激励;阶梯奖惩的弹性延迟退休制度具有延迟退休激励效果;现行制度下个体养老金福利存在的性别不平等和性别歧视可以通过延迟退休缓解。据此,本文认为在延迟退休制度设计中需要加入激励措施、采取具有阶梯奖惩措施的弹性延迟退休方案、减少养老金福利的性别不平等和性别歧视。

弹性退休制度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基于新古典增长模型

当今世界人口问题日趋严重,中国作为世界人口大国,面临的挑战更是前所未有:在长期人口增长的背景下,中国当前进入人口发展的新时期;同时,还面临1962-1975年高生育率时期出生人口逐渐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老龄化问题。这两个因素迅速加重了现有养老体系的负担。参考已实施弹性退休政策的OECD国家的相关安排,立足现有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引入老年人退休决策因子,模拟中国实行弹性退休制度,并确定相应的经济动态均衡状态。通过调整模型中各政策参数,探究老年人退休决策对经济增长和福利差距的影响机制。基于研究结果,建议未来应实施弹性退休制度,进一步推行结构性减税和结构性调整养老保险缴费率。

人口结构变化、老龄化趋势及延迟退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检验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预测人口总量及其结构的走势和老龄化的未来趋势,分析人口总量及其结构,尤其是老龄化趋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占比增加、人口抚养比下降会促进经济增长,在对经济增长的回归中人口结构的解释力不及劳动力数量,但在预测未来时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力更大。第二,总人口会在低方案情况下已步入下降通道,如果总和生育率不快速提升的话,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在近50年将持续加深。第三,延迟退休可以减少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冲击;提高生育率可以减缓老龄化程度,但在短期会抑制经济增长。延迟退休方案增加劳动人口越多,越能促进经济增长,延迟退休实施的力度越大,法定退休年龄越大,对老龄化的缓冲程度越大。如果男女每年延迟退休递增1年,分别最终延迟到70岁和65岁,在一些年份甚至可以完全抵消老龄化的抑制作用。

延迟退休对青年人就业的挤入效应研究

本文从理论上提出了延迟退休对青年人就业产生挤入效应的两条途径,并基于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和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延迟退休对青年人就业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延迟退休不仅不会挤出青年人就业,反而会对其产生挤入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相较于男性青年人,延迟退休对女性青年人就业的促进作用偏弱;高学历老年人延迟退休能够促进高学历青年人就业,低学历老年人延迟退休能够促进低学历青年人就业。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延迟退休通过降低实际老年抚养比促进青年人就业。调节效应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对延迟退休与青年人就业之间的关系存在正向调节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支持政府为增加劳动力供给提出的延迟退休政策,建议推进渐进式、弹性式延迟退休政策。在实行延迟退休政策的同时,政府应适时调整其他相关政策。在三孩生育政策全面放开阶段,政府应重视年轻家庭对祖辈隔代照料的需求。此外,政府应鼓励老年劳动力提升自身人力资本水平。

社会建构、反馈效应与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停滞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屡次提出研究和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方针策略,然时至今日,全国性的延迟退休政策尚未出台。以社会建构与政策设计理论为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以1951—2021年54份中央政府文件为样本,考察目标群体的社会建构如何通过反馈效应影响延迟退休年龄政策进程,研究发现:干部和高级专业技术人员被正面建构且因政策受益,产生正反馈,政策长期仅适用于该群体,普通劳动者被正面建构但因政策受损,产生负反馈,以致全国性政策无法出台,政策陷入停滞;而正反馈效应长期积累促使社会建构转向,社会环境因素改变政策认知,进而推动政策进程。因此,政策制定者坚定决心,不断优化政策设计,回应目标群体的社会建构转向;党和中央政府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吸纳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塑造公众政策认知;地方政府积极开展政策试验,总结经验教训,这些措施都有助于加快政策进程。

延迟退休政策的国际实践与中国选择

从国际横向比较来看,中国的法定退休年龄规定大幅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实施延迟退休改革是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必然方向。在OECD各国现行退休年龄规定以及对各国延迟退休政策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以下观点:延迟退休方案可以保留适度的男女退休年龄差距作为改革突破口;延迟退休要合理设立提前退休、延后退休以及分类退休等弹性机制;延迟退休配套机制设计中要充分考虑劳动者合法权益,减少劳动者的实际工作时长,减轻劳动者的工作负担;基础养老金与个人账户养老金之间可以设定不同的退休年龄规定。

积极老龄化视域下退休老年人再就业劳动权益的法律保护

对退休老年人再就业劳动权益施以法律保护,能够呼应积极老龄化的战略要求、彰显劳动权享有的规范要求且满足平等反歧视的原则要求。退休老年人再就业劳动权益的法律保护存在硬性退休与劳动关系建立的困境和劳动关系与社会保险享受的困境。对此,应适当借鉴域外国家的经验,并通过发挥退休制度在劳动法体系和社会保险法体系中的不同价值,渐进式与弹性化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比例式与协调式发放养老保险待遇,以及政策化与法律化规制就业年龄歧视等路径来加以改善,实现对退休老年人再就业劳动权益更加充分更为全面的保障。

主观死亡评估下的退休后投资-消费-年金化时刻决策

考虑退休者的死亡风险和遗产效用,研究了退休后期最优投资-消费-年金化时刻决策问题.根据退休者在退休时刻对自身死亡概率的主观评估,把退休者分为两大类:第一类退休者自我评估以概率1活不到最大年金化时刻,第二类退休者自我评估以一定概率活得过最大年金化时刻.自退休时刻开始到死亡时刻或年金化时刻为止,退休者要进行投资和消费决策.假设最优的年金化时刻是使得年金化前后的累计消费效用均值以及遗产效用均值之和达到最大.采取幂效用函数形式,得到了最优投资-消费策略的解析解、第一类退休者在生存期内都不购买年金的条件以及第二类退休者选择在最大年金化时刻购买年金的条件.利用数值分析方法,详细分析了性别、生存周期、遗产效用、折现函数、风险厌恶系数、金融投资环境以及年金产品价格对退休者年金行为的影响.

退休人员参与传统体育健身组织对其社会融入的影响

参与传统体育健身组织对退休人员社会融入状况和社会融入感受的影响机制值得深入探讨。通过分析山东省烟台市544位退休人员的调查数据发现:参加传统体育健身组织能够提高退休人员的制度性融入状况,包括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和对社会制度的信任水平;参加传统体育健身组织也能促进退休人员的非制度性融入状况,包括与家人、朋友和邻居的交往频率以及对社会关系的信任水平;同时,制度性融入状况和非制度性融入状况都会对退休人员的社会融入感受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研究认为,大力发展并积极推动退休人员参与传统体育健身组织,能够提高其制度满意度和制度信任度,增强其关系网络和关系信任度,最终实现社会融入感的提升。

发挥退休人才作用服务乡村振兴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利用好退休人才资源,是补充乡村振兴人才资源的有效途径。农业类高职院校的退休人员具备丰富的农业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要研究如何把退休服务工作和乡村振兴相结合,探索新路径、新方法,充分发挥其专业技术、资源等优势,助力乡村振兴。

营造退休人员回乡服务的良好社会环境

乡村振兴战略在我国的发展蓝图中正逐渐展现出巨大的潜力与重要性,九部门联合发布的《“我的家乡我建设”活动实施方案》通过鼓励退休人员回乡服务,更是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退休人员对家乡的热爱和归属感使得他们更愿意投身乡村建设,他们在各自领域积累的知识和技能为农村经济的增长注入新动力。鼓励退休人员回乡服务,必须分析制约退休人员回乡服务的因素,进而寻找破解之策,营造退休人员愿意回乡服务的社会环境。

延迟退休政策的功能替代、系统拓展与协同治理

传统延迟退休政策的思路在国际实践中已遭遇瓶颈,且日益不适应中国延迟退休的推进目标,昭示着应跳出既有政策思维定式,寻找政策设计的新突破。延迟退休政策的核心目标在于推动劳动者生命历程重构,应以公平清晰的养老金制度设计来替代养老金延迟领取,以老龄多元就业代替职业生涯的固化延续,建立延迟退休政策推进的新思维。需要从养老金制度的保障性和清晰性、生命历程的纵贯性和交叉性、退休阶段的适老化和过渡性出发,对延迟退休政策进行系统化拓展及功能分解,推动养老金制度和劳动就业制度的协同优化,强化老龄劳动能力提升和老龄多元角色协调。通过延迟退休政策的系统拓展和协同推进,可以探索延迟退休政策从消极被动走向积极有为的可行路径。

延迟退休、生育率与内生增长

人口老龄化加剧使延迟退休呼声不断。本文将延迟退休纳入内生增长理论模型框架中,综合考虑延迟退休的资本积累效应、技术进步效应和生育效应,分析强制延迟退休和弹性退休两种退休模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预期寿命延长对生育率和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但实施延迟退休政策能够抵消此负面作用,预期寿命延长会使老年人愿意提供更多工作时间;尽管延迟退休会使储蓄下降,但延迟退休对生育率和技术进步的正向作用超过了储蓄下降的负向作用,表明延迟退休有利于经济增长;弹性退休模式下的生育率和人均产出增长率均高于强制延迟退休对应数值,表明弹性退休模式更有利于促进生育率和经济增长。因此,建议中国应推行允许个人可以在一定年龄范围内自主选择退休年龄的弹性退休政策,这将有利于促进生育率回升和经济增长。本文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延迟退休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并为实施弹性退休政策提供了理论借鉴。

退休再就业人员劳动权益保障的现状与对策

退休人员再就业不仅能补充劳动力、产出经济效益,而且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有利于推动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当前,退休再就业人员劳动权益保障范围有待进一步扩大,工伤、辞退、最低工资标准等存在制度碎片化等问题。为此,应加强退休制度与再就业制度的衔接和配套,制定出台鼓励老年人就业、再就业的支持政策,为退休人员再就业创造良好环境。

渐进式延迟退休:致因、机遇与进路

我国面临人口老龄化加速和人口负增长加剧相互交汇的老龄社会新常态,恰逢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周期,构成实施渐进式退休改革的时代背景。坚持核心问题导向,当前亟须紧紧把握“一大致因”“二重机遇”和“三个关系”,这是理解并支撑延迟退休改革落地的关键。老龄社会是延迟退休的核心致因,人口结构变化规律表明我国已处于实施延迟退休改革的机会窗口后期,参考先行国家经验,及时实施延迟退休改革具有客观必然性和现实紧迫性。释放长寿红利和增进老年人福祉赋予延迟退休二重机遇,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潜力巨大,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同向提升,助力在问题应对中转危为机,寻找问题的化解之道,发挥制度优势。面向未来,建构实施延迟退休改革的进路应主要聚焦于延迟退休与劳动力市场、隔代照料、养老保险构成的三个关系,亟需围绕这三个关系完善延迟退休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和配套支撑措施,健全人口服务体系,深化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推动就业体系、产业结构全面改革,挖掘经济增长新动能,为世界各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一个富有中国特色、充满中国智慧的行动方案和坐标参考。

公共政策社会共识的生成路径--以“延迟退休”议题的话语互动为例

社会共识的生成不但需要物我感通,而且也离不开以话语互动为基础的人我沟通。话语互动虽然不能构建事理,但可以发现各种意见的偏颇,从而消除隔阂、显现事理,实现从意见到事理、从事理到共识的转变。围绕着延迟退休议题的话语互动,是公共政策社会沟通的典型案例。该议题在网络话语空间经历了争论期、激辩期、转折期、再议期、共识期五个阶段,论辩主题从延迟退休是否合理转向怎样公正、合理、适时地延迟退休,历时十余年,最终在原则及时机之上形成了基本共识。这种共识的生成不是相互妥协的结果,而是解除主观障蔽,彰显公共议题本然之理的过程。

弹性退休制度下谁更愿意延迟退休?——基于Option Value模型的微观模拟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延迟退休年龄、建立弹性退休制度是大势所趋。养老金激励是弹性退休制度的重要内容。建立期权价值模型和养老金给付及奖惩因子模型,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项目(CHIP2018)的数据,对不同特征人群的养老金峰值、期权价值、内部报酬率进行模拟。研究发现:养老金总财富随退休年龄“先增后减”,男性的峰值年龄早于女性;引入养老金“奖惩”机制有助于提高最优退休年龄,激励劳动者延迟退休;考虑闲暇偏好的异质性,男性参保者更倾向于早退休,而女性参保者特别是女性较高收入群体更愿意延迟退休;厌恶风险的参保者更有可能选择早退休。建议尽早建立弹性退休年龄政策体系,增加劳动者的选择权和制度灵活性;引入精算调节因子构建养老金奖惩机制,完善养老保险待遇计发办法。

金融素养对中国居民退休规划决策和养老模式选择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给我国现行养老保障体系带来了较大压力,引导居民进行合理的退休规划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本文基于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金融素养对居民退休规划决策和养老模式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素养提升能够促进居民进行退休规划决策,提高居民选择社会养老和个人养老模式的概率,同时也会降低居民对家庭养老的依赖。金融素养提升影响退休规划和养老模式的主要渠道包括增加居民金融信息获取、提高其风险偏好以及削弱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金融素养提升对女性、低收入群体和城镇居民的退休规划促进作用更大,而且促使低收入群体和农村居民更倾向于选择个人养老和社会养老模式。为此,建议将金融素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提升各类居民群体金融素养水平;提高金融市场的透明度,引导居民合理配置养老金融资产;完善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推进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制度建设。

全国统筹、延迟退休与企业养老基金平衡能力

呼之欲出的延迟退休方案与正在推进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政策,将对企业职工养老基金平衡能力产生叠加效应。通过构建精算模型,分四种情况测算了2022—2052年期间企业社会统筹账户的基金收支状况,结果发现:单独实施延迟退休比保持现行政策参数、单独实行渐进式全国统筹更能改善统筹账户的基金财务状况;同时实施渐进式全国统筹和延迟退休政策对改善统筹账户基金财务状况的效果要明显优于单独实行渐进式全国统筹政策和单独实施延迟退休政策,其中实施渐进式全国统筹的同时实施“男女同步”延迟退休的改善效果最佳。建议积极推进全国统筹,落实地方政府责任考核机制,及时出台“男女同步”的延迟退休方案并确保延迟退休个人选择权的公平,扩大平均缴费工资统计口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