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唐诗选本的文献汇编、研究维度及方法论意义——以查清华主编《东亚唐诗选本丛刊》(第一辑)为中心的考察

查清华教授主编《东亚唐诗选本丛刊》(第一辑)选录日本江户、明治时代学者注解、评释的12种唐诗选本,在编选标准、版本选择、校勘校订、提要撰写等方面体现出编选者敏锐的学术视野和扎实的文化底蕴,可谓“深度整理”的典范之作。该套丛书不仅向我们展示出中国文化文学在日本传播、接受、阅读与阐释的多样面相,更为学界提供了新材料、新视角与新方法,必将推动东亚唐诗学文献文化相关研究向更深广层面发展。

中国古代爱情诗翻译选本在西方世界的传播

近两百年以来西方世界翻译和出版了不少中国古代爱情诗。西方编选者以自己的诗学标准对中国诗歌文本进行选择、翻译和阐释,以翻译选本的方式呈现,使其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中国古代爱情诗翻译选本在西方世界的译介、传播和接受涉及如下问题:输入者的时代环境、编选者的情感差异、接受者的美学取向、中西方的伦理歧异以及不同文化系统的性别认同。分析编选者主体对中国古代爱情诗的阐释依据,剖析具体文学文本与文化现象背后的跨文化传播机理,可以为中国文化的跨文化阐释提供镜鉴。

论《极玄集》“诗家射雕之手”的选本定位及其诗史意义

姚合《极玄集》选王维等21人诗百首,《序》称所选者皆“诗家射雕之手”。从时间范围看,所选者包括盛、中唐诗人,而以中唐前期诗人为主。就题材内容而言,选本涵盖送别伤离、寄远赠答、羁旅登临、题赞咏物、记事怀人、感怀即兴,很少涉及民生疾苦等。依体裁分析,该集选82首五言律诗、8首五言古诗、7首五言绝句、3首七言绝句。据诗风观之,以凄清绮净为主,但也有雄奇壮美者。研究《极玄集》“诗家射雕之手”的遴选范围及其特点,不仅对研究选本辨体、认知王维等诗人的近体诗、探究唐代近体诗发展有重要意义,而且对考察《极玄集》与晚唐诗的关系亦有不可忽视的价值。《极玄集》以“诗家射雕之手”定位而编纂“精微”选本,其在唐人近体诗经典化过程中的作用也是值得关注的。

晚明戏曲选本《缀白裘合选》考述

郁冈樵隐、积金山人所编《缀白裘合选》是目前所见最早以“缀白裘”命名的戏曲单出选本。根据书籍版式和所选散出来看,现存版本是明刻清补的本子,初刻时间为明代万历中晚期。《缀白裘合选》选剧40种87出,存佚曲9种,其成书是以继志斋精刻文人曲家重校、品评全本戏曲为母本,缀合精华剧出而成,具有重要的戏曲文献价值。

探究选本背后的百年新诗史——评郭勇《百年新诗选本与中国新诗的经典化研究》

《百年新诗选本与中国新诗的经典化研究》是郭勇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结项成果。以选本为对象,是文学研究的一条重要路径,它以接受、传播为研究视域,成为文学经典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该书是以百年新诗选本为研究对象。

历代选本对孙逖诗歌作品的选录综述

盛唐文人孙逖多才多艺,诏令制诰诗文赋兼善。孙逖一生勤于著述笔耕不辍,在诗歌创作上古调今格各占胜场。自李唐王朝至清末时期,历代诗歌选本对孙逖多样化的诗歌作品均有选录。不过,历代诗歌选本只是单纯选录孙逖诗歌作品,个别选本对所选作品进行简单的文字校注,对孙逖诗歌作品缺乏全面深入地分析探讨或品评鉴赏。

选本编纂与王朔小说的经典化

在王朔小说的经典化过程中,文学选本发挥了重要作用。争鸣小说选本、先锋小说选本、通俗文学选本等当代文学选本收录王朔小说的复杂情况,反映出王朔小说被同时代人理解、接受和归类上的困难程度。王朔及其作品的经典化是当代文学典律构建中的特殊个案,是历史与现实、作家与社会、文学批评与大众传媒、学术规范与市场逻辑等多重内外因素形成合力的结果。

论现代散文别集选本的“自选”与“他选”

中国现代散文选本可分为别集选本、总集选本两大类。别集选本是反映单个作家创作成就的代表作品选集,依据编者身份可再分为“自选集”和“他选集”。作家“自选”具有“他选”所不及的自知之明和真切之感,但也可能带上个人偏好而有所遮蔽。“他选”可秉持选家的超然立场、编选意图和鉴赏眼光,选出既可体现作家特色又可体现选家用意的选本。这两类别集选本突显了现代散文家的创作成就和个性风格,强化了现代散文的文学观念和分体意识,推动了现代散文的经典化进程,对经典作家和经典名篇的选认和传播发挥了选学特有的功能。

清初尺牍选本中的文人困境书写

清初在以选本聚合时人的文化生态中,尺牍编选刊刻十分盛行,现存选本约计20种,收录尺牍近万通,在出版史上具有现象学意义。选本生成带来尺牍由私密空间走向公共场域,贯穿着选家复归风雅的苦心孤诣和价值取向,衍生出立言和传名的功能,最大程度地保存了清初文人真实的精神影像,文学史因此变得日益丰满。大量内容充实、情感真挚的尺牍高度还原了传统文人的日常,不乏其他现存文献阙载或言而不详、录而失真者,其中的“困境书写”十分突出,映射了一代文人深刻的精神创伤。尺牍是社会交往的产物和知己交谊的见证,文人在日益扩张的人际网络中寻找突围,谋求物质救济、生命关怀以及文化理想的实现。

礼学与清中期骈文选本之关系

骈文之体源于礼法,后世因着意于骈文形式之美,其与礼学之关系逐渐隐晦。至清代,出于稽古右文之需,礼制建设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在此情势下,翰林院庶吉士学习骈文,科举考试也将骈体作为基本功夫。此期骈文选家多曾任职翰苑,出于礼职身份而编纂选本。因此,所选文体多与礼制相关,且骈文理论亦含蕴“和”的礼学内涵。正是在清中期重礼的文化氛围中,骈文与礼学再次结缘。

清代官学视域下的明代选本批评——以《四库全书总目》明总集提要为考察中心

《四库全书总目》明总集提要集中阐发了四库馆臣的明代选本批评观,其作为官修书目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清代官方的学术立场和政治态度。在清代统治者“明以门户亡国”的历史反思之下,《总目》明总集提要指斥明人喜结社、倡流派、立门户的习气,并认为是流派纷争和门户之见导致了明代选本批评的整体滑坡和倒退。参与编修《四库全书》的各级官员秉承上意,对涉及流派、门户、党争等敏感内容的明代选本采取了批评斥责、抽删改动、令行禁毁三种手段进行打压和肃清,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明代选本批评在清代官学评价体系中的缺席和失语。总之,《总目》明总集提要作为政治偏见在文学批评上的具象表征,反衬出清代官方学术研究与现实焦虑并行交织的矛盾所在。

科举、选本与思想史——以南宋最后百年为中心

南宋最后百年用于举业的文章选本编纂史表明,策论写作具有相当的重要性。策论类文章选本鲜明的学术特色,呈现出思想传统在科举场域下的发展脉络,即“永嘉”与道学的分歧对抗到“永嘉”融入道学的过程。道学在科举场域的权威地位,融入了以朱熹为代表的道学家对之前占据科举场域的永嘉学术的批评、朝廷和考官的态度变化以及书商、考生等多种社会角色的正面回应。科举场域对拓展后的道学思想产生了负面影响。

选本视域下秦观文章的递降性接受

秦观文章的文学史地位可通过选本反映。《宋文鉴》等二十余部选本根据政治立场、文学好尚、文体规范以及实用性等因素对秦文进行选录。在与宋六家、苏门六君子文章选录数量的比较中可以发现,秦文在其中居于中游地位。南宋选录秦文的选本最多,其数量甚至超过后代之和,这主要是受到科举考试与南宋人对苏门士人的推崇等因素的影响。而宋代以后选本对秦文选录明显减少,其根本原因在于与欧苏等一流作家相比,秦文的思想性不及他们,艺术上又好模拟,难以自成一家。这同时也与秦观词作的造诣得到普遍认可、文体的不同功用、唐宋八大家文统的确立以及八股文师法的对象有关。

“最早的京剧选本”《醉白集》及其戏曲史学价值

赵景深在1986年发文指出,民国八年苕溪灌花叟主重修裱订的《醉白集》是最早的京剧选本。实际上,有关《醉白集》的来龙去脉、具体册数、收剧数量、篇目内容以及基本文献形态等问题存在颇多矛盾之处。这些问题的提出与探讨,既有助于全面还原《醉白集》的本来面貌,又能够充分解决《醉白集》是否为最早的京剧选本的疑惑,同时还可以由此重新认识以《醉白集》为代表的早期京剧选本的戏曲史学地位与价值。

明代唐诗选本对柳宗元诗的接受差异及其原因

明代唐诗选家对柳宗元诗接受度普遍不高。明前、中期,受尊崇盛唐、忽视中晚唐思想影响,对柳诗选录多至48首、低至一首未取。接受度虽不高,但在明人辨体思想影响下,其五言古诗之简古淡泊仍为其赢得一席之地。明后期,文学观念转变,审美追求渐趋多元,柳诗选录呈小幅增长,但在中唐诗人地位普遍有所上升的明后期,柳宗元诗歌接受地位已有下降之势。这与明代社会文化环境、不同阶段文学观念的提倡等密切相关。

福建红色诗文的选本与有声传播现象研究

福建红色诗文承载着伟大的中国革命精神和独特的福建传统文化,是中国红色文化资源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选本传播与有声传播是福建红色诗文两种重要的传播范式,纸质选本为有声传播提供经典文本,有声传播为纸质选本的二次传播提供转换动力,两者差异化发展与协同互补,不断提升福建红色诗文的传播合力与传播效应。

通往国文教育的文章建设——以中国现代散文选本(1927—1937)为中心的考察

1927—1937年,中国现代散文选本中,存在着一种教育型选本。从选文标准来看,主要提倡简洁、易懂的文章;就选文构成而言,在侧重美文、小品文的同时,还收录了不少应用之文。由此,散文选本呈现出丰富的文章面貌与复杂的文本形态,即具有审美性和实用性的双重特征,体现出文学本位和教育本位的有机结合。散文选本与国文教育之间,形成了密切的互动和互渗关系。在通往国文教育的道路中,经由散文选本这一中介,还实现了作家、编者与读者的多边互动;但仍应审视其中存在的工具性与人文性之争,这对于当前中学语文教育的长远发展,亦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博学宏词、科举试诗的恢复与“古诗程序”选本的编刊

博学宏词科,肇始于唐开元年间,废止于宋末。康熙年间,为延揽人才,登崇俊良,并弘扬文教,巩固统治,博学鸿儒科将众多名士列入荐牍。博学宏词科的诏试及科举试诗的恢复,使得诗律重获举业地位,从而带来了诗歌选本编刊的风潮,文学趋向也对诗坛产生了明确的引导作用。而古诗作为近体诗“问渡津梁”,对试律诗有“撮壤导涓”功用,也被时人所重视。大量“古诗程序”类选本在这一时期广泛刊行。

清末古文选本辑考与叙录

清末民初,是古文选本史上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八股取士制度解体、新学制建立动摇了此前古文选本赖以生存的制度基础。西学思想涌入,文字、书面语体改革等则使与古文选本关系密切之传统文化环境发生了变革。在此基础上,古文选本具备了观察此一时期文学、社会史的重要功能。然而,此前学界主要将目光集中于“新选本”,即“国文”教科书的探讨,对传统古文选本关注则相对不足。为此,本文汇辑历年来所见清末古文选本十五种,依次对其考辨、叙录,以期对该领域研究的深入有所裨益。

论明代陈子昂诗的接受起伏——以明代唐诗选本为考察中心

在“复古”“宗唐”文学思潮影响下,陈子昂雅正冲和、音韵和谐的诗歌在明前期备受推崇,其诗选量在初唐诗人中位居前列。明中期文人辨体意识进一步增强,陈子昂古律混杂的诗歌遭到李攀龙贬抑,并影响到明后期选家对陈诗的选取。在明后期反复古思潮的影响下,陈子昂诗歌在明代重要唐诗选本中的接受度有所降低,且明后期文学审美的多元化使得陈诗接受呈现较大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