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名与传情:通俗小说征引作者诗集谫论

通俗小说征引作者诗集的现象较为奇特,以前学界关注较少。这一现象与小说家借诗词传名、传情有关,诗词传名是作者朴素思想的呈现,其主要原因是诗文集出版难而小说出版容易;诗词传情体现了小说家主体意识的介入,表现为将自身经历点缀于小说之中,带有自况性质甚至实录性质。该现象的小说史意义有三:明清越来越多有名望的文人关注并创作通俗小说;通俗小说题材多样化催生了通俗小说征引作者诗集的现象,同时文学风气与作家观念又制约了这一现象的发展;小说文体地位提升促进传统观念转变,出现了诗文集收录小说诗词的现象。

古代通俗小说成书时间研究的新突破——评《〈水浒传〉成书时间研究》

关于《水浒传》,学界虽有大量研究成果问世,但在不少问题上言人人殊,尤其是《水浒传》的成书时间更是聚讼纷纭。通行的说法是《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却没有坚强有力的事实证据。而《水浒传》成书时间问题,并非只是一个具体的小问题,而是关系到对中国小说发展与文学发展历史的认识和理解的大问题。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王齐洲、王丽娟教授合著的《〈水浒传〉成书时间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22年5月版,以下简称《研究》,凡引用此著只注页码)另辟蹊径,将传播与接受作为研究的抓手,紧紧攥住《水浒传》早期传播史料这个牛鼻子,运用文献—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考察《水浒传》成书时间,实现了《水浒传》成书时间的新突破。

明清通俗小说雅化进程中女性形象衍变的文化意蕴

明清通俗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有一个衍变的过程。明代早期通俗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沿袭了宋元说唱文学中的市井特色,明代前中期通俗小说中的女性描写体现了世俗社会的情欲观和女性观。随着文人参与通俗小说编创,小说中的女性形象逐渐发生变化。明清之际到清代中期文人创作的通俗小说中,女性和以异性知己为内涵的爱情成为文人的情怀寄托。传统文化中的性别伦理、市井社会的情欲观、因应现实政治经济等因素而变化的社会思潮以及士人的自我体认融合在一起,使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有着较为复杂的内涵。寻绎女性形象发展演变的规律,有助于了解一代文人的人生境遇、理想和心态,认识文学与社会思潮、文化心态的关系。

稗语益人心:论明清通俗小说“劝善教化”之功用--以章回小说《济公传》为例

《济公传》作为济公系列小说的集大成者,其“劝善”价值,足可以与经典名著比肩。该书作者高扬“劝善惩恶”的旗帜,以“正人心,化风俗”为要旨,以因果报应观念为全书之骨骼,寄“劝惩”于济公、善人、贞节烈妇等形象,以及神魔、侠义、公案、世情等多种类型题材之中,充分彰显了小说所具有的善书性质。而小说所具有的善书倾向,则是“文用为善”的传统观念与明清两代“劝善”时风合力作用的产物。

“稗官小说”的关键词批评与明代通俗小说序跋的目录学传统

明代通俗小说序跋高频率使用“稗官小说”一词,作为小说批评的核心术语,这是序跋者基于目录学体系而总结的词汇,意图形成一种评价的策略。在此基础上,序跋者提出通俗小说其他方面的知识特征,以说明通俗小说合理存在的社会文化环境。这表明,明代通俗小说序跋深受目录知识传统的制约,并影响了时人对通俗小说知识特征的概括与社会角色的评判。探讨明代通俗小说序跋的批评价值,应透视明代文教背景及其知识结构对把握明人小说批评理念、概括明人小说观念及细化明人日常知识活动的权威作用,避免“以西律中”及“以今律古”的过度诠释。

“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清初通俗小说中“情”的阶层性与狭隘化特征

目前学界有关明清小说中尚情观念的研究,大都以思想史与文论史为框架,较少注意到社会阶层的视角。作为中国古代“情”文化的重要支流,清初通俗小说将“情”建构为文人阶层所专属的范畴,明显区别于晚明小说中“情”对不同社会阶层的包容。在小说套语的演变中,“情之所钟,正在我辈”被赋予了正面的道德意义,成为深情文人自我标榜的用语。以才与情之间的密切联系为基础,清初通俗小说否定了晚明小说中情种的市民出身,以才子身份作为塑造情种形象的必要条件。基于女性在“情”之话语中的工具性地位,占有上层女性是多情文人彰示优势地位的重要策略;与下层女性的婚姻关系则是权贵群体在“情”之领域中丧失话语权的表现。

目录学视阈下孙楷第对通俗小说的现代建构——以“四大奇书”为中心

孙楷第在查验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通俗小说各版本的基础上,将采用科学方法以图书的功能属性与学科划分为主要特征的“图书分类”引入“文学史”中,尝试建构目录学视阈下通俗小说符合历史特质或现代需求的价值性。通过1932年、1958年、1982年三版“通俗小说书目”的编纂,孙楷第以通俗小说各版本的文献关系来梳理相关小说的成书“演化”,有效揭示了通俗小说源流的动态史迹。这种建构通俗小说专科目录学的实践,是孙楷第以小说研究为媒介,寻求传统学术体系在现代社会情境的适用性与创新性。此举不仅从认识论的角度提出通俗小说书目提要的新观照视角,而且在古今贯通的评价原则中构建了通俗小说的目录学知识,亦形成以版本目录学为中心的体系化评价思路,详细展现了通俗小说知识的多层性,具有重要开创意义。

近代海派通俗小说与上海都市伦理递变

近代海派通俗小说是上海都市社会的忠实记录,不仅描画了上海都市生存状态和时代精神状况,同时也反映了上海都市伦理和道德问题。因此,以近代海派通俗小说为研究标本,能够深入地剖析和透视这一时期中国都市伦理的发展和演变。从近代市井小说、晚清谴责小说、海派言情小说三种主要类型,可近距离地审视近代上海都市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商业伦理、政治伦理和婚恋伦理问题,从而捕捉中国都市新伦理的源起图景。这些新伦理意识决定了近代都市社会在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上同传统社会的巨大分歧,也让盘踞中国社会的宗法伦理制度受到一定程度的批判;同时也体现了捕捉社会风气之先的近代文人以及新一代知识分子试图改善个人生活、改变社会风尚,进而铸造现代国民人格、培养文明健康伦理关系的人文努力,为中国伦理道德由传统向现代的艰难蜕变和历史转型起到了一定的启蒙作用。

文学史视域下晚清通俗小说的接受困境与价值转向——以狭邪小说为例

近百年来学界对狭邪小说的研究,本质上回应的是晚清通俗小说是否具备文学史“经典”价值的问题。出于文学功利性的要求和精英文化的主导,20世纪上半叶的文学史书写并未给予狭邪小说整体以正面评价,而《海上花列传》却凭借学界积淀已久的“雅俗”观念脱颖而出,开启经典化进程。新时期以后,在多重因素的合力下,研究者展开对狭邪小说文学史价值的重新审视和二次发掘,并由此拓展晚清通俗文学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从中既能看到近百年来狭邪小说研究的接受困境与价值转向,也可以进一步思考晚清通俗文学未得到充分研究的症结所在。

论明代通俗小说序跋的创作形式和研究意义

明代通俗小说序跋是明代散文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其进行关注和研究,颇有意义:序跋为散文文体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序跋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序跋在小说理论研究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序跋反映明人对小说的广泛接受和高度评价。明代通俗小说序跋创作形式大致分为自序、受请作序、亲属为序等形式。

明代通俗小说的编撰与刊刻

明代通俗小说,经历了由少至多、由个人编撰到书坊主集体编撰再到文士群体编撰、由官方率先出版到官、私、坊刻本并出的过程。其发展与官方思想禁令的松动、商品经济逐渐发达、社会思潮发生转移及一般大众的娱乐需要有关,终于在明嘉靖时引发规模宏大的编撰、刊刻热潮,并逐渐形成以历史演义、世情小说、神魔小说、公案小说、英雄传奇为代表的文学现象。明代通俗小说在编撰上具备回目用韵对偶、散韵结合、继承话本艺术结构的特色,在版刻上呈现出图文并茂、羼入广告、插入批评的特征。

论明清通俗小说对诗词的传播方式及意义

明清通俗小说通过照录、节录、袭改、集句的方式,将大量的集部诗词引入小说中,这是对集部诗词的二次传播。小说作者化身为叙述者、人物,根据小说体制及故事情节的需要创作诗词,这是对说部诗词的传播。叙述者、人物及评点家对小说中诗词的评论,这是对诗词的第三次传播。明清通俗小说具有娱乐性、故事性与趣味性,在诗词传播方面具有“娱乐教育”与“前景化”效果;其凭借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有力地促进了诗词的普及与经典化;其中的诗词融入明清的文化生活,对后人的诗词创作、小说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明清通俗小说的雅化审美转向——兼评李明军《从书坊到书斋——明清通俗小说的雅化研究》

雅俗是中国文学史上两种不同的审美形态,雅俗之间互动砥砺,构筑了中国审美意识变迁的深层动力机制。明清文人参与编创或创作通俗小说,使得小说形式愈发整齐,语言愈发雅致,结构愈发讲究,诗文点缀愈发用心,思想情感之寓意愈发受到重视。明清通俗小说经历了从“下里巴人”到“阳春白雪”的进阶,达到古典文学创作巅峰,近代小说观也随之产生。李明军的《从书坊到书斋——明清通俗小说的雅化研究》以明代至清代嘉庆中期为研究时段,探讨明清通俗小说雅化的嬗变历程和文本呈现,开创了明清通俗小说研究新局面。

晚清通俗小说中的上海地理意象研究--以《海上花列传》为例

晚清通俗小说中以上海作为故事背景的作品不胜枚举,此类小说展现了晚清时期,上海在欧风美雨浸润下其都市化、世俗化的城市风貌。通过对马路、街景、妓院、茶楼等诸多地理意象的描述,可以窥探晚清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内涵、世人精神与社会风潮。独特的上海地理意象不仅支撑晚清通俗小说自身的结构,具有一定叙事功能,还见证了晚清上海社会历史的变迁,使上海地理意象具有文化意义与独特的美学价值。本文将以晚清著名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为例,探讨地理意象在文本中的叙事作用及审美文化意义。

通俗小说的概念误区

经由否定性的排除，可以走出“通俗小说”的概念误区。“通俗小说”不是“不严肃小说”，不是“不高雅小说”，不是“不纯的小说”，不是“缺乏艺术性的小说”。“通俗小说”与“非通俗小说”的区别在类别的不同，而没有美学价值上的高下与尊卑。

试论明清通俗小说理论的形成

明清通俗小说创作潮流的出现与明清时期的社会经济和思想状况等因素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其中通俗小说的理论倡导和探索是重要的一方面。通俗小说以序跋、评点等形式从为提高通俗小说地位的"正名"之论、创作的定位、创作理论到评点式批评理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理论探索,以历时性的群体智慧形成了明清通俗小说的理论系统。这种系统的通俗小说理论在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理应得到应有的重视。

论明末清初杭州地区通俗小说的创作与刊刻特征

明末清初杭州的通俗小说创作与刊刻出现了新的特征:在数量上,刊刻趋于衰落,但创作出现繁荣;在质量上,创作与刊刻都注重走精品路线:书坊主注重插图精美,刊刻精准,态度严谨,评点认真、精细。小说作家注重对地域特色的自觉追求,注重对小说艺术的探索与创新;书坊主与小说家的关系密切。

明清通俗小说与京杭大运河

明清通俗小说的发展、繁荣与京杭大运河有着至为重要的关系。明清通俗小说的创作主体主要是运河沿岸的文人与民间说唱艺人,运河岸边的文人投身小说创作是促成明清通俗小说走向文体成熟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对运河沿岸城市与市镇中商业生活等方面的关注促进了小说题材的拓展。运河岸边城市与市镇是明清通俗小说中故事发生或延展的首选之地;在明清通俗小说中,凡写到运河沿岸的城市,经常以介绍其实有名胜及人们熟知的典故作为叙述故事的开始,并经常有意识地去描写其最富盛名、最具代表性的名胜、景象及风俗。运河沿岸城市印刷业的发达和民间书坊的遍布对明清通俗小说的繁荣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些著名明清通俗小说的出版,和民间书坊的主动参与和推介有着直接的关系。

《海上花列传》:现代通俗小说开山之作

《海上花列传》是中国文学古今转型的一个鲜明的标志。从题材选择、人物设置、语言运用、艺术技巧乃至发行渠道,都显示了它的原创性才能,也说明了中国文学即使没有外国文学思潮的助力,也会走上现代化之路,我们民族文学自身就有这种内在的动力。《海上花列传》作为通俗小说的优秀代表作比精英文学早四分之一世纪就悄悄地为中国文学开拓着现代新垦地。

试论《三国演义》为通俗小说体兵书——《三国演义》对《孙子兵法》的推重与演绎

《三国演义》于兵家首重孙武,叙事频引《孙子兵法》,以《兵法》写人论事,妙体《兵法》理论,其所写虽然总体为文学想象中的战争,却在一定程度上是《兵法》的演绎。因此,《三国演义》不仅作为小说可以赏心悦目,而且曾是古代行兵作战的参考,实为一部通俗小说体兵书,其作为《孙子兵法》通俗化、艺术化的成就,无论在古代小说史上还是在兵学史上,都有不可忽视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