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

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是学界最早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思想资料的著述,曾长期引领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不过,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学者开始提出《中国思想通史》不应该预设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但古往今来的学者研究思想史或哲学史皆会预设理论框架。而且以今日视角看,《中国思想通史》仍然具备知识的“含金量”和理论的“含金量”,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这种“含金量”虽然受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但也具备历久弥新的永恒性。另外,通过文本细读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思想通史》对唯物、唯心分析工具的使用是严格把握分寸、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不能将唯物、唯心分析工具泛化、绝对化的错误归咎于《中国思想通史》所开创的学术范式上。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通史》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

五卷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通史》(下文简称《通史》)由黄修己先生主编,刘卫国、姚玳玫、吴敏、陈希分别撰著,于2020年4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套书将1917年至2000年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历史,按照中国现代史的分期。

运用历史纪录片助力历史教学增效——以《中国通史》纪录片的运用为例

历史纪录片是一种重要的历史课程资源,具有直观性、形象性等特点,契合初中生的认知发展规律,能助力初中生有效学习历史。基于此,教师可以运用历史纪录片助力历史教学。文章以《中国通史》纪录片的运用为例,联系初中历史教学内容,具体论述了运用纪录片助力历史教学的策略。

20世纪中国美术通史研究概述

20世纪初,具有西方史观的美术史概念传至中国,促进了中国美术通史研究的发展。发展过程中产生了独特的史学观点、研究方法与写作方法,建立起具有现代形态的中国美术通史研究体系,对中国美术史教学、美术知识普及起到了重要作用,实现了中国美术通史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

外国教育通史(全二十一卷)

本丛书汇集了外国教育史“老中青”三代学者的研究力量与智慧,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为指导,以时间为经,以国别为纬,扎根史料,系统翔实地叙述并阐释了原始社会至21世纪初外国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该丛书凝聚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新观点与新思路,历经六年的反复锤炼,是一套内容丰富全面、史料详实、观点新颖的多卷本外国教育通史类著作,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标志性成果,在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略论中国产品设计通史的整体编纂路径

中国产品设计学发展至今,对于整体设计学科而言,当前面临的问题之一是缺少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记录从史前至当下中国产品造型发展历程的设计通史。如何编纂一部符合历史客观,又反映当下国情的中国产品设计史的近现代部分,进而与古代部分缀合而成一部贴近历史客观又反映当下国情的中国近现代产品设计通史,是设计史论研究者应有的历史担当。恰当地找准编纂的路径,可有助于中国产品设计通史编纂工作的有序拓展。

全球通史研究的一部力作——评《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

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自出版以来,在国际史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该书的全球视角为人们认识世界历史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框架,打破了中外传统世界通史编慕的局限性。《全球通史》在谋篇布局、结构、研究方法、观点方面有颇多创新,同时也存在抑中扬欧、否认中国文明的本土起源、对弱势种族关注不够等问题。

融“五史”教育于通史课程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五史文化”进行了有效补充与明智升级,将中华民族发展史与原有“四史”合并为“五史”,将“五史”教育融入通史课程,是在课程思政与史政结合背景下课程建设的理论创新与精神升华。历史教学中的政治性、整体性、现实性彰显了教学的实施原则,“五史”教育与通史教育两者的教学目标、历史渊源和理论基础有着一致性。通过对“通史教育”进行专题化、实践化、对比化和地域化的结合,实现课程思政的最终目的。

《河西走廊通史》编纂工作推进会在兰州召开

2024年3月3日,由《河西走廊通史》编纂委员会主办的《河西走廊通史》编纂工作推进会在甘肃省兰州市召开。西北师范大学副校长、中国历史研究院田澍工作室首席专家、《河西走廊通史》总主编田澍教授及《河西走廊通史》各卷主编、撰写作者等20余人参加。会议通报了《河西走廊通史》编纂阶段性工作进展,《河西走廊通史》各卷主编分别就《河西走廊通史》编纂下一步工作计划进行了汇报,并围绕工作重点、难点进行了交流。推进会上,田澍听取了《河西走廊通史》编纂工作汇报,对加快推进《河西走廊通史》编纂工作做出了具体指导.

通史视域下许嵩历史编纂思想研究

中唐史学家许嵩以前代史书为基础,著成《建康实录》一书。在对《建康实录》进行研究后发现,许嵩的历史编纂思想是对历史变易思想的继承,他还结合时代背景对其进行了一定的创新。在审视历史问题时,许嵩受多种因素影响,以“通古今之变”的思想探讨六朝兴衰;在史书编纂体例上,许嵩受正统观和民族观的双重影响,表现出与以往史家不同之处——统六朝为正统;在史书编纂方式上,许嵩仿效裴松之等人,提倡博采,大量征引古籍。

《中国烹饪通史》

早在2020年,《中国烹饪通史》第一卷出版后,本栏目就进行了推荐,引起了反响。两年后,《中国烹饪通史》第二、三卷相继出版,使这个系统工程画上圆满句号。中国烹饪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为准确、真实、全面、完整地厘清中国烹饪的发展脉络和变化,合理继承、创新发展中华烹饪文明,促进当代中国餐饮经济的发展。

聚焦与延展:基层博物馆展陈体系的构建——以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为例

近年来,新的技术与材料不断被引入展览,展陈投入日益增长,这给缺少经费的中小型基层博物馆带来了很大的挑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建馆六十余年,将“聚焦‘海’的主题,坚持走特色之路”的理念贯彻于研究与征集文物、开设固定陈列,以及拓展展览范围等工作中,从而逐步构建起主题鲜明却品类多样的展陈体系。其发展理念与实践或可为中小型博物馆寻找突围提供参考。

中国博览会通史研究的路径与方法

中国博览会通史要真正体现“通”的特点,首先必须仔细梳理海内外学术界有关博览会史研究的各种取径与方法,同时依据中国语境与中国史事做出自己的判断,探索真正适合中国博览会史实情的研究路径。其次,需从“内史”与“外史”两方面来综合观照。博览会之“内史”,即中国近现代博览会自身演变、发展的历程及特点;博览会之“外史”,即博览会与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的互动关系。博览会的史实与故事应建构于内、外两条线索的交织与互动之中。再次,若要读出博览会史表象背后的意蕴及事件底下的历史潜流,就必须循着一定的历史中心线索或人类共同关心的主题,进行深度发掘,形成相应的问题意识,包括全球化、本土化、现代化三条主要发展线索,以及相应的“世界”意识、“民族国家”意识和“发展”意识。

《中国通史简编》的早期传播及影响研究

《中国通史简编》的出版,是中国共产党出版事业中的一件大事,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运用唯物史观全面总结中国历史的重要实践。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通史简编》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思想与革命思想的宣传载体,对当时的革命斗争有重要价值。在与国民党争夺历史解释权方面,《中国通史简编》在国统区的出版与传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并见证了中共上海出版阵地的奋斗历程。

我与《四川通史》——李敬洵先生访谈录

李敬洵先生,四川营山人,1946年生,1982年研究生毕业于云南大学,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名隋唐史研究专家,著有《四川通史》(魏晋南北朝隋唐卷)等著作。李先生早年在钢厂、煤矿工作,1980年9月进入云南大学读研究生,跟随著名学者李埏先生学习中国经济史。1982年毕业后进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从事四川史、隋唐史、康藏史的研究工作。

周谷城《中国通史》研究三题

"历史完形论"是周谷城的基本治学理论,更是其通史编纂理论。该理论系统总结通史编纂的利弊得失,强调通史编纂不仅要体现历史的客观性,更要体现历史的整体性。周谷城《中国通史》以人类既往活动为关注对象,在历史阶段划分和谋篇布局上都有其独特之处。该通史蕴含显著的马克思主义因素和非马克思主义因素,两者和谐相处,共同彰显出独特的思想底蕴和学术魅力。

意旨、方法与本体认识:民族史书写中的中华民族意识——以20世纪前半叶中国民族通史撰述为中心

20世纪前半叶民族史书写的几类主要范式虽然在时代背景、指导思想、民族史观、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别,显示出从传统史学话语体系经新史学话语体系到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转变的学科史特征,但在撰述意旨、结撰方法和民族史本体认识等方面却都体现出自觉的中华民族意识。本文以20世纪前半叶中国民族通史撰述为中心,探讨知识分子在民族史书写过程中表现出的中华民族意识,挖掘其对当今中国民族史书写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参考价值。

略论20世纪法国汉学界中国通史撰写的范式

20世纪早、中、晚期法国汉学界的三部通史性著作(考狄的《中国通史》、马伯乐和白乐日的《古代中国的历史与制度》、谢和耐的《中国社会史》)的撰写在范式上经历了“王朝史”“总体史”“王朝史—总体史融合”的演变历程。其中《古代中国的历史与制度》的撰写具有转折意义:马伯乐对经济史料的重视和在古代宗教、语言、思想等领域的研究基础,以及白乐日对年鉴学派“总体史范式”的引入,既完全颠覆了考狄《中国通史》的“王朝史范式”,又为谢和耐兼具“王朝史”和“总体史”特点的《中国社会史》的撰写开辟了道路。

俄罗斯版《中国通史》中国上古史研究评述

本文以《剑桥中国史》《哈佛中国史》和日本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为参照,评述俄罗斯学者编纂的十卷本《中国通史》对中国上古史的研究方法、撰写范式,阐释其对中国历史的基本态度。俄罗斯学者综合使用考古学与文献学研究方法,从整个东亚历史区域的维度考察上古时期的中国文明,描述了东亚广阔疆域上既具共性又各有千秋的诸多文化类型,勾勒了上古时期不同文化载体之间的交往过程,并最终在双重文化空间中审视华夏文明有机统一体的形成,为解读中国历史提供了俄罗斯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