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东亚国际通语——汉语之应用

14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明清时期1368—1912年),汉语作为东亚通语,在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中被广泛应用。各国通事、使者、文人交流应用汉语的具体情况,被记录在《燕行录》(韩国)、《朝鲜王实录》(韩国)、《皇越诗选》(越南)等东亚汉语文献之中,主要应用形式是口语、笔语、唱和、书信和国书等。这些记载说明汉语作为东亚区域国际通语地位已经确立。这是汉语国际化的重要体现,是汉语可以作为国际通用语应用的重要历史证明,为将汉语发展成为世界国际通用语提供历史借鉴,对当前的汉语国际传播和汉语国际推广及应用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

宋代四川诗人用韵及宋代通语音变若干问题

穷尽考察宋代四川诗人用韵 ,系联韵字统、计押韵组合 ,得到宋代四川诗人用韵 17部系统。与宋代通语 18部韵系比较 ,四川诗韵合并了真文、庚青两部成为真青部 ,此外与通语韵系相同 ,通语韵系的主要音变也在四川诗人用韵中存在 ,因而四川诗人用韵系统是通语的西部变体。

宋代文士用韵与宋代通语及方言

语音史要深入发展，就必须进行断代的研究。对宋代语音史的研究是以宋代文士用韵的考察、归纳通语18韵系为标志的，随着对宋代的汉语言文献不断接近穷尽的考察与发掘，宋代的方言分区与各方言区的语言特征亦渐臻明朗。

宋代江浙诗人用韵的通语音变

本文以《全宋诗》为基本语料,穷尽考察宋代江浙诗人用韵,归纳出宋代江浙诗人用韵18部系统,它是有江浙方音特色的通语韵系,宋代江浙诗人用韵反映出一些重要的通语音变现象:佳韵系与夬韵的语音分化、灰韵系、泰韵合口字向支微部演化、尤侯部部分唇音字向鱼模部转化等。

说“通语”——扬雄《方言》术语商榷

“通语”现在在语言学界被广泛使用着,语言学界使用这一术语时,一般是相对于“方言”来说的,即作为共同语的等义词。“通语”第一次出现是在汉代扬雄的《方言》里,沈兼士等一批学者认为“通语”是指无地域限制的普通语词,论文通过对《方言》里提到“通语”字眼的29个例子的分析,指出扬雄《方言》里的“通语”并不是指共同语,当指一种“通行的说法”,它可以是共同语的词语,也可以是某地的方言语词。而“通语”只是说明了某个词语是某个地区或几个地区之间最通行的说法而已。

粤方言的源头和基础是秦汉通语--谨以此文纪念广州建城2222周年

关于粤方言的源头和基础问题,学界主要有"两广越语基础说"和"楚方言雏型说"两种观点。本文尝试从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等方面综合探讨粤方言的源头和基础,认为粤方言的源头和基础是秦汉通语,也就是古关中话。

宋代四川诗文用韵阴入通押所反映的通语与方音现象

穷尽宋代四川地区诗文用韵材料,得到56例阴入通押。与《中原音韵》比较,其中30例同于元代入派三声的格局,另外26例中有21例与反映本地方音的阴声韵之间的特殊通押条例相对应。由此得出阴入通押并非偶然,而是表现了宋代四川地区的实际语音的观点。并且,在这个实际语音中包含通语与方音两个层面。文章还对阴入通押的音理进行了分析。

周德清的通语观与《中原音韵》的音系性质

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是元代的一部曲韵韵书,对后代的戏曲创作影响很大,对汉语音韵研究也有重要价值。分析周德清的汉语通语观,探究周德清对元代汉语通语是如何评价的,对于研究《中原音韵》所反映的元代语音情况,有重要意义。本文指出周德清对元代的汉语通语给予了很大的重视,是十分重视元代通语即中原之音在戏曲创作上的运用的。有的学者认为,周德清在编撰《中原音韵》时,其家乡方言对他是有一定影响的。本文对这一观点作了否定。本文还比较了《中原音韵》与元代戏曲语言的关系,讨论了《中原音韵》的音系性质。

颜师古注释用语“今”所言唐代通语研究

颜师古在训诂著作中,常用注释用语"今"来指称唐代通语,说明从东汉到唐代汉语词语的演变发展轨迹。这些唐代通语与被释词相比较,在形态上,主要有一成不变、貌合神离、改头换面、面目全非等四种变化,而以后两种为主。在构词法上,单音词演变为复音词,以合成词为主且偏正式最多。今天仍有一部分唐代通语作为现代汉语基本词汇、一般词汇或方言词汇在沿用。

《蕲春语》与通语及蕲春方言系联研究

《蕲春语》是黄侃先生研究蕲春方言俗语的札记,是我国早期方言研究的重要文献。本文以《蕲春语》为基础,认真分析了《蕲春语》与通语、蕲春方言的系联及其发生的音转现象,探讨了研究《蕲春语》的意义和价值,对于加强蕲春方言研究,扩大鄂东地区的社会影响力,弘扬传统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学术价值。

从扬雄《方言》看秦晋方言在汉代通语中的地位

不少研究认为秦晋方言是扬雄时代通语的基础方言,但这种观点仍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扬雄《方言》中训释词的特征和性质是审视秦晋方言在汉代通语中地位的关键所在。以往研究关注的秦晋方言在训释词中的使用频次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信息,但需要把它跟训释词和秦晋方言的关系、训释词与其他方言的关系结合起来考虑。训释词的方言来源可分为两大类:一类训释词为通语,但大部分来自秦晋方言之外;一类训释词不是通语,其中小部分与秦晋方言相同。因此,从训释词的方言来源看,《方言》本身并不能提供支持秦晋方言就是汉代通语基础方言这一观点的确凿证据。汉代通语应该是以“传统标准汉语”为基础,吸收包括秦晋方言在内的汉语方言成分而形成的,但不可否认秦晋方言在其中居于重要地位。

言语社区视角下的通语化过程——以包头昆都仑区言语社区为例

通语化理论研究方言接触形成新方言变体的现象,目前的移民型通语化研究主要关注通语的代际发展。包头语言调查发现移民社区昆都仑区正处在通语化进程中,方言混杂、拉平,移民逐渐产生本地认同,产生新方言变体"昆区话"。以言语社区理论考察昆区通语化现象,发现职业和代际因素共同作用于方言变体的选用,昆区居民逐渐形成较为一致的言语行为规范,从言语分裂的移民社区发展为内部一致性较强的言语社区。

金代北方通语探析

宋金时期南北长期的分庭而治,造成了金代北方通语的存在。根据金代的用韵材料,参照金代编订的反映当时语音的韵书,认为这种通语应该是包含15个韵部的通语系统。这种通语最大的特点是家麻部、车遮部的分立,支微部中的支思组的独立性加强,寒先部中洪细分组的渐趋明朗和入派三声。它是汉语从中古到近代的一个过渡阶段,继承宋代通语十八部而来,又与《中原音韵》都有着天然的联系。

秦汉华夏通语的由来

华夏民族的语言,即通常所称的汉语,在秦汉(前221—公元220年)这一历史阶段,其内部既有各种方言之间的歧异和对立,也还存在着一种能够沟通不同方言区的人们的语言形式一通语.这种情形较集中地反映在西汉末扬雄的《方言》这部著作里。秦汉华夏语的通语,是由较早时代的通语即周代雅言发展变化而来的。可以说,周代雅言是秦汉通语的源头,秦汉通语是周代雅言的后身。这里需要说明:1.周代(约前11世纪—前256年)长达七八百年。

《方言》“通语”再研究

西汉杨雄的《辖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①,简称《方言》,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方言词典,它与《尔雅》、《说文》一起被人们称为中国汉代的三大语言学巨著。历史上研究《方言》的人很多,其中最著名,取得成就最大的有晋代的郭璞、清代的戴震和钱绎。尽管前人在研究《方言》的工作中已取得了卓越成就,但是仍有许多地方需要人们进一步探索。请看下面例子:

《通语律梁》——中印(尼)文化交流史上的奇葩

如果说1549年由华人通事杨林校订的《满刺加国译语》是历史上第一部马来语汉语词典的话,那么1878年由巴达维亚华人林采达(Lim Tjay Tat)编纂的《通语津梁》(Kitap Tong Gi Tjin Liong),是第二部马来语汉语词典。对印尼华人来说,则是他们所编的第一部马来语汉语词典。林采达在自序中称“余闽之桃源人也”。

《唐书释音》特殊音注与宋代通语音研究

汉语语音由中古音系演变为元明早期官话,其间一些重要音变,大多在宋代产生、发展或完成。《唐书释音》为北宋人董冲所著,其音注必然对宋代的实际通语音变现象有所体现。在《唐书释音》中的特殊音注中,有大量反映宋代通语音变的例子,其展现的语音演变发展趋势同于中原通语,但发展速度则比较慢,较之中原通语显得相对保守。

金代北方汉语通语音系中阳声韵特殊通押探析

考察阳声韵中不符合金代北方汉语通语音系的一些特殊通押,从古音来源和语音演变角度探讨其发展轨迹,并从方言现象入手考察这些特殊通押出现的方音基础。

雅言 通语 官话 普通话——汉民族通用语沿革简说

汉民族的民族通用语是源远流长的 ,从古代的雅言、通语到官话、普通话 ,长达数千年之久。不仅说明普通话源远流长 。

雅言·通语·普通话

新世纪伊始，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语言文字的法律，它标志我国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从此走上法制轨道。但是，综观现实，人们对它似乎熟视无睹。就拿推厂普通话来说，几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但普及率仍然不能令人满意。目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