径行逮捕制度的检视与反思

径行逮捕制度有天然的价值缺陷,不利于权利保障价值和司法公正价值的实现,也不具有真正的效率价值。就理论品格而言,径行逮捕制度在社会危险性判断方面,存在思维的非比例性、方法的非全面性以及素材的非必然关联性等缺点,一律推定为具有社会危险性过于武断。同时,径行逮捕制度导致的犯罪标签化后果也与轻罪时代背景格格不入,不利于罪犯复归社会,且与积极履职要求有差距,难以兼顾办结案件与办好案件,不利于实现“三个”效果的统一。此外,随着社会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电子手环监管系统等犯罪监控技术广泛使用,也让径行逮捕制度的犯罪控制功能呈现可替代化的趋势。在司法运行过程中,径行逮捕制度也与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相冲突,与本轮司法责任制改革相矛盾,与“捕诉一体”办案机制存在龃龉,影响羁押必要性审查功能的充分发挥。对径行逮捕作限制解释或者作变通处理都不具有合理性,在未来的立法过程中,应该删除径行逮捕制度,对社会危险性进行综合性评估。

中日同形法律术语“逮捕”对应译词辨正

中日两国同属汉字文化圈,同属大陆法系,二者的法律术语中存在着大量同形词,如“逮捕”等。这些同形词为中国人学习、翻译日本法律以及日本人学习、翻译中国法律带来莫大便利的同时,也给学习者和翻译者设置了各种“陷阱”。研究中日两国词汇的成果较多,但研究中日两国法律术语的成果相对较少。许多中日两国辞典(含法律用语辞典)和翻译的法律文本将“逮捕”当作同形同义词处理。通过查阅中译日和日译中两国辞典(含法律用语辞典)、法律文本翻译件、法学著作中的对应译词,以及比较中日两国刑事诉讼法中强制措施的顺序与特征,基于认知语义学、对照语言学的理论,采用例证的研究方法,仔细辨析中日法律术语“逮捕”的释义,经过比较分析后发现,中日法律术语“逮捕”并非同形同义词,而是同形异义词。中文法律术语“逮捕”的词义相当于日文法律术语“勾留”,日文法律术语“逮捕”的词义相当于中文法律术语“拘留”。

法院决定逮捕问题的实证研究——基于801份刑事判决书的相关性分析

法院决定逮捕的数量虽然不多,但整体呈上升趋势,适用对象以非暴力案件为主,其中最高刑为拘役的危险驾驶罪约占总数四成,与审前羁押适用状况形成了明显的反差,也背离了逮捕的适用条件等相关规定。具有行政性的法院逮捕决定权的功能应落脚于保障诉讼进行,但通过对801份刑事判决书样本的相关性分析与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法院决定逮捕的决策逻辑在于被告人是否会被判处实刑。其问题在于,法院无视逮捕的必要性审查,应然层面的审查要件与实然层面的适用逻辑相牴牾;审判阶段逮捕的程序性功能异化为实体性功能,抹去了诉讼保障功能,沦为判决结果的预演;法院以最终量刑结果呼应逮捕决定,是对无罪推定的背离。因此,应当修正法院决定逮捕的审查体系、增加法院决定逮捕的程序性要件。

刑诉法修改后逮捕条件若干问题探析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细化了逮捕条件,通常情况下适用逮捕措施,不但要求符合法定的社会危险性要件,还要求采取取保候审仍不足以防止发生该社会危险性。在径行逮捕的条件中,只要法定量刑档次中含有"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即已符合应当逮捕的条件,而对"曾经故意犯罪"的人过失犯罪的,即使可能判处徒刑,如果可以适用缓刑,也非绝对应当逮捕。

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量化问题探析

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审查是刑事诉讼理论和实践中面临的难题,对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的研究也经历了从定性研究到定量研究的转变。逮捕的功能定位决定了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量化评估因素的设定,将我国逮捕的功能定位为羁押候审功能,从而建立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的社会危害性、人身危险性以及诉讼保障性三大评估因素,并从评估模式、评估主体、评估方法等内容探讨建立逮捕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体系。为真正发挥逮捕在刑事诉讼中的应有功能,使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量化评估得以发挥良好效果,还应加强对辩护权的保障并对非羁押性强制措施进一步完善。

刑诉法修改后逮捕条件适用若干问题探析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细化了逮捕条件,通常情况下适用逮捕措施,不但要求符合法定的社会危险性要件,还要求采取取保候审仍不足以防止发生该社会危险性。在径行逮捕的条件中,只要法定量刑档次中含有"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即已符合应当逮捕的条件,而对"曾经故意犯罪"的人过失犯罪的,即使可能判处徒刑,如果可以适用缓刑,也非绝对应当逮捕。

逮捕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模型的设计问题及优化路径

目前,逮捕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模型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辅助检察官对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作出判断。但该模型在具体设计上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部分评估因素设置合理性不足;二是部分设计选取的样本代表性不足或样本质量不佳;三是评估程序的公开性和公正性还有所欠缺;四是评估结论的适用未受到合理限制且难以被修正。为确保逮捕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模型更为恰当地服务于刑事诉讼逮捕决策,应合理设置评估因素,使评估结果回归逮捕的应然功能;提升样本选取的科学性,确保评估样本的代表性、可靠性;统筹公开性与公正性要求,保障评估程序的公开、公正;明确评估结论适用的有限性和可修正性,提高评估结论适用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论逮捕理由的公开及其程序建构

逮捕是严重干预犯罪嫌疑人基本权利的强制措施,必须具有法定的正当理由。逮捕理由的公开是逮捕权司法性和正当性的内在要求,对于限制逮捕权力、维护逮捕行为相对人的权利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逮捕制度的功能异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逮捕理由的不公开和不透明。这与逮捕制度的不健全,逮捕权的不完整,逮捕程序的行政化,逮捕考核制度的不科学等内容有关。应通过完善逮捕理由公开原则,健全逮捕理由公开规范,保持逮捕权的完整性,推进逮捕制度的司法化,优化逮捕程序考核制度,建构科学的逮捕理由公开程序。

逮捕条件的司法适用

逮捕条件的适用难题有三:一是对"社会危险性"的"可能性"和"现实危险"如何判断;二是对径行逮捕中"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如何理解,以及是否只要曾经故意犯罪就应当逮捕;三是对违规转捕是否需要审查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本身的合法性。破解的对策是心存正义并合理运用法律解释方法,明确社会危险性必须建立在一定的证据之上;"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是一种综合全案证据的刑罚预期,曾经故意犯罪的需要全面考虑前罪性质、与后罪时间间隔,以及后罪的行为的手段、对象、造成的后果、行为人的一贯表现等因素,违规转捕应当审查前置程序的合法性。

法院“不当逮捕”的数字检察监督转型

法院“不当逮捕”是审判机关没有严格遵循逮捕要件而实施的逮捕,其不仅侵害被告人的程序性利益,还影响法官的中立性,可能给刑事诉讼结构带来毁灭性的冲击。传统以个案为基础的被动检察监督模式局限于卷宗审查、人工审查,对法院“不当逮捕”实施监督面临线索发现难、“不当”认定难、监督质效不突出等诸多瓶颈。为此,只有推动检察监督模式数字化转型,在法检之间建立一体化逮捕审查平台,探索建立法院“不当逮捕”智能算法模型并构建溯源监督机制,才能从个别、偶发、被动监督转变为全面、系统、能动监督,全面提升法院“不当逮捕”检察监督的效力。

认罪认罚从宽语境下逮捕功能的错位与复归

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常态化适用的背景下,逮捕功能定性出现错位,导致实践中出现“强制措施从宽”理论谬论、逮捕“筹码”化、认罪认罚非自愿非真实化等现象。逮捕功能错位滥觞于固有的逮捕观、逮捕制度上的立法不足以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特殊的检察机制等因素。据此,须从逮捕制度的“拨正”以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松绑”两方面着手,探求可行的规范路径。

审查逮捕程序证据裁判原则适用研究

在“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和构建以证据为核心的刑事指控体系的背景下,审查逮捕程序应贯彻证据裁判原则,推动审查逮捕证明规范化。在实践中,审查逮捕证明仍然存在证明行政化、部分要件证明机制被虚置、证据要件证明标准模糊等现象。在审查逮捕阶段贯彻证据裁判原则,应明确侦查机关的证明责任,构建审查逮捕“先决—基本—核心”漏斗式证明机制,厘清逮捕的证据要件、刑罚要件、社会危险性要件的层次关系及证明标准,强调社会危险性要件的核心地位,从司法证明层面推动逮捕诉讼化进程。

我国审查逮捕诉讼化改革面临的现实困境

审查逮捕诉讼化作为我国以审判为中心刑事诉讼改革的重要内容备受关注。近年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相关司法解释,对该制度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和完善,为司法实践提供了基本遵循。但是,这一制度在实践中面临刑事诉讼构造与推动诉讼化改革的要求存在距离、司法机关的观念意识上的障碍、司法亲历性与中立性的形式化倾向、审查逮捕诉讼化方式混乱、社会危险性考量具有较强的主观性等困境,需要在实现审查逮捕诉讼化过程中加以破解。

轻罪案件社会危险性评估实证研究——以X市审查逮捕案件为样本展开

实现科学合理的刑事案件诉前羁押率是法治发展的必然要求,以东北某常住人口近千万的X市的审查逮捕案件数据为分析基础,以大量因无社会危险性不批准逮捕的轻罪案件为样本,开展的实证研究表明:需要更新司法办案理念、统一评估尺度、加强释法说理、完善考评标准和配套措施等方式,探索建立科学的、可操作性强的社会危险性评估工作模式,力求宽严相济用好逮捕权,解决好诉前羁押率过高等问题,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确保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相统一。

刑诉法修改后逮捕条件若干问题探析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细化了逮捕条件,通常情况下适用逮捕措施,不但要求符合法定的社会危险性要件,还要求采取取保候审仍不足以防止发生该社会危险性。在径行逮捕的条件中,只要法定量刑档次中含有"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即已符合应当逮捕的条件,而对"曾经故意犯罪"的人过失犯罪的,即使可能判处徒刑,如果可以适用缓刑,也非绝对应当逮捕。

逮捕功能的异化及其矫正——逮捕数量与逮捕率的理性解读

我国实行逮捕与羁押一体化,实践中极高的逮捕率导致羁押普遍化,超期羁押问题亦一直存在,对国家、社会和个人而言都有损害。逮捕措施的滥用源于逮捕功能被异化。改革逮捕制度,不仅要解决超期羁押问题,走出“前清后超”、“边清边超”的怪圈,更要着眼于落实“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条款,减少逮捕数量,降低批捕率。根本之道在于确立无罪推定原则,矫正异化了的逮捕功能,改进逮捕审查决定程序,完善逮捕的替代性措施。

逮捕率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以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为背景

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逮捕率的下降趋势十分明显。据初步分析发现,逮捕数、逮捕率的下降与犯罪率的自然变化无关,相关逮捕制度和管理制度改革很可能是真正发挥作用的影响性因素。以C市为例的研究揭示,检察机关对逮捕瑕疵案件的考核控制的增强造成轻罪逮捕数量的急剧下降,这是导致逮捕数和逮捕率下降的关键性因素;由于指控式审核机制的作用,逮捕必要性审查对减少不当逮捕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效果低于预期;至于"司法化"的审查逮捕程序,无论是讯问犯罪嫌疑人,还是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对逮捕决定的影响均较为有限。为了进一步控制不当逮捕,需要对现行的逮捕审查程序进行全面改革,逮捕审查应从采取指控式审核转向综合式评估,从行政化的准司法程序逐渐迈向控辩式的司法程序;与此同时,为了兼顾保障诉讼的价值目标,也有必要对轻罪案件羁押控制的策略做出重大调整,以全程性速审程序的构建取代行政考核管理。

附条件逮捕改革述评

与西方国家的逮捕制度相比,中国的逮捕制度有许多自身的特点,诸如逮捕行为与羁押状态合一、司法审查缺位、逮捕条件比较高、捕后羁押率居高不下等。司法实践中探索的附条件逮捕改革在解决这些问题上有其积极作用,然而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因此应对这一改革持审慎的欢迎态度。

新刑诉法逮捕条件研究

新刑诉法进一步明确了逮捕条件,将逮捕条件分为一般逮捕条件、迳行逮捕条件、特殊逮捕条件等三类。严格把握逮捕条件,准确适用逮捕措施,不仅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题中之义、保障人权的必然要求,也是有效避免逮捕权的滥用、确保审查逮捕的案件质量之需要。为更好地把握逮捕条件,准确适用逮捕措施,司法实务工作者在办案实践中应全面、正确地理解与把握逮捕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