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尔基于“我思”的道德哲学探究

笛卡尔的道德哲学是他的整个科学知识之树的顶端,是最高等级的智慧,需要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和探究。虽然笛卡尔没有形成系统完整的伦理学专著,但从他散见的伦理表达中也能窥探到从“我思”出发,将人看作灵魂和身体的统一体,在突出理性能力的同时,也重视经验在道德实践中的作用,使形而上学、认识论和伦理学形成一个整体的逻辑链条。在第一哲学中,凭借理性就能够得到“我思”这个确定无疑的观念,但在道德哲学领域,无法仅凭抽象的思辨得到确定无疑的准则,需要理性和经验共同发挥作用。对此,笛卡尔设立了临时行为准则作为过渡,使人们能够获得和领悟道德领域的真理性认识,为人们追求自由、获得幸福,提供充分的道德根据。

伦理理解:黑格尔道德哲学的当代价值与可能愿景

黑格尔道德哲学或伦理学研究进入当代中国,需要回应时代精神的当代性与话语体系的中国性。黑格尔伦理思想在西方经历了“完全否定-现实关注-内在证成”的路径,当代中国的黑格尔伦理思想研究缺乏理论与学术的自觉,中国黑格尔研究需要一种道德哲学意义上的启蒙与再出发。从黑格尔现代性自由价值理念以及对其确证的哲学体系解读中,可以发现黑格尔体系的“普遍性”特质以及“开端性”的文化本位主义,从而理解黑格尔体系的理论价值与知识局限,进而发现在黑格尔现代性意识中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伦理理解的可能路径。

现代道德秩序及其自然人性基础:沙夫茨伯里道德哲学的社会理论意涵

17世纪末18世纪初,沙夫茨伯里面临着现代个体产生之后如何安顿个体性日益膨胀的现代人,弥缝个体与社会之间的断裂,重构一个自由而有德性的总体秩序的问题。这意味着他要在霍布斯之后发展一种竞争性的人性论,并由此构筑一种新的道德哲学。为此,沙夫茨伯里借助神圣秩序观念,为自由而有德性的市民社会的构建提供了可能性。随后,沙夫茨伯里提出了一种以自然情感为第一性的人性观,进而经验性地澄清了人性中自然而固有的那种“非自爱的社会性”,为社会本身的自足性提供了有力辩护。最后,经由共同感和道德感官的社会心理机制,一种道德秩序的可能性便在普遍自然人性的基础上得到了说明。在这一系列理论工作之外,沙夫茨伯里明确主张,一个充分自由、宽和的公共领域,对于良好的道德秩序的真正实现是极为必要的。沙夫茨伯里的道德哲学为后来的苏格兰启蒙运动乃至整个英美社会理论确立了一种以“社会”逻辑来安顿个体、构造秩序的理论基调,其思想对于我们这个时代仍具有多方面价值。

中国社会价值共识的道德哲学与精神哲学教育规律分析

社会价值共识是社会合作和稳定的基础,构建社会价值共识可以协调社会经济中的多方利益。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键时期,当代学生需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并将人生意义、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质视为自我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分析中国社会价值共识的道德哲学和精神哲学教育规律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意义。本文通过分析道德哲学和精神哲学教育规律,探讨了学校道德哲学和精神哲学教育的不足,并提出了创新和完善的策略。这些策略结合了学校教育的发展现状,旨在提高道德哲学和精神哲学教育的效果。

康德道德哲学的通俗解读

康德道德哲学体系庞大,内容丰富,思想深邃,专业术语晦涩,逻辑思路清晰。康德认为,人的道德行为实现需要一个出发点或者动机,就是善良意志;还需要一个指导行为的法则,就是道德律,如果不遵循内心的道德法则,就会出现好心办坏事的结局。康德道德哲学就是围绕善良意志和道德律是什么、根据何在,道德律的表现形式为何,自由意志与道德律的关系怎样等问题展开研究的。通过把握康德道德哲学体系的逻辑脉络,采用通俗的语言,追问其演绎过程,一步一步、一环一环地逐渐推进,无疑可以厘清其体系的总体构思及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简化其复杂、深奥、晦涩的思想内容,达到对康德道德哲学的通俗解读。

驯服傲慢:《乌托邦》的道德哲学及其历史意义

《乌托邦》首版于1516年,正值英国社会大转型之初,贫富分化引发的社会动荡备受学者重视。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罪恶由贪婪引起,而应对之道在于强调共同体中各阶层间的相互义务。与之不同,《乌托邦》的作者莫尔认为罪恶的根源是“傲慢”,应从调整社会结构的角度寻求应对之道。他将“傲慢”理解为因占有更多财富而产生的优越感,认为傲慢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与对立。为了驯服傲慢,莫尔提出一套以追求“真正的快乐”为核心的道德哲学,并以此为基础谋划社会制度,最终颇具创造性地构想出一个“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

道德哲学视域下孟子人性论的三个层次

善与恶、是与非、对与错等问题,既是道德哲学研究的核心理念,又是孟子人性论关注的焦点。从道德哲学视域出发,对孟子人性论进行系统化梳理,具体包含以下三个层次:其一,划分生命体与非生命体之性,厘清人性、动物性和物性的异同点,彰显孟子人性论的性善道德主体;其二,围绕心性关系,点明四心即性善,阐释孟子人性论追求的理想道德人格;其三,体察内外道德修养功夫,发掘天、势、气对于恢复性善禀赋的效用,探究孟子人性论的道德实践路径。

荀子道德哲学的政治技术化转向

学界公认儒家哲学以道德伦理见长,然而对儒家道德哲学在发展进程中所出现的政治技术化转向却有所忽略。在儒家道德哲学的发展进程中,自荀子开始出现了一种政治技术化的转向,这是荀子对中国传统儒学思想最为独特的学术贡献。荀子的“外王”之道的本质正是政治技术化,主张运用技术手段来进行社会治理。荀子道德哲学的政治技术化转向呈现出由“礼”而“法”的特征,从道德层面走向政治层面。荀子将道德哲学进行政治技术化的转向提示我们,道德只有扎根于现实生活才有独特的生命力。

循理为乐:“二程”道德哲学的旨归

从美德伦理学的新视野并通过与西方伦理学的比较可见,在对于美德的最终归宿的理解上,程颢、程颐对儒家传统伦理所持守的以乐为美德之归宿的观点作了进一步强化,并作了更为充实和有力的论证,从而提供了理解和确立伦理道德根基和践行标准的新思路。在二程那里,强化了仁与乐之间关系的理解。其道德哲学以此为基点,集中阐述了循理何以可乐、为何要循理为乐、如何循理为乐等问题,对后世中国德化社会的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

理性与情感的张力——评休谟的道德哲学

休谟在批判理性主义伦理学的基础上建立了情感主义伦理学。休谟认为道德评价导源于情感,情感通过同情心来传递,而理性不能单独影响道德行为。休谟在强调情感在道德评价中的决定作用的同时,肯定了理性的辅助功能,即理性作为手段能为情感指明方向。虽然休谟提出的"超功利"的情感主义面临道德标准缺失的问题,但他关于正义和共同利益感的论述已经暗示了一种前景,即把功利与情感结合起来。对休谟道德体系的改进在于,将其"以情感为主以理性为辅"的原则替换为"以理性为主以情感为辅"。

论运动竞赛之价值——一种道德哲学视角

人们从多种角度去评价运动竞赛。从价值视角出发，以道德哲学为根基，本文之功能是去界定好的运动竞赛之价值。为此，必须完成下述两项工作：（１）略探可能的价值；（２）界说那种可充分满足“为每个人着想”和“至善于对等”的道德本体性特征的价值，从而把运动竞赛所具有的本己性优先价值独立出来。

网络交易风险语境下消费者的道德决策研究——以道德强度、道德哲学与匿名性的影响为据

研究以网络交易风险与消费者道德决策理论为铺垫,从道德议题本身(道德强度)、个人特性(道德哲学)与网络交易环境(匿名性)三个面向探讨其影响因素。通过设定网络交易的道德情境剧本与相关假设,收集450份有效样本进行实证检测分析发现:道德强度可简化为"潜在损害"与"社会压力";道德哲学对于道德知觉、道德判断及道德意图皆产生显著影响;网络匿名性越高,则消费者的道德意图愈低。解构消费者道德决策样态及其管理意涵,以期为网络交易的和谐发展提供科学的决策路径指引。

现代性社会心态的道德哲学分析与调适

在道德哲学的视阈中,作为精神结构的社会心态,其和谐体现为在"道德世界"和"伦理世界"中预设着的一种精神本性的统一性,即个体自身、道德与自然、特殊与普遍、个体与实体之间的统一状态及其应然关系。如果把实体与个体关系中两者的位移与置换看作是伦理世界中"精神性"心态结构的第一次异化与裂变,那么,在道德世界中的自我同一性危机以及动力机制中道德自我意识执着于某种"自然性"则是伦理精神和社会主体心态精神结构的现实性异变。因此,现代性社会心态失序根源于以"自然规律"僭越"道德规律"、以个体本位理性取代"单一物与普遍物统一"的"精神"。基于此,本文揭示了社会心态结构与当代道德哲学和道德建构中的一些现代性难题的内在相关性并为社会心态的调适提供某种可能的伦理路径。

道德哲学的应用伦理学转向

应用伦理学是伦理学的当代型态 ,有自身的“体”和“用”两部分。与传统型态的规范伦理学和心理主义相比 ,应用伦理学需要在道德哲学层面 ,在出发点、理论前提、价值律。

重建道德哲学(笔谈)

道德哲学存在广义和狭义之分。在当今时代 ,实有重建广义的道德哲学的必要。广义的道德哲学应当以精神文明中的“思想道德方面”作为研究对象 ,以重塑民族精神为目标。中国本有的道德是天人合一的道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 ,道德价值体系的革新不仅仅是治统的革新 ,而且是道统的革新。为此 ,我们必须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道德哲学应当成为文化哲学发展的重头戏 ,2 1世纪的文化哲学在呼唤着崇高。

论包容性发展的道德哲学基础

包容性发展具有一定的道德哲学基础。首先,包容性发展在伦理—经济的价值生态转换中凸显其特有的伦理意蕴;其次,包容性发展也是一个自由不断加强的过程,体现出来的是对包容性道德的不断接近;再次,包容性发展不涉及任何具体的差异性内容,它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寻求"真实的"合理性;最后,包容性发展在引导道德生活中实现公众的广泛认同。

从康德的道德哲学看儒家的“乡愿”

本文立足于康德道德哲学的视角对儒家伦理“圣法心传”和“诛心之论”的内在结构进行了分析 ,指出儒家虽然强烈反对“乡愿” ,但其“道德为政治服务”的政治实用主义基本立场使它具有一种结构性的和体制性的乡愿 ,康德则把伪善认定为人性中的根本恶 ,但认为在历史中恶能为善开辟道路 ,并通过将道德的根基建立于不可知因而也不可限定的自由意志之上而提供了对治儒家乡愿的一副解毒剂。

“情”:传统儒家道德哲学的现实基础

儒家哲学关注的重点是人伦道德之建设,在本质上说是一种道德哲学。但是,儒家道德哲学赖以建立的现实基础是什么?长期以来,对此没有很明确的结论。传统对于儒家道德哲学的解释一直都是从“性”来论说的,在某种意义上,“性”也就被认为是儒家道德哲学当然的基础。本文则认为儒家对于道德问题的阐释,主要是从“情”出发的,“情”是儒家道德哲学赖以建立的现实基础。文章从“情”的来源、运作、本质特征以及道德功能实现等四个方面进行论证,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认为是在“情”(而非“性”)的基础上,儒家的道德哲学才有了坚实的基础,传统以“性”为儒家道德哲学基础的理解乃是被儒学“因情而论性”的解释模式所误导。

“原初状态”与“反思平衡”:罗尔斯道德哲学方法论

罗尔斯在政治和道德哲学领域取得的杰出成就是与其方法论的创新分不开的。20世纪中期,为解决道德原则何者为先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罗尔斯创造性地提出了原初状态理论和反思平衡方法,其方法论的创新对解决他所面对的重大政治哲学问题和对我们解决当代重大道德哲学问题都具有启发意义。

王阳明“致良知”道德哲学及其精神维度

王阳明作为明代"心学"运动的代表人物与最具影响力的理学家,提出"讲自己"的"致良知"说,昭示着阳明学术思想的突破与创新精神。本文将王阳明置于宋明理学思潮的大视域,通过对阳明"良知"与"致良知"道德哲学的基本内涵的考察、梳理,揭示其理论最大特色是强调"正心"、"诚意"、"知行合一",即本体即工夫,本体工夫一贯,凸显主体道德自觉与道德践履的内在统一,从而表明其具有使命担当、道德主体、大胆怀疑、革新创造、尊师重教和务实力行的六种真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