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道德增强的伦理问题研究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道德的有限性逐渐凸显,以道德教化为主的传统道德增强和以技术手段为主的生物医学道德增强,无法产生令人满意的效果。鉴于此,一些学者继续探索新的途径来实现道德增强的愿望。原则上来讲,人工智能或许是一个不错选择,既不会增强周期漫长,又不会直接运用医学手段干预身体。人工智能道德增强主要有彻底增强、辅助增强和苏格拉底式道德增强三条进路,但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需要很长一段路要走。

人工智能道德增强方案的哲学省思

为了防范人类生存危机,道德增强进入了科技伦理议程中。由于生物医学道德增强的诸多弊端,各种人工智能道德增强方案被陆续提出,分别为:人工智能作为人类道德决策的“替代者”“建议者”或“对话者”;“替代者方案”将导致道德消亡,阻碍道德进步,但适用于危急情境;“建议者方案”会损害能动者的能动性,固化其道德观念,但适用于日常决策;“对话者方案”能够帮助用户实现道德成长,但无法提供道德动力。混合式道德增强将各方案应用于不同场景,在紧急状态下调用“替代者”模式,在日常生活道德决策情境中唤醒“建议者”模式,在空闲时段进入“对话者”模式,兼顾三种方案优点又规避其缺陷。但混合式方案仍需要生物道德增强的辅助以提升用户道德动机,并被纳为义务性培训的一部分。

生物医学道德增强:现实可行性与技术可欲求性之辩

生物医学技术的发展为干预人类道德情操提供可能,也正因为其利用技术手段改变人的道德行为而饱受争议。围绕着现实可行性与技术可欲求性存在的争议展开讨论,当下学界在可欲求性层面提出的人格塑造、自由意志和道德理性问题都未必构成对生物医学道德增强的良好反驳。在现实可行性层面,发展一项旨在提升个体道德情操、解决德性相关社会问题的生物医学道德增强技术未必值得提倡。技术安全性、有效性和价值定位等方面的不确定性,以及社会效益主导下“工程性”道德增强带来的自由意志悖论,都构成该技术面临的伦理困境。

道德增强:德育的终结或新路?

道德增强本质上是借助技术,通过人为干预道德推动人类道德进步,具有超越性目的、技术式手段和科学化方法的特点,人类道德增强大致经历了从传统道德增强到现代技术道德增强的演变过程。道德增强的出现和应用,动摇了德育的基础,消弭了德育的低效,终结了德育的无能,冲击了传统德育存在的根基。道德增强无法替代德育,因为它会对人产生难以避免的伤害,主要体现在侵害人的自主性、销蚀人的尊严性、消解人的同一性和抹杀人的主体性等方面。基于道德增强的德育新路是德育的科学化和人工智能化之路。

道德增强与反增强的博弈与反思

随着技术干预和增强人类道德的系统性实现,引发了人们的希望与恐惧、期待与不安、支持与反对的对立。增强派认为,人类道德的发展已经严重滞后于科技进步,人类完全有权利进行道德增强:道德增强与自由意志、社会公平、人格特性等问题并不冲突,并能助人以达到“行善”境界。反增强派则主张人类无权进行道德增强:道德增强是一种“扮演上帝”的行为,会限制人类自由、扩大社会差距、人格同质化,甚至引发个体安全和社会风险等问题,道德增强的交锋实质上是传统道德自然主义与道德非自然主义两派博弈的理论翻版,它把技术与道德关系的思考引向深入,有助于人类探寻道德发展的新路径。

生成式人工智能可否应用于道德增强——以苏格拉底式道德助手为例

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学者考虑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协助用户进行道德决策,最终帮助用户收获道德进步。相较于人工智能道德增强的其他路径,苏格拉底式道德助手具有独特的优势,当今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成熟与完善,使得苏格拉底式道德助手具备了更强的技术可行性。同时也会导致苏格拉底式道德助手在实际应用中面临一系列风险和挑战。总的来说,苏格拉底式道德助手是人工智能在道德领域中应用的可行方向,并为将来在道德领域发展人机协作提供全新思路。

道德增强技术的反叛及“道”对其的指引

道德增强技术以不同于传统道德教育手段,降低传统教育的时间与空间成本来调节人类的道德动机,实现人对“善”的目标追求。技术增强的效果促使人类行为无一例外地趋向“善”,这是否是屏蔽人类自由意志对恶的判断能力,是否是对自由意志的反叛?趋于“善”实现人类的进步,预示超人的降临,但是技术加持的超人如同“赛博格”,这是否又是对人性的反叛?两次反叛的重心显示出人与技术的关系问题,技术要以“自然”的道家伦理去实现人,而不是把人作为手段,才能消解两次反叛带来的伦理沉思。

叙事认同与自由意志——道德增强的神经科学伦理问题研究

诉诸先进神经科学的道德增强技术可以直接提升人类的道德水平,但也引发了人们关于自由意志、自主性、同一性等伦理问题的思考。面对道德增强技术是否干预了人的自由意志这一问题,超人类主义和生物保守主义展开了争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澄清人是否在道德增强前后保持了身份与自我的连续性,即论证道德增强会不会影响人的自由意志。通过对叙事认同理论的解释与分析表明,适当的知情同意程序可以使道德主体积极地融入叙事身份的被动变化中,从而维护人的自由意志。

道德增强:问题、局限与医学化挑战

随着新一代的精神药物的发展,有人推测未来我们可以通过生物医学技术干预或增强道德品质。这种可能性引发了希望和恐惧、期待和不安、支持和反对等观点。有些人对这种改进道德水平新的有效方法寄于厚望,但另一些人却认为,道德的复杂性会让道德增强存在许多局限和困境。我们可能正在用医学方法介入道德领域,将道德问题贴上医学化的标签,也可能正在开创一个用医学控制道德的时代,给我们带来许多医学化问题上的困扰。

非传统道德增强的双重变导:生物医学中介与智能体引擎

人类文明史是知识生产史和道德建构史,亦是道德增强史。运用外在技术(打破物种自然完整性的生物医学和神经科学)的干预,通过改变生物属性,突破非传统知识教化而改良人类的精神世界,塑造人类“更完美的天性”已经成为现实。道德增强是以生物医学为技术中介的一种全新的道德建构,用以实现道德主体对道德客体的自由驾驭。人工智能体通过跟踪、组织、反思和引导功能为人类道德导航精准化开辟了道路。也因此,道德增强技术带来了关于伦理上的安全、自由、公平的全球论争。倡导道德增强与道德教化并存互补,建构一种新的开放、精准的道德进化观,将成为时代的理性增强。

德性能否复制:道德增强技术的三种质疑

人类生活史就是自我发展史。千百年来,人类传统的劳动、体育锻炼、休闲、改善饮食、医疗、教育、反思、宗教信仰和参与共同体活动等提升人的肌体、认知、情感和道德,甚至以炼丹试图永生,都被看作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并未引起人类的"疑惑"。然而,现代合成生物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对于人类进化的"人为加快"和"速成"则引起学者和公众的巨大不安,其中对道德增强和道德复制的质疑最为强烈。科学基础上的还原论迷误、科学方法上的医学化悖论、科学后果上的不确定性,德性的独特性否定、道德医学化悖论、安全风险的逻辑困境,文化同一性、文化接受度以及技术恐惧等,构成了科学、道德自身和文化三个方面的质疑。面对质疑,人类应以全新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反思和应对人类进化史的"突变"。

道德增强的自然主义困境及其可解性

现代哲学对于道德自然主义有着特殊兴趣。道德自然主义的兴起与自然科学的兴盛密切相关,因为伦理学必须接受自然科学的审视与反思。生物医学道德增强是对道德现象做出自然主义的还原和解释,本质上是道德自然主义的复制和修正。道德增强打开了一个不确定的道德空间,对伦理学的挑战才刚启幕。道德增强在道德与自然科学之间建立起一种并不充分的逻辑联系。作为一定社会复杂文化教育背景下生成的伦理道德,道德增强不能直接还原成生物的、物理的、化学的活动。尽管如此,关于道德增强的立场,仍需保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开放态度。

生物医学道德增强技术的语法构建:本质、异化与谱系

传统的道德增强主要采取学校教育、榜样示范、自身修养和社会实践等方式。从效果主义看,传统道德教育使我们明白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养成尊重人、关心人的习惯,形成推己及人的道德情感以及理性思维能力。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技术操控道德的时代,生物医学技术正在不断形塑我们的生活世界,不断刷新人-技术-世界关系图景。技术化道德意象作为人的感性与理性的集合体,克服了传统道德进化容量和进化深度上的拘谨,用崭新的方式诠释了新的话语体系。技术化道德打开了一个全新道德的空间,生成全新的道德进化模式,也因此造成传统道德进化链全方位断裂。在人类纪,建构适应全新的道德进化模式的原则成为一种必然逻辑。

化学技术在人类道德增强中的作用析论

化学是打开人类道德进化的一本书。化学演进史亦是人类道德演进史。在与传统化学技术互动的历史进程中,道德因之发生了正向增强与反向进化的双重演化。与传统化学技术相比,非传统化学技术基于自然主义的理论立场,把道德问题还原为技术问题,继而借助化学药物的嵌入,对“道德因子”进行增删补益,从而实现了人类道德增强作用“量的增长”和“质的飞跃”,起到了极其特殊的作用。可以预见,随着化学技术作用的充分涌流,非传统化学道德增强技术的系统性实现,化学对人类道德增强作用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将与日俱增。

生物医学道德增强的伦理探析

人类不道德行为造成的灾难使整个社会都面临着巨大挑战。在应对这类道德大问题时,以佩尔森和赛沃莱斯库为首的道德增强派认为,应该通过生物医学技术的手段来增强道德;但反道德增强派却认为,生物医学道德增强存在一定的伦理困境,如,个人主义、人格同质化、限制自由、认识论上的困难等社会问题,所以,在不太遥远的未来,传统道德增强的地位并不会被生物医学道德增强所取代,应该倡导两者互补,构建一种新的道德观。

生物医学道德增强:合理性、局限性与伦理挑战

近年来的生物医学实验发现,人类的道德情绪具有一定可调控的生物学基础。因此,有学者大胆提出也许可以利用生物医学的技术干预来提升人们的道德情操。这种设想为人类德性的获取途径以及解决与道德相关的社会问题开辟新的可能性,但是也有学者质疑医学化道德问题的合理性。从生物医学道德增强的概念、技术的有效性以及后续可能引发的社会伦理问题等方面出发辩证来看,通过生物医学手段对特定道德品质进行强化未必会与世界文化多元主义相斥,或是贬损道德的价值。然而,使用单一、简单的化学物质调控复杂的人脑活动和情感存在着客观风险。如何保证这种技术的应用能从根源上解决社会道德困境,构成当下该技术应用的局限性和面临的挑战。

弱道德人工智能可行吗--从精神医学用途到道德增强

弱道德人工智能试图通过采取信息增强的方式达到道德增强的目的。试图探索一种苏格拉底助手式的弱道德人工智能的可行性。从精神医学中使用的聊天机器人具体例子引入,在预设这种精神医学应用前景的基础上追问一般性的道德信息增强是否可行。进一步探究弱意义上的道德增强绕过动机这一做法的合理性,借助于梳理哲学中历来关于道德动机的论争,并经由动机伦理和康德式义务论视角来论证,指出弱道德人工智能设想中隐含的悖论,在结论部分尝试性地给出解决这一悖论的可能方案。

内在主义视域下的道德增强及其争议

“内在主义”(internalism)是技术伦理学新兴起的一种研究进路,它不同于传统“外在主义”(exter⁃nalism)进路的地方在于,它主要关注技术的积极伦理后果,主张把伦理要素“嵌入”对象之中,利用技术手段解决伦理问题。“道德增强”的基本理念符合“内在主义”进路的特征,它通过对人的“基因”和“神经”进行技术干预,调节人的道德情感,增强人的道德动机,改善人的道德品质,塑造人的道德行为。尽管“道德增强”的初衷是助人向善,却引发了诸多伦理争议,需要从学理上权衡其利弊。

探求道德增强的实践可行性

道德增强作为一种克服人类伦理有限性的观念或设想,究竟在什么程度上是可行的?在过去数十年的论辩当中,道德增强的可欲求性似乎是更为核心的议题,但现如今,随着越来越多的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加入讨论,道德增强的可行性成为这一讨论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可行性的探讨不仅是对道德增强在现实中的可能性或可操作性作出预测,同时也与我们关于道德增强可欲求性的理解处于张力之中,这一张力源于每一阶段的科学研究和实验证据与同时代哲学概念和理论层面讨论的恒久交缠。

人工智能辅助道德增强可行吗?

增强公民道德一直是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目标。我们如今面对的是一个更加多样化的世界,全球化愈加深入,科技日新月异,这些因素都给人类社会的走向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出于这种考虑,有学者呼吁利用生物医学技术增强人类道德。然而,这种方式风险较大,颇具争议。人工智能不直接干预我们的身体,可以减少危险和争议,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道德人工智能有彻底增强和辅助增强两条进路。在彻底增强中,人类的道德决策权“外包”给了机器,阻断了主体道德自我改进的可能性。即便是一些辅助增强项目,例如萨乌列斯库的方案过分注重结果而非过程,也可能阻碍我们道德能力的发展。我们在“弱”道德人工智能的框架下构想了一个新的方案。在该方案中,我们凸显了道德人工智能系统辅助主体道德决策的四个面向,强调主体和计算机辅助之间的交互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