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清华简《四告》相关语词谈古史道统说的传承及知识谱系

清华简《四告》由于语言及古史内容多与今《尚书》相合,公布以来备受学者重视。《四告一》中的“宅天心”,整理者指出其又见于郭店楚简《成之闻之》篇。依今古文之间常见的异文关系,“宅”应读为“度”。^((1)) “天心”之外,《四告一》还有“天德”“纲纪”,《四告二》又有“天常”,它们是古史记述系统中的高频关键词。由这些词汇出发,我们可以将很多文献中的古史记述,彼此参互求证,更可见古史道统说的源流及知识谱系。^((2))(一)“天心”。

由歧异到融通——论柳宗元、韩愈道统论之关系

柳宗元力主尊崇尧舜之道而贬抑文武周公之礼,而韩愈的道统论则将上述诸位圣人一并纳入,并无轩轾之意。可见两人对于儒家的道统学说持有不同的见解。对于两人之间的歧异,可以从他们对于儒家思想底蕴的认识角度,以及当时的政治文化思潮的流变来解读,其实,二人之间的歧异是可以相融合、贯通的。这也为后来宋代的道统说起到了一定的铺垫作用。

道统意识下孟子“德位”观之再阐释

孔子之“有德无位”的事实极大冲击了西周以来“以德承命”的信念,儒家学者不得不重新理解德位、德命、德福的关系,“德命”与“时命”的问题成为先秦儒家的一个重要议题。作为孔子之后儒家代表人物的孟子,对德行与权位关系的阐释不同于以《穷达以时》《荀子·宥坐》为代表的“时命”观。孟子从“圣人一道”的道统意识出发,在塑造与诠释圣人的过程中,聚焦于几种具有代表性与争议性的权力转移方式。孟子吸取西周以来“德福合一”“天命惟德”的思想资源,采用“天与之,人与之”的观念论证圣人的政治合法性。通过孟子的阐释,尧舜、禹、汤武、孔子都是在同样的机制下获得或不获得天子之位。这样一种机制并非如时遇一般难以捉摸,而是遵循着相对确定化的流程与评价原则,“德位一致”的必然关联被重新建构。

二程道统的学理逻辑与学术纠葛

虽都视己学承道统,但北宋诸士大夫的立足点并不相同,二程更坚持自家体贴出天理,认为自己接续孟子传承道学,主张经以载道,道育天理,同时阐明达道的基本门径学经明理与根本门径诚敬,注重道统的绵延和学术的传承,从而创立了特色鲜明的道统体系。与王安石之学等流派的道统之争在二程之学的传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不能因此抹杀或忽略其间二程学术内涵阐发、学术体系建构之超凡。两宋时期二程学术嬗变历史揭示出学术传承、光大的真正生命力在于以自身学术思想创新、体系建构及学术队伍培养等为核心驱动力的学术文化建设,而外在社会、政治等领域的影响虽亦重要,但远非关键因素。

如何重述道统:现代道统叙事的历史化及其问题

回应晚清以降道统应为中国近代衰落负责等言论,现代道统叙事的历史化以历史论证道统正当性。这既揭示了道统之魅力,也有一定问题。一方面,道统辩护内有关于要严格道统还是泛化道统的争议;另一方面,道统批评者与道统论者在相当程度上互为颠倒,若无道统信仰甚至颠倒之,则从道统论者认定的历史现象出发,也可推出否定道统之论。道统批评的基点是道统为恶,道统辩护的基点是道统为善,包容双方或能探索更整全的道统史。

新治统、新道统、新学统的建立与完善

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新政治制度是中国文明的第三次伟大创制,它将开中国未来千年新局,新时代是千年制度头一百年全面定型的最终完备阶段。在此论断下,讨论三个方面的问题: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具有“全面创制”与“典章制度自觉”的文明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稳固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拉锯、反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文化领导权的争夺、拉锯、反复与稳固。中华文明及其大一统的连续性,根本上依靠治统、道统、学统这三统之间的稳固一体“。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新政治制度开中国未来千年新局,新时代是千年制度头一百年全面定型的最终完备阶段”,新政治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同样根本在于新治统、新道统、新学统能否成功有效的建立。进而讨论新治统、新道统、新学统的建立:党的全面领导的“新治统”的建立与完善,党的政治文化的“新道统”的建立与完善,大国治理背后的文明大国知识体系的“新学统”的建立与完善。开中国未来千年新局的新制度是对中国文明“可大可久之道”的继承与发展。

方学渐“一圣三贤”的道统论及其意义

方学渐将尧舜以来的道统传承谱系中言心体尤为真切者称为“一圣三贤”,“一圣”是指舜,“三贤”是指孟子、陆九渊和王阳明,又泛指孔孟和宋明诸儒。方学渐认为“道统肇自尧舜”,尧舜“执中”之道乃性善真面目。孔孟“如叙族谱”,宋明诸儒混气言性,王阳明虽是“圣学嫡派”,然其“造语太高”。也就是说,孔孟之后的道统乃每况愈下,以至于出现“无善无恶”说。不过,“道统肇自尧舜”是以有典可考而言,无文字记载的伏羲亦以道治天下,因此从根源上说,道就存于天地之间。方学渐道统论的意义有三,一是尧舜“执中”得之宇宙天地,这无疑开启了直面天地的实证新路向。二是王龙溪的“无善无恶”说容易滋生蔑视伦理纲常之流弊,方学渐教人止于日用彝伦尤其是孝悌,成为明末“外转”经世的新兴力量。三是对方以智的影响,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尧舜得之乾坤”的道统论,开眼读“天地之书”的方法论,察“百谷草木、鸟兽虫鱼”的实证精神,以及“立在千古圣人之上”的学术信心。

从道学至道统:象山学阐释的另一面向

象山学曾被阐释为道学、心学与禅学等。在明代中期之后,象山多被称为心学;但在明代中期之前,象山学更多地被称为道学与禅学。道学阐释主要出自象山学派、认同和拥护象山学者,以及会同朱陆者。陆九渊没有以心学自名,而是承认了道学称谓,且多次谈及道学、理学与道统。在象山后学的努力下,宋代官方承认象山学的“道学”与“道统”名位。在会同朱陆的主调下,元代吴澄、虞集、郑玉、赵汸等学者肯定象山学的道统地位,刘埙、刘仁本等甚至称其为集孔孟之学之大成的“道学之宗”。明代前期进一步会同朱陆,许多学者认为象山学是“圣贤之学”“圣学正传”。陆九渊在明代中期从祀孔庙,主要是其道学与理学名位得到朝野的广泛认同。但是由于其兼具“心学”身份,象山学成为明代道学向心学转向的关键思想和过渡桥梁。

韩愈的道统观及在古文和文论中的显现

“道统”是圣人精神文化的传承,是儒道流传的谱系。韩愈认为,道是内圣外王的仁义之道,统是道的传承统绪。他把对道统的阐释融浸在议论文和书序文中,诠释了他文以明道的理论主张;而气盛言宜论和不平则鸣论又分别见出他对孟子和司马迁理论主张的继承与发展。但钱钟书认为司马迁之“愤”与韩之“不平”指向实不同,不过似非确论,钱说更适于解释“不平”之本义,而韩论所指实仍合于司马迁。

王阳明道统思想探究

王阳明(1472—1529)是中国明代重要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道统论是王阳明心学的重要内容,其道统思想以其独特的价值观和人性观为核心,他自称是对于孔孟之仁学的真正继承者,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以及儒家的道德传统都产生了很大的冲击。王阳明道统观念最重要的是辨异端,以弘其正学,并且主张以“精一”为原则,反对朱熹的辞章之学。王阳明道统论的传承谱系从尧舜禹的十六字心法入手,经过孔子和孟子仁学、周敦颐和二程道学,最后终于被王阳明的心学所传承。

小学语文革命文化单元贯彻文道统一原则的教学探索

统编小学语文教科书编排的革命文化单元体现了革命文化教育的重要性。教师在教学时应认识到贯彻文道统一原则的价值意义,在单元整体教学设计上可以采用整合的方式贯彻文道统一原则,实施语文要素和人文主题的融合学习,创设单元情境,重温革命岁月;品味语文要素,体悟革命精神;综合实践表达,弘扬革命文化,推动语言学习与革命文化教育的融合,实现文与道相长。

把握学习起点,立足单元整体,遵循文道统一——以《黄继光》教学为例

革命文化题材类的课文具有独特的育人价值,能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必备品格和语文关键能力。教师在教学此类课文时,应把握学生的学习起点,根据学生的真实需求补充资料,准确理解统编教科书编排意图,树立单元整体教学观,引导学生借助语言文字,感受人物形象和高尚品质,做到言意兼得。

伟人故事:文道统一,家国长怀

在小学语文教材中,“伟人故事”类课文占据了一定比例。这类课文以伟人为叙写对象,通过真实故事来刻画伟人的形象,从而揭示其思想品质和精神境界,具有很强的思想教育性。然而,在教学“伟人故事”类课文的过程中,教师容易陷入两种极端:一是过于强调人文精神,将课堂变成道德与法治课或者历史课;二是过分关注语言表达特点,忽视育人功能。因此,探索既体现语用教学特质又实现以文化人的教学策略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以统编版语文二年级下册的《邓小平爷爷植树》为例,探讨小学语文“伟人故事”类课文的教学策略。

正统·史实·道统:唐代禅让观念的演变

唐代禅让观念包含着正统、史实和道统等多方面思想内涵。从正统角度来看,隋唐之间的禅让关系是唐初统治者树立和宣扬本朝正统性的重要依据,但随着唐代正统观念的演变,禅让政治模式的正统价值日渐衰微。从史实和道统的角度看,禅让观念在唐前期与中晚唐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唐代前期,人们从史实出发,对魏晋禅让乃至尧舜禅让提出了批评与质疑。而中唐以后,随着儒学思想复兴和道统论的构建,尧舜禅让的道德崇高性得以重塑;同时,人们对于从禅让到世袭的转变,以及不同历史阶段禅让之事的合理性作了系统的阐释。

程颐评程颢:孔孟之后儒家道统的唯一传人

程颐认为韩愈尽管提出道统论,但他所阐明的儒家之道仍停留在形下层面,不足与佛道的形上思辨相抗衡。周敦颐、邵雍、张载虽皆汲取佛道思辨以重塑儒家伦理,但周子的诚本论只是价值本体论,尚未上升到宇宙本体论;邵雍与张载各视儒家道德为道本体或气本体的属性,还不是本体本身,儒家之道被纡尊降贵,故韩愈、周敦颐、邵雍、张载等俱非完整意义上儒家道统的传人。而程颢立足儒门,借鉴佛道,直接把儒家伦理奉为宇宙本体,在主张理本论的同时也有心本论思想,并以天理论道,这在儒家道统史、中国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还倡仁与万物一体、内圣外王等境界,初步完成其抗击佛道、重振儒家道统的历史使命,故被程颐等评为孟子之后道统的唯一传人。

价值与工夫:儒家道统精神的诠释分歧

宋明时期学者普遍认同道统说,许可“十六字传心诀”是道统精神意涵,只是他们从传心诀中诠释出了价值论与工夫论两种具有内在张力的道统精神,从而形成意见分歧。心性学者如朱熹、陆九渊等人认为“允执厥中”是道统精神之所在,通过发挥“中”的价值论意涵,推动儒学的形而上学化。浙东学者如吕祖谦、叶适、陈亮等人则重视“惟精惟一”的工夫论意涵,以维护儒家实践传统。心性学者发掘道统精神的价值论意涵,顺应了新儒学心性内圣化发展趋势,浙东学者阐释工夫论意涵,则是为了让新儒学成为工夫实践之学。学者对道统精神的差异性诠释,既反映了他们对儒家历史的不同理解,也体现了对儒学发展趋势的迥异态度,折射出宋代新儒学演进中的多样性探索。

张栻的学统与道统

张栻承担了湖湘学统与理学道统传承者的双重身份。他原来坚信二者是统一的,但在其与朱熹的持续学术交流过程中,逐渐产生了许多新的道学共识,并不得不修正胡宏之学,从而面临湖湘学统与理学道统的紧张。将张栻之学纳入从湖湘学术传承到南宋道学建构的历史过程来考察,更能够彰显道学体系多元一体的历史建构特点。

忠诚的道统释义及其对大学生的教育价值

儒家道统是忠诚文化传统的理论与实践根脉,忠诚在儒家道统中是一个重要的核心概念,既是儒学关于人的主体性和道德性的确认,也是其构建社会理想和社会秩序、维护统治权威、开展社会批判的意识形态资源与手段。其“天之所覆、地之所载、人之所覆”的全时空性和“唯精唯一、允执其中”的内在精神,是儒家道统对历史发展以人为本的唯物辩证法的把握。忠诚道统的丰富内涵和精致表达,对于新时代中国大学生担当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使命而言,仍然具有返本开新和化性起伪的双重教育价值。

“崇王”论与儒家书学道统的形成

“崇王”论塑造了唐以来中国书法的审美精神、信仰体系和学术传统,也深刻改变了后世对先唐书法的想象与认识。初唐政治和文教的大一统需要,儒学与文学、艺术的南学化,是唐太宗明确提出“崇王”论的历史背景。唐太宗以行、草书碑,作《王羲之论》,将王羲之塑造成美学与道德高度合一的典范,既与其自身的审美取向有关,亦是借王书以实施书学改制。唐以来人们对二王法书的反复临摹与翻刻,思想史对王羲之形象的层累塑造,加之宋明理学道统论影响下以王羲之为中心的笔法授受体系的不断拓展,使得王羲之在书学史上的宗主地位得到进一步强化,从而构建出一个由文化精英主导的、建立在圣人和经典崇拜基础之上的儒家书学道统。

顺天继学论道统 守魂同德中华兴——《中国道统论》读后

【导读】增强民族文化自信与历史自信,离不开对中国思想之核心理念即中国道统的阐发、传承与坚守。《中国道统论》一书顺天继学,阐发中国道统之历史演变,中西比较,古今贯通,观照现实,坚守民族文化灵魂,讲好中国故事,彰显中国价值,弘扬中国精神,必能助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亲民清新的文风使其成为非常适合大众阅读的学术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