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特殊目的实体子公司避税成效及对国家税收的影响研究

在上市企业数量众多的子公司中,不乏潜藏着在海外避税天堂或境内税收洼地注册的特殊目的实体,它们往往不被瞩目,而在破产清算时现身。这些特殊目的实体子公司是否真的起到了避税作用?基于国家税收层面,每家上市公司所成立的特殊目的实体又对税收总额产生怎样的影响?基于此,选取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10-2021年的数据,构建了避税动机下的特殊目的实体、不同避税地的特殊目的实体以及不同特殊目的实体子公司数量占比等变量对企业避税的影响进行探讨。实证结果表明:企业在避税地成立的特殊目的实体并不有利于企业避税,当企业的特殊目的实体子公司数量达到一定占比,才能实现有效避税;海外特殊目的实体虽然数量较少,但避税效率要远高于境内特殊目的实体;平均每年每个样本企业通过境内特殊目的实体能够规避约334.41万~387.97万元的企业所得税,而通过海外特殊目的实体能够规避约249.00万~308.80万元的企业所得税。研究结论有助于国家进行反避税活动的政策制定,此外,进一步引导企业在避税动机中“脱虚向实”,促进以真实交易为目的的有效投资。

财政透明度与企业避税行为

财政透明度是各级政府维持运行效率和接受社会监督的重要制度保证。以我国2014—2019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本文实证研究了宏观财政透明度对微观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财政透明度的提升能够有效增加上市公司的主动避税程度。机制检验显示,主结果是由高财政透明度提升财政支出效率和降低财政压力引起的。进一步分析表明:主结果只在民营、高融资约束和有违规记录的子样本中显著,且在政府公共服务支出较高、税收征管强度较低、营商环境较好和市场竞争程度较强的地区作用更强。研究结论丰富了对财政透明度的微观经济后果的认识,进一步拓展了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边界,为充分发挥财政透明的宏微观治理作用以及完善政府财政支出制度建设提供了政策建议。

企业避税意识与避税方法

避税是市场经济环境中必然存在的一种社会经济行为,在国际交易中表现较为普遍。然而,在我国只是刚刚出现。对于这一“新生事物”,人们众说不一。有人认为避税合法,有人认为避税违法。那么,应如何看待避税行为?是否应提倡纳税人去合理避税?怎样进行合理避税?本文将试图从这几方面给我们的纳税人以启示,但愿它给企业纳税人很好地把握自己的纳税行为提供一点参考价值。一。

浅析国际避税及其防治

随着国际经济贸易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跨国纳税人都在精心研究有关国家税法和行政法规上的漏洞,进而利用各国税收上的种种差异,以合法方式达到逃避税收或减轻税负的目的。那么,如何才能有效地防治国际避税、逃税呢?为此,本文首先分析了国际避税的起因。其次文章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来具体揭示跨国投资者可以采用人的流动等方式达到避逃税款,减轻负担的目的。最后,对于反避税、逃税的措施,作者提出了一些看法。

内部控制、国家审计与国企避税

选取2007-2017年上市中央企业集团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内部控制对国企避税的影响作用以及国家审计监督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内部控制具有抑制国企避税的治理功能,国家审计监督会显著增强内部控制对国企避税的抑制作用,说明内部控制和国家审计是深入理解国有企业税负水平及其变化的重要因素。进一步研究发现,内部控制对避税的治理效应在地区税收征管强度小、社会审计质量低和避税激进的国企中更为显著;通过分解内部控制五要素后研究发现,内部控制对避税的抑制效应集中体现在控制活动和信息与沟通两大要素上。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内部控制可以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来达到抑制企业避税的治理目的。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会降低企业避税程度吗?

财税政策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常用方式,税收优惠政策对市场公平竞争具有重大影响。审查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平性,是在税收领域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务实之举。基于2011—2021年沪深A股公司的面板数据,将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DID)作为分析工具,探讨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高行政垄断区域企业税收规避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可以显著降低高行政垄断地区企业的避税程度。机制检验表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能够促进税收扶持中性和市场竞争中性,从而抑制企业税收规避动机。进一步分析发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税收规避抑制效应在地方政府问责制完善、地区营商环境差、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程度高以及公司内部治理差的样本中更为明显。文章丰富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等行政垄断规制的微观经济后果和企业避税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提供政策参考。

论国际避税与反避税

随着人们收益的日益国际化和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以及许多国家税率和其他税负的提高,逃税和避税现象日益普遍,严重损害了各国的税收利益。而逃税会降低纳税人的信誉度,因此采用合法手段的避税就成为纳税人的首选方式。本文旨在通过对国际避税的判定、避税的方式的列举,针对问题提出防止避税的措施,希望能对遏制国际避税的蔓延起一定的作用。

重污染企业绿色竞争与避税行为——基于环保语调感知的视角

文章基于环保语调感知视角,采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提取企业环保语料并计算环保语调,以竞争对手的环保语调度量企业的绿色竞争压力,实证检验了重污染企业绿色竞争压力对避税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竞争压力越大,企业避税越轻,潜在原因是企业试图通过多缴税来获取政府的绿色支持以应对激烈的绿色竞争。进一步研究发现绿色竞争压力对企业避税的影响主要存在于融资约束程度较低、高管过度自信较弱的企业中,并且多缴税有助于企业获得政府补助。文章从信息认知角度揭示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外溢性影响,深化了环境信息披露及避税领域的研究。

企业避税会影响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吗?

选择2009—2020年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数据,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研究结论,并基于企业避税视角,为缓释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和方法,一是政府应加大反避税措施,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遏制企业激进避税行为,也应对税收负担过重的企业适当减轻税负的,将税负征收强度划定合理阈值,保证企业不因税负过重而影响正常的生存和经营,保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二是金融监管机构应加大对债务问题的关注,并加快对金融市场制度的完善,调整信贷结构,提高信贷效率,有效化解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银行等金融机构应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降低信贷成本,加大资金投入力度,防范投融资期限错配的产生;三是企业自身应关注公司内部控制,并提高治理水平。

大数据技术应用能抑制企业避税吗——基于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分析

基于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政策,利用2013—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多期DID模型,研究了大数据技术应用对企业避税的影响。研究表明,大数据技术应用显著抑制了企业避税,该结论在经过PSM-DID、替换被解释变量、排除政策干扰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大数据技术应用有助于提升信息透明度和企业生产效率进而抑制了企业避税。异质性分析表明,大数据技术应用对东部地区和非高科技企业避税抑制效果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企业避税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而且揭示了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所产生的积极治理效应,为后续持续推进大数据技术应用提供理论支持与经验证据。

融资融券与企业避税——基于风险承担与机构投资者视角

文章以2008—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融资融券、风险承担与企业避税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将2010年启用的融资融券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实证检验了企业在成为融资融券标的公司后避税程度的变化,并进一步考察了风险承担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企业成为融资融券标的后,避税程度显著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会强化融资融券对企业避税程度的负向影响,减少企业避税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比例的提高可以增强融资融券的治理效应,加强融资融券对企业避税行为的抑制作用。

一般反避税条款适用问题的检视及完善

一般反避税条款具有兜底性和开放性,是数字经济时代应对纳税人日趋复杂和隐蔽避税手段的重要武器。但一般反避税条款也是一把双刃剑,其不确定性在给反避税工作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加大了纳税人合法权益的保障难度,使一般反避税条款在适用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为更好地发挥一般反避税条款的反避税功能,需从利益平衡角度出发,以纳税人中心主义为一般反避税条款适用的价值取向,理清避税行为认定标准的关系及判定方式,将税收核定定位为一般反避税调查的辅助手段,并以“谁主张谁举证”为原则构建二元化的证明规则。

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避税——基于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

数字经济迅猛发展赋予企业新动能的同时,也给税收征管带来巨大挑战。文章从数字化相关维度出发构建了数字经济指数,基于2014-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数字经济与企业避税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将显著促进企业避税程度的提高。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推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又给税务机关征管工作带来挑战,两相叠加增加了企业信息的不透明度,也改变了企业进行避税活动的成本收益对比,进而促进企业避税。异质性检验表明,这一作用在西部地区企业与非国有控股企业中更为显著。

当前企业避税的几种形式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经济成分由过去单一的全民、集体经济发展为现在的全民、集体、私营、个体及股份制企业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格局，作为市场经济运行主体的商品生产经营者，都存在各自的主体利益，同国家征税存在着必然的矛盾。...

涉税问询函对企业避税的影响及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研究了涉税年报问询函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及其溢出效应。研究结果发现,收到涉税问询函的企业下一年避税程度显著降低。进一步通过文本分析研究发现,涉税问询函的涉税篇幅越大、词频越高、问题越多,对企业避税的抑制作用越强;涉及不同税种和不同性质税收问题的问询函均有治理效果。机制检验结果发现,小规模事务所审计、分析师跟踪人数少、内部控制有缺陷的企业中涉税问询函对企业避税的影响更加显著,表明问询函监管与其他内外部监督存在替代效应。本文进一步对涉税问询函的溢出效应进行了研究,发现涉税问询函在同行业和同事务所两个层面存在溢出效应。本文还发现涉税问询函相比其他问询函对减少企业避税行为具有额外价值。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交易所非处罚性税收监管提供了实证证据与理论参考。

家族管理权涉入、亲缘关系异质性与企业避税

以2008-2020年A股上市家族企业数据为样本,基于家族高管亲缘关系异质性考察家族管理权涉入对企业避税的影响。研究发现,家族管理权涉入与家族企业避税程度之间显著负相关,家族高管亲缘关系异质性增强能够显著削弱家族管理权涉入对避税程度的负向影响。拓展性检验结果表明,延伸型社会情感财富及第一类代理成本在家族管理权涉入与避税程度之间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面临较高社会信任水平、较稳定的经济政策及较强宗族文化氛围的家族企业中,家族管理权涉入对避税程度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研究结论对于理解亲缘关系对家族企业避税决策的影响具有一定借鉴意义,对于税务部门进行税收征管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多个大股东与企业避税效应

税收是国家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对维护社会公共服务和经济的稳定发展发挥着关键作用。然而,企业的避税行为往往会削弱国家的税收基础,降低税收的公平性和效率。本文分析多个大股东股权结构如何影响企业的避税行为,通过形成有效的监督和制衡机制,多个大股东能够显著提高决策的透明度和财务的透明度,进而有效抑制企业的避税行为。

当前避税与反避税问题的探讨

当前避税与反避税问题的探讨胡旭微对于避税这一行为我国经济界尚未达成共识，观点各异，归纳起来有两类：一种观点认为，任何纳税人都拥有法律许可范围内安排和组织自身所有的资金的权利，实现税收最低化、利润最大化的目的，因而认为避税只是钻了税法空子，但毕竟没有违...

基于VIE架构的反避税问题研究

随着互联网全面发展,VIE(Variable Interest Entities)架构因其可以规避政府管制并“合法”避税而颇受企业追捧。文章首先从VIE整体架构的避税问题、境内运营实体的避税问题和境外运营实体的避税问题三个角度入手,深层次分析了VIE模式中的避税方式;然后从信息披露不足、关联交易界定不清楚、国内企业上市门槛高和注册制不够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力度不够四个方面解剖了VIE架构中的避税方式及避税原因;最后基于问题和原因分析,从提高信息披露的强度、建立“智慧化监管体系”、实行VIE架构公司分层税收优惠策略、强化关联关系的界定等方面提出了反避税建议,以避免VIE架构中因严重避税导致的对税基的冲击,保证国家税收利益。

君子取财有道:儒家文化对企业避税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8~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儒家文化“君子人格”对企业避税的影响。研究发现,地区儒家文化氛围越浓厚,企业避税程度越低。机制检验表明,“君子人格”对义利、奉献、诚信和声誉的重视是4条潜在影响渠道。进一步地,当企业参与更多国际竞争时,前述经济影响不复存在;在法制环境较差的地区,儒家文化的避税抑制作用更加显著,表明儒家文化一定程度上是正式制度的一种有效替代。然而,当企业面临经营困境时,管理者对于经济利益的追求会优先于“君子人格”的价值选择,儒家文化的避税抑制效应不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