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水污染与中国古代都城的迁移

中国古代王朝、政权都城频繁迁移的原因一直没有很好的解释,自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外在因素都不构成都城迁移的内生动力。选择水源丰沛的“水地”是古代建都的基本要求。由于古代城市居民饮水主要靠凿井获取浅层地下水,而人畜粪便、生活污水、垃圾、人畜尸体、圮毁建筑等日常污染物严重污染了地下水,给中国古代城市居民带来了持久性伤害,北方的西安、洛阳、北京等著名古都及其他城邑基本如此。为此,先民靠开凿新井、城外挑运、城外引水等方式来缓解地下水污染所造成的饮水困难,而弃城迁移是中国古代城市无法解决饮水困难后的最终选择。古代都城在一地持续时间的长短,与该地水资源的丰富程度和地下水水质状况密切相关。地下水污染是造成中国古代都城频繁迁移的内生动力,中国古代都城及城邑大多因地下水污染而完成其由盛转衰的生命周期。

探析我国古代开放式都城对《考工记·匠人》中规划思想的演绎——以宋元两代都城为例

《考工记·匠人》是我国已知最早的系统性都城规划理论,其思想内核与礼治和中央集权相统一,也因此在古代都城规划的历史中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文章选取宋元两代具有代表性的四座开放式都城,分别分析其对《考工记·匠人》中规划思想的演绎并进行横向对比,旨在证实该规划模式及其思想内涵所具备的优越性,并进一步理解古代开放式都城建设中对于外部条件的处理及权衡。

面向一统的都城规划——再论隋大兴的空间形制建构及其历史意义

隋大兴是在一统全国过程中规划建设的新都城。其营建不仅在于都城空间本身,也包括以都城为核心面向整个疆域的一系列空间建构。本文分析了中国古代“大一统”思想的发展演变以及隋大兴的建设背景,认为隋初围绕大兴城在疆域范围、近畿区域、都城形态三个层面的一系列空间建构是中国古代“大一统”思想与全国一统进程实际需要相结合的空间政治实践,呼应了当时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需求,丰富和发展了“大一统”理念在都城规划中的表达,提高了都城在国家秩序建构和国家认同形成方面的作用,推动了隋唐“大一统”时代的形成和巩固。

基于人文传统与空间特征的关联看古代都城的营建——以北宋东京城为例

文章从人文传统与空间特征的关联来探析中国古代都城营建的空间层级与秩序,旨在从保护、规划、研究等方面为当前城市规划设计提供新视角。研究表明,北宋东京城的城市空间由封闭转向开放,始终将都城建设与自然环境视为一个整体,在满足社会各阶层活动需求特征的基础上,构建“皇城、内城-政治”“外城-多元复合”“环望-生态”的空间层级秩序,实现人文、空间和自然的融合。研究启示,当代城市发展应探析和转译古代都城营建传统内涵的现代意义和表达。

山水思想下传统人居环境营建经验探析——以楚国都城为例

生态时代的人居环境建设离不开对历史的梳理。通过历史考据、问题剖析、田野调查与图解分析的系统性方法,首先,从山水精神化、山水哲学化和山水文化化3个层面的独特视角,对传统文化中山水思想的起源进行了梳理;其次,从实践层面讨论了山水思想下的都市营建实践策略与经验;最后,以春秋战国时期楚国都城的营建为例,从都城择址、布局与城防等层面讨论了传统山水思想的外化与实践观。期望能够从山水思想的研究中寻找到当代理想人居的文化资源和理论信息,为当代生态城市的推进提供有益启示。

论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形制束与规范变——基于《考工记》后17个古代都城的实证

针对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在学界一直存有争论的两个基本问题:(1)为什么《考工记》在后世实践中鲜有完全匹配其形制的案例?(2)为什么本出同源的明清都城与秦汉都城在空间形制上差异如此之大?从社会思潮的视角,提出自然形制、人文形制、功能形制以形制束的方式平行作用于都城,且其规范经多次历史变迁的总论点。剖析了各形制内容,阐述了规范变迁的社会动因与演变过程。实证以西周至清代17个都城城址为依据,通过对历代城址图的连续性切片解构,构建出以“形制-规范”为横轴、历代都城时序为纵轴的形制束解析框架和规范变迁表,并辅以“史料-图解-数据”的文-图-数实证支撑体系,验证上述论点。为古代都城规划摆脱孤立个案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大家说: 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

2024年7月27日,在印度举行的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政府提交的申遗项目“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正式入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的第59项世界遗产,北京中轴线由此成为对全人类而言具有突出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的世界遗产。

上古本《宋会要辑稿》都城建筑点校献疑

通过进一步研读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宋会要辑稿》的相关卷册,并辅以其他文献所记,对《辑稿》北宋西京洛阳、东京开封部分建筑的标点断句予以订正,对正文中建筑的名称、方位、使用时间等方面存在的史实讹误,尝试予以相应纠正。

赵都城迁移与战略调整

前500年赵简子营建晋阳城始,中经前403年赵烈侯被正式立为诸侯,至前222年赵王迁投降秦止,赵先以晋阳为都,或短期迁移至耿,又迁至中牟,再迁至邯郸,最后都于代。赵都城的迁移与战略调整以及内部矛盾诸因素息息相关,赵氏引领赵地民众从图存到立国,从争雄到鼎盛,从力竭到寂灭,承担起历史所赋予的使命。考察赵都城迁移的规律,须结合疆土条件,评估历史得失,权衡地理利病。如果将安全形势、道路状况、交通工具考虑在内,晋阳地理特征应排除在《孙子·九地》所举“九地”之外,其地理位置、人口数量、回旋空间不足以支撑赵争雄天下的宏谟远猷。中牟居于赵最南端的位置,延伸在漳水之南,楔入魏境的突出部,让魏如鲠在喉,易于引起激烈的地缘矛盾,具备由“交地”“衢地”向“围地”转化的军事地理属性。比较而言,邯郸“拥据河山,控带雄胜”,“实为河北之心膂,而河南之肩脊”,虽为“四战之地”,但农业基础好,人口较众,交通便利,扩张潜力大,又得到赵人的长期经营,作为都城延续时间长达158年,见证赵地文化繁盛的全过程。

都城隍庙考

明清时期的都城隍庙在建置中呈现出复杂局面。明代祀典中之京都城隍庙是文献资料中所见最早的都城隍庙,除此之外,几乎在不同层级的聚落都存在都城隍庙。这种局面的出现主要源于都城隍神自身的演化,其一,京都城隍神由都城隍神或称天下都城隍神发展而来,是后者的一种官方形态,都城隍神与京都无必然联系;其二,都城隍神的管辖范围不再固定为"天下",它可以是省,也可以是更小的地域。

日本中国都城史研究管窥(1930—2006)——以《中国都城史文献目录》为中心

日本的中国都城史研究对于中国史学的相关领域具有广泛影响,近年来随着中日学术交流的增强,中日学界在中国都城史研究方面的相互促进愈发明显,总结日本关于中国都城史研究的学术史具有积极意义。日本大阪市立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编辑的《中国都城史文献目录》,收录了日本1930—2006年间有关中国都城史研究的论著目录。通过对其分析,不仅可以了解日本有关中国都城史论著的基本信息,也可以窥见其研究的主题变化与学术特点。日本的中国都城史研究历史久远,态势良好;主题宽广,涵盖诸多方面;重视考古与文献的综合运用;重视研究成果的译介,关注国际学术进展和学术史的总结;视野开阔,多从亚洲视角分析问题,重视中日比较研究;以实证研究为主,同时关注都城历史中的思想性与理论性;重视都城史的专门研究,并注意从城市史的整体视角研究都城。

东汉都城洛阳礼制文化研究

刘秀在原郡县洛阳城基础上,按都城礼制规划理念进行了增建。南宫大朝居中,左右分立庙和社,正式形成都城的“左祖右社”布局。庙则改西汉分散陵庙制,实行诸帝神主一庙“共堂”的集中庙制。南宫四面辟门,其分别名青龙、白虎、玄武,南门名端门,有似周正寝“路寝”门,这些均是阴阳五行观念在都城营建中的体现。端门前大道,通过南垣平城门直达南郊礼制建筑群,成为大朝正宫之南的礼仪御道,由南宫南屯司马统一执掌卫护。明堂、灵台、辟雍、太学各具独特建制而分立,明堂用于祭祀五帝,灵台用于望气观天象,辟雍用于举行射礼、养老礼,太学为教授经学,南郊礼制建筑群成为宣教礼仪的中心。南郊祭天,北郊祭地,已成历代都城之定制。东汉洛阳开启了典型的古代都城礼制文明之模式,对后世历代都城礼制文明建制有着深远影响。

“都城考古”及其相关遗产保护利用是实证中华文明“连续性”特征的核心工作

都城,是国家的政治中心所在,一般也是一国之经济和文化中心,是文明的核心要素。在中华文明探源工作体系中,都城考古是确认文明是否产生、文明发展水平、文明的文化体系和特色、文明盛衰等问题的第一要务。如我们现在所讲的中华文明5000年,就是因为5000年前的良渚文化出现了都城及都城文化体系。这个都城包含了高级别的城垣、宫殿、陵墓、玉礼器、手工业、水利、仓储、水运、农业等多种都城文明的内涵,其文化也与太湖流域的诸多聚落及墓葬遗址发现的同时代文化有着高度的关联,从而构成了可能存在的国民、国土和国家文化体系。

北宋开封都城防御空间形态研究

开封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军事城镇和交通枢纽,北宋时期的开封作为都城,其防御空间呈现出强烈的独特性。以北宋开封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历史文献,梳理其军事防御历史和城市形态演变过程,剖析其山水、战区、城墙、街巷、营防等多层级的防御空间,以展现其作为都城所独有的复杂且严密的防御空间特点。

洛阳古代都城选址响应自然山水格局的生态智慧

洛阳古代都城的选址体现出中国传统营城中自然和人文协调共生的生态智慧,其地形、地貌、气候条件等多种因素不断适应人类的发展、迁徙,是中国古代都城建设智慧的结晶。通过历史文献和图像解译即舆图、历史地图、考古报告和遥感影像的信息叠合,结合相关学科研究洛阳古代都城选址响应自然环境的内在规律。结果显示:洛阳古代都城选址不仅需要考虑都城因水而兴,社会文明因水而就的原则,更需要考虑洛水泛滥的威胁;伊洛河交汇位置、洛河泥沙含量、土地肥力及气候的变化对都城选址的影响均体现了古人善于利用自然地势防御、调适气候及交通组织等的生态智慧。对洛阳古代都城选址如何响应自然环境的生态智慧进行更为系统、全面地研究,不仅可以为今天古都的合理建设提供科学依据,更可以为未来城市的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文本中的声音景观——再思南宋都城临安的音乐文化研究

在现当代语境中,“南宋都城临安的音乐文化研究”开始于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受西方“新史学”“全球史”的转向趋势所致,中国学界对于南宋城市音乐文化的讨论呈现出多元化的研究视角。基于此,本研究试图将“声音景观”理论的三种声音分类模式(“基调音”“信号音”“标识音”)作为思考框架与叙事策略,同时重思南宋都城临安音乐研究的现状与问题,通过书斋为主体的“音乐文本田野工作”,以视觉的角度来聆听“文本中的声音景观”。

古代洛阳都城城址变迁研究

洛阳是我国四大古都之一,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从夏商至隋唐,洛阳地区共出现了五座较为著名的都城,这五座都城的选址无一不是临沂洛河,背靠邙山,虽然这五座城市的选址并不在一处,但总体上呈现出沿洛河东西向依次分布的规律。通过一定的考古以及地理数据,从地理环境的宏观角度和人为选择的微观角度,分析影响古代洛阳五座都城城址变迁的原因。

区域史视角的义渠都城地望再探

义渠都城地望是北方民族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学界基于传世文献记载、地理条件分析、遗址参照和出土文物支撑,对其提出诸多观点,但尚未达成一致见解。“宁县焦村乡西沟村”说受到多数学者赞同,却也存在传世文献运用不够严谨等问题。从区域史视角看,与疆域内其他城市的联系、与秦国关系转变导致的疆域变迁都可能影响义渠都城地望。义渠势力兴衰可能导致都城迁徙,前期都城应位于宁县西北,更加接近关中的米桥乡蒙家村,这里或许是后期都城所在。

唐五代宋时期成都城游宴与政治景观

唐五代宋时期,游宴是成都城最重要的城市公共活动。治理者基于各自的政治目的,在游宴中营造了特定政治景观。唐中晚期,西川节度使举行公共化和场景化的游宴活动,借此施恩幕僚班底,向军民宣扬使府的政治意图,以期构建“专其事权”的藩镇权力秩序,游宴景观由民俗走向政治化。五代时期,前、后蜀举办皇帝、官、民均参与的游宴活动,营造了“永致清平”和“京辇繁华”的“玉京”政治景观,增强了政权合法性。不自觉形成重心在民的“游观”政治,对政局产生了直接影响。北宋中前期,宋廷认为成都城“游观”政治与治乱具有直接关系,对游宴景观采取全过程管控策略,将其作为以治易乱的治理方式。唐五代宋时期,成都城游宴经历了从重官“宴”至重民“游”的转变,体现了政治景观所观照群体与时局的契合。

政治秩序的投影:唐五代成都城的唐都风景

唐五代时期,从唐都长安而来的帝王和统治阶层为维护特定政治秩序,在成都城植入了以长安城为主的唐都风景。唐玄宗到达成都十多天后,唐廷权力中心名义上转移至肃宗处,成都城呈现的唐都风景较为低调;唐僖宗驻跸成都四年,为重塑行朝威权,在成都城营造了比肩长安的行在风景;五代前蜀统治阶层利用唐玄宗、僖宗在蜀遗景,借鉴唐长安旧景营建都城景观,模仿唐长安的宫廷生活场景,构建了唐都式的成都城风景,借此安抚统治集团,增强割据统治的合法性。唐五代成都城唐都风景的再现,是特定政治秩序在城市中的投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