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都察院监察的常规与非常规:弹劾制度的程序、实践与权力关系

清代都察院弹劾制度,历经清初的改革,在实践中形成了提出、调查、议处的程序。皇帝、监察官和其他官员在此程序之中,暗自角力,以达成各自的政治目标。乾隆四十七年震动朝野的国泰、于易简贪污勒派案代表着高度政治化的一类案件。此案鲜活展现了在弹劾程序的三个环节当中,皇帝、监察官和其他相关官员的行动、策略,以及复杂的权力关系,共同塑造了都察院弹劾制度的实践面貌。实践中清代都察院的弹劾案可以被分为常规和非常规两种类型:常规案件中监察官指控的罪名较轻,议处官员依例行事,监察机制起到例行纠错的作用;而在非常规案件当中,政治因素和皇帝的个人意志决定案件的走向,监察机制展示威慑的功能。实践中两种类型案件的共存,正是清代皇帝的专制权力和官僚的“隐权力”之间处于紧张的平衡关系的体现。拥有至高无上专制权力的皇帝,无力亲自干预所有案件,只能“抓大放小”,主导小部分非常规案件的查办。而在大部分常规的案件当中,监察官和相关部门的官员作为职业官僚,依仗于专业信息、既定规范和程序,通过“隐权力”使得弹劾案件达到预定结果。

万历《明会典》“都察院”部分两个版本的考察

《明会典》是明代官修记载典章制度的史书,几经修订,最终于万历年间定稿。现在人们使用的一般是万历年间的修订本,常见的有中华书局的本子和《续修四库全书》的本子。通过对这两个本子卷209至卷211“都察院”部分的逐条比勘,结果发现:中华本与续修本共出现63处错讹,其中中华本表述错误的有13处,续修本表述错误的有50处。故认为:万历《明会典》卷209至卷211“都察院”部分,中华本的文献质量、史料价值优于续修本。

明代都察院运行机制考略

都察院是明代国家最高的监察机构。从内部看,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佥都御史,经历、都事、司务、照磨、检校、司狱,以及十三道监察御史,其内部运作既互相协调,又互相制衡;从外部看,都察院与六科、吏部、大理寺和刑部等衙门也形成了既相互配合又相互牵制的关系。都察院的内外运行机制,在维护封建统治正常秩序和保障封建国家机器平稳运转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明代都察院更置时间考论

明史学界对于《明史·职官志》记载的明代都察院更置于洪武十五年的说法,深信不疑。事实上,明清史籍关于明代都察院的更置时间,至少存在洪武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三种说法。对于洪武十三年说,由于文献存在明显的记载错误,不足为据。在洪武十四年和洪武十五年两种说法之中,运用反证法,考证明代都察院应该是更置于洪武十四年,而非洪武十五年,都察院时最高长官为监察都御史,而不是监察御史。

清代《都察院则例》版本探析

清代都察院是国家最高的监察机关。《都察院则例》是乾隆时纂修会典则例时有关都察院那一部分的底本,因纂修进度不同而出现二卷本和六卷本。两者初藏于清宫内阁大库,1910年京师图书馆落成,从内阁大库移至京师图书馆。但六卷本的卷二(一册)仍遗留在故宫,1949年流入台北故宫博物院。

试论都察院与明代官方法律知识的控制

有明一代,都察院及其派出机构在监督、考校官员以《大明律》为中心的法律知识方面职责明确。由于《大明律》在明代缺乏标准官方注释,这一职责的落实存在相当的困难。至少从正德末年开始,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到都察院及其派出机构在以《大明律》注释为中心的官方法律知识的形成和流通中扮演日渐重要的角色。通过对当时流行的《大明律》私家注释进行评估、选择、整合、重刊,都察院及其派出机构逐渐实现了对官方法律知识的规范化、稳定化,甚至统一化。对百官法律知识进行监督、考校的同时,都察院成为明代官方法律知识的创造者和传播者,成为官方法律知识的核心控制机构。

论清末新政中都察院改革之争

都察院改革是清末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着都察院的存废、变革问题,清末各派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与斗争。保守派为了维护封建旧制,坚决反对裁撤科道,主张保留都察院;而都察院改革问题也变成了如何组织议院之争。究其实质,论争是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之争,也是中国政治制度转型过程中的思想之争。

略论顾佐与宣德朝都察院改革

顾佐是明代鼎盛时期仁宗、宣宗两朝的名臣,他多年执掌司法监察机关——都察院,为人刚正廉洁。面对永乐末年以来官场腐败的局面,他坚持不懈地对都察院属下的御史系统进行整肃,进而澄清其时官僚系统,使吏治为之一新。他的改革活动使宣德朝的都察院充分发挥职能,有效地抑制了官场贪污腐败现象,顾佐本人则为封建社会晚期盛世"仁宣之治"局面的出现做出了重大贡献。

风宪与立宪:清季都察院裁改的冲突

清末预备立宪,京内官制改革首当其冲,各部院或更名或裁撤合并。风宪衙门都察院何去何从,朝臣和舆论建言献策,裁改意见分歧明显,一方面,内有因势而变的改革动力,外有分化组合的改革压力;另一方面,科道鼓噪而鸣,高层矛盾重重,上下难以和衷共济,争执乃至冲突始终存在。激烈交锋之后,主政者权衡利弊,保存名目、变通整顿成为都察院维系皇权体制与进入宪政政体的折衷选择,既影响了1906年丙午改制成效,也为日后再议裁改埋下伏笔。

浅论明代都察院与六科给事中制度

在明代,随着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日益向极端的君主制方向发展,监察制度也更为严密与完备,是我国古代监察制度高度发展时期。通过对明代都察院与六科给事中制度进行探讨,可以进一步了解明代监察制度的作用、优点、弊端。明代都察院与六科给事中制度对现今中国监察制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清末都察院改革:方案设计、改革结果及其影响

都察院是清代的监察机构。在改革中朝臣提出了诸多方案,朝廷最终采用调整并保留都察院,同时设立行政裁判院的制度设计。集监察与诉讼于一体的并行体制在中国行政监察史上具有一定价值。行政诉讼与行政监察在理论及实践上有自身的逻辑,改革者对此应做出符合时代的选择。

清关外时期都察院初探

清关外时期就已设立的都察院,由于相关文献数据记载非常简略,因此这一时期的都察院情况世人知之甚少。本文根据文献资料《清实录》里保留的一些数据,经悉心搜集整理,并结合其他数据,对清关外时期都察院的基本情况(如成立时间、人员组成及实际作用等)作了初步探讨。

明代都察院的职权

都察院在明代历史上是举足轻重的中央机关,职责重大、地位突出,与刑部、大理寺合称为“三法司”。在明代,皇帝极为重视都察院的结构设置和制度设计,因此都察院在维护明王朝统治、监察百官、选拔考核官吏等方面都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但是在具体职能方面,都察院不仅仅是作为最高中央监察机关存在的,还有其他职能,涉及教育、监礼、参与司法等。

明嘉靖朝都察院和武定侯郭勋为什么刊刻《水浒》?

宣扬投降主义的小说《水浒》成书于元末明初,但过了近一个半世纪,未见有刻本流传。而嘉靖皇帝朱厚熜即位后,不但达官贵族武定侯郭勋刊刻它(见嘉靖廿年进士晁(王票)《宝文堂书目》),连中央政府机构都察院也刊刻它(见嘉靖卅八年进士周弘祖《古今书刻》)。文艺从来就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嘉靖朝这两种《水浒》的出笼,不是孤立现象,是与当时阶级斗争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有紧密的关系的。

从分设到兼管:明代都察院十三道的运作体制及其演变

在明初国家政治体制变革的过程中,都察院通过按省分道的方式,加强了对地方监察机构的统属关系。十三道与地方布政司一一对应,垂直管辖所属地方刑名等事务,并带管在京及直隶府州等衙门。都察院十三道在复核地方案件以及直接审理在京案件的一般运作中,皆按照告人之名籍分道处置,而在参与重大案件会审时则另有专司负责。随着都察院审理案件的减少以及御史差职的渐重,御史一人兼管数道成为普遍现象。万历时期,朝廷规定以河南等六位掌道兼管十三道,将兼管现象彻底制度化。十三道从分设到兼管的制度演变,体现出“道”这一机构逐渐从地方事务的直接管理者转变为朝政决策的协助者。

铁血残阳(续前)

锦衣卫指挥使府离大年三十还有几天时间的时候,姜成武等人隐身于地道里深居简出,但是,地面之上,京城之内,却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都察院右都御史钟道赞在家庆祝六十岁寿辰时,突然倒毙身亡。都察院是大明最高的监察、弹劾及建议机关,在朝廷内外举足轻重。都察院左右都御史都是皇帝钦定的命官。右都御史死了,这可不是一件小事。

明代都察院和六科的审计

1338年，朱元璋削平群雄，推翻元朝统治，建立了大一统的明朝。明初在中央设中书省、都督府、御史台，分掌全国行政、军事和监察。中书省长官为左、右丞相，总理吏、

都察院:天子耳目、风纪之司──明代的监察制度(上)

明代是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走向顶峰的时代。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7岁时父母双亡。走投无路之下,他去投奔了皇觉寺的高彬和尚,剃度为僧,做了小行童。由于当地闹饥荒,寺里得不到施舍,住持只好打发和尚们去云游化缘,朱元璋自然也包括在内,实际就是四处讨饭为生。

清末立宪运动中的两院制问题

国会两院制在20世纪初以前的宪法实践中居于主流地位,具体可分为贵族式、联邦式及民选式三种类型。其主要功能在于代表社会中的特殊团体,促进议事审慎,限制民选议院专断。清末各政治势力均偏好两院制。清末未成立的正式议会确定将采用两院制,而预备立宪阶段成立的资政院在经过官制改革、都察院改下议院等阶段后,最终被界定为准贵族式两院制。资政院的议员构成既有模仿日本之处,亦体现了清末中国独特的民族问题。最终,由于落实两院制不彻底,资政院未能发挥两院制功能,清王朝灭亡前后将未来的正式议会改为民选式两院制。

明代都察院刊刻《三國志演義》《水滸傳》芻議

明都察院刻本《三國志演義》與《水滸傳》被認爲是兩書的早期刻本,但無實物傳世,唯一認定其存在的依據就是明人周弘祖所著《古今書刻》中的記載。筆者基於前人對《古今書刻》版本研究的成果,認爲今傳本《古今書刻》已非其本來面目,而且著録内容存在錯誤。並結合相關史料,對《古今書刻》所著録的都察院刊刻書籍進行分析,認爲《古今書刻》中著録有誤,明代都察院並未刊刻過《三國志演義》與《水滸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