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生、尚和、重情:中华文化的独特智慧

中华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孕育和积淀了与西方文化迥异的智慧,其中许多都与当今时代具有共鸣点,具有永恒而普遍的意义。积极挖掘、弘扬和运用中华文化的相关智慧,必将有利于推动全球治理,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

李梦阳“重情”诗观评议——兼论七子派评价中的一个缺失

明代前后七子以复古倾向著称,但七子派李梦阳、徐祯卿、谢榛等人的诗论中又有重视情感、推崇"率性无意"的观点。这是七子派与公安派相通的重情诗观。七子派的重情诗观有自己的诗学背景和旨趣。而现代论者在论述中却默认了公安派在现代思想中所确立的高位价值,将七子派"重情"论描述为对公安派"独抒性灵"说的归趋,遮蔽了七子派重情诗学的真实历史脉络,同时也妨碍了对公安派诗学之粗率缺陷的批判。

追寻“求实重情”的教育之旅——苏轼教育思想解读

苏轼经过"兴学—重教—办学"的教育之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求实重情"的教育思想。通过对"求实重情"的教育思想及教学理念的解读,人们可以发现,"求实重情"对今天的教育仍然有着深刻的影响和重要的参考价值。

重情尚义:《诗经》婚恋诗中男性群像

《诗经》中的婚恋诗一向以女性为主角 ,对男性在其中的表现关注不多 ,本文试图通过对一些作品的分析 ,寻绎诗经时代男性在情感生活中的独特风貌。

重情则重乐——兼论先秦儒家乐教与人性论的关系

儒家重视情感,这一传统是由孔子奠定的。重视情感则必然重视乐教,二者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但是就先秦而言,并不是凡儒家都重情。子思和孟子一系的儒家,相比孔子、《性自命出》、荀子到《乐记》的儒家,对于情的重视程度明显不及。这应该与其人性论的不同有关:经验主义人性论都重视情,先验主义人性论则不重视情。从乐教角度看,先验主义人性论不重乐,经验主义人性论都重乐。在先秦,儒家以理言性的先验主义人性论不是主流,以生言性的经验主义人性论是主流。相应地,教化论也以外部教化为主流,思孟的内在超越路径不是主流。

魏晋士人重情之思想氛围与现实因缘

从时代性背景分析魏晋士人重情风尚的成因,从两个方面展开讨论:玄学的现实人生主题与士人情感的自觉;时局变乱与魏晋士人的悲情。

论蔡邕重情求真的个性对其文学创作和文学观念的影响

东汉末年是汉魏文风嬗变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文人的创作多呈现出新的倾向,这种新倾向的代表人物就是当时的文坛领袖蔡邕。蔡邕文学创作的新变与其重情求真的个性有很大关系,具体来说:首先,由于蔡邕个性中有重情的一面,所以其碑文和辞赋的情感描写较多,抒情色彩较强;其次,在求真的个性的影响下,蔡邕在创作方式上追求缘事而发;最后,重情求真的个性促使了蔡邕发愤抒情文学观念的形成。

等腰三角形中几种二重情形

等腰三角形是一种特殊的三角形,我们在教学时要注意它经常出现二重情况,以防出错。 1.在等腰三角形中,已知一角α。

试析魏晋士人重情之历史背景与社会基础

相对于汉代士人通经致用、立功名于天下的"尚志"情怀,魏晋士风的特点可以用谈玄论道、"称情而直往"的"重情"来概括。汉魏之间何以有此巨大变化?过去学人们大多演绎的是"乱世多感伤"的调子。体认一个时代士人的价值观与生存意识等应该更多地从时代性、社会性等方面加以考虑。基于此,对魏晋士风产生的历史背景(即"因")与社会基础(即"缘")两个主要方面作了综合考察。

魏晋时期的“重情”心态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时代,也是人格上、思想上澄明高贵的时代。本文就“重情”现象,从观念和社会中去理解、阐述,并对其原因、表现作一描述。

18世纪英国感伤小说“重情者”渊源考

18世纪中后期的感伤主义小说家们塑造了一系列"重情者"形象。评论家们尝试从许多视角论证追溯"重情者"的渊源,而每种视角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批判和质疑。从弗洛伊德有关悲悼和忧郁症理论的批评视角入手,分析得出"重情者"是18世纪的忧郁症患者,其根源在于没落贵族绅士阶级对于失去的社会身分挥之不去的依恋。感伤小说不妨可以称为无力应对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贵族绅士阶级的挽歌。

从《世说新语》的“生孝死孝”看魏晋士人的越礼重情

"生孝"重礼,"死孝"重情。《世说新语》中关于"生孝死孝"的讨论,深刻地反映出魏晋士人对待礼与情的态度,即在礼情的冲突中,他们往往越礼重情。越礼重情的士风深刻地反映了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其精神实质是名教与自然的较量。究其原因,既与魏晋以孝治天下的氛围有关,更是儒家和道家互相激荡的结果。情礼冲突的消弭有赖于名教与自然的合一。

注重情感教育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本文分析了情感教育对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的培养所起的作用 ,强调应注重情感教育 。

重感悟 重积累 重迁移 重情趣 重习惯——我的语文教改探索

著名特级教师于永正在近四十年的教育教学生涯中,始终坚持在第一线工作。他以语文教学改革为突破口,带动了当地小学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他把如何启迪学生的智慧,挖掘学生潜能,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作为主要的研究课题,形成了“重感悟、重积累、重迁移、重情趣、重习惯”的教学特色。去年年底,教育部为了实施“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计划”中“跨世纪园丁工程”“名师计划”,充分发挥骨干教师和名教师的带头和辐射作用,在南京召开了“于永正教学方法研讨会”。本期,我们将会议的有关材料集中编发,并配以各地教师学习于永正教学思想、教学观念、教学艺术、教学方法的体会文章,以期能让广大小学教师更全面、具体、深入地了解、学习于永正老师。

魏晋时代“重情”社会文化心态探论

何者谓情,荀子说:“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这恐怕是有关“情”的最早界说。“重情”,即珍重人的感情。这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在观念上,把“情”作为人生的一种价值尺度,就是说,人是否应该有情,应有什么样的情,这种情在其文化价值系统中应占有什么样的位置;在现实生活领域,人的活动应不应该受情的支配?其程度又如何。从上述意义上讲,“魏晋的确是一个重‘情’的时代”。 魏晋时代的“重情”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在观念文化中,文学加强了抒情性,玄学发生了有关“圣人有情无情”的争论;

重情求真——竟陵派文学思想的进步色彩

竟陵派是根据其代表人物——钟惺和谭元春的籍贯而命名的一个诗学流派。它源出于"性灵派",但由于对后期公安派的矫枉过正是不认同的,便独树一帜,以纠正公安派的流弊,调和七子与公安派。竟陵派大约兴起于万历的最后十年间,影响则延及明末甚至是清初的文坛。

法祖与重情的选择:从郡王封袭制的发展看明代宗藩制度

明代宗藩爵位制度是宗藩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它的核心理念是宗法制,但它的“降一级爵”和“永享爵禄”的特点限制了宗藩改革的空间。从郡王封授、传袭制度的发展过程来看,可以将明朝分为法祖和重情主导的两阶段,重情理念使郡王爵位数量激增,法祖理念虽能暂时遏制数量增长幅度,但祖制所设定的八等爵位传封制决定了宗藩制度是君主思想的一部分,也是岁禄支出不继的罪魁祸首。

情在于斯,其是也夫——孔门重情派有若思想研究

关于有若的生平经历及其与孔门之间的关系虽然仍有争议,但是研究有若思想有利于研究有若对孔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丰富《论语》给予我们更深层的哲学意义。一方面,有若肯定孝的强制性、礼的工具性;另一方面,有若却又重情、重修养。看似矛盾的两方面,实则是有若对孔门传承的独特性:在仁与礼的传统传承上,衍生出自己的特性——重情。

从《垓下之围》中看项羽的重情重义

《史记·项羽本纪》是司马迁重点渲染、描写的篇章。其重点描述了三大战役: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巨鹿之战项羽勇冠三军,成为天下注目的英雄;鸿门宴上项羽错失良机,埋下了悲剧的种子;垓下之围则留下了一个末路英雄的悲怆。司马迁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通过这三大战役对项羽的经历、性格和心理做了精彩的描写,成功地塑造一个气盖一世、叱咤风云的悲剧英雄形象。虽说项羽最终归于失败,但展现给人们的项羽却是一个感情丰富、重情重义的英雄形象。

永留芝兰之香,长伴重情之人——浅谈长诗《孔雀东南飞》的人名艺术

针对长诗《孔雀东南飞》的人名艺术进行了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