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能够促进企业绿色投资吗?——基于中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数字金融实现了金融资源的高效配置,为重污染企业实现绿色转型提供了新机遇。基于2011—2021年中国重污染行业沪深A股723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发展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证实,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高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水平,并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抑制企业金融化进而提高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水平。进一步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分析师关注度正向调节了数字金融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的促进效果;数字金融仅对重污染行业中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的绿色投资水平存在显著作用。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绿色投资的相关建议。

数字化转型、内部控制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重污染企业的经验数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前所未有,正在成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力量,并且实现高质量发展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新目标。同时,随着数字化技术和绿色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不断成熟,重污染企业迎来了数字化转型新机遇,而有效的内部控制可以在转型中提供必要的监督和管理。文章选取2011—2021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内部控制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数字化转型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两个维度间存在中介效应,即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改善企业的环境绩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文章研究结论不仅为微观企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也为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赢”局面提供了参考。

2022年末安徽一次大气重污染过程特征及成因分析

综合利用多源数据,应用HYSPLIT4轨迹分析、颗粒物区域传输分析等方法对2022年末安徽一次大气重污染过程变化特征及成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污染前期,受弱冷空气影响,有利于污染物输送至安徽地区;污染期间,地面处于弱气压场,混合层厚度较低,存在持续性逆温,且地面风速小、相对湿度较高、基本无降水,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受区域输送叠加本地污染排放累积共同影响,污染程度加剧;2023年1月2日地面以东北、偏东风为主,风速增大、相对湿度下降、混合层厚度抬升,扩散条件转好,污染程度减轻。在此次污染过程中,山东、江苏、河南对安徽累积的区域输送贡献率占比为48.5%,高于安徽本地污染的贡献率(21.4%)。

碳信息披露对重污染企业财务绩效影响研究

以2013—2022年沪深A股重污染企业为研究对象,探究碳信息披露、融资约束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重污染企业碳信息披露与财务绩效显著正相关;融资约束在碳信息披露与财务绩效之间表现为遮掩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碳信息披露对财务绩效的正向促进作用更显著;行业竞争程度较高的企业,其碳信息披露对财务绩效的正向促进作用更显著。

冀东地区重污染天气分型及污染源研究

利用2017年-2020年唐山、承德、秦皇岛空气质量监测站资料和NCEP再分析资料,对冀东地区重污染天气进行天气学分型,并利用CAMx-PSAT模拟分析不同天气形势下唐山市PM_(2.5)来源和输送贡献,结果表明:冀东地区重污染天气类型可分为均压场型、西北高压型和低压辐合型。唐山市PM_(2.5)浓度贡献以本地排放最高,外来输送主要来自天津,廊坊次之,凌晨至上午周边输送明显,其中在02-08时之间,输送贡献可达40%~70%。从污染物输送路径来看,均压型及低压辐合型重污染过程的周边输送以西南路径为主,高压型以西南偏西路径为主。另外,均压场型周边输送相对于高压型及低压辐合型更为明显。

环境规制与重污染企业金融资产配置:预防还是逐利?

运用2007—2021年重污染行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和《环境保护税法》的准自然实验,分析了环境规制对重污染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显著提高了重污染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企业主要出于“预防储蓄”动机增加短期金融资产进行预防,而非出于“投资替代”动机增加长期金融资产来逐利。机制分析发现,重污染企业感知到的融资约束和环保投资所造成的内外双重资金压力是其增加金融资产配置以作“预防储蓄”的重要原因,且非正式融资渠道为其提供了流动性准备。非国有企业和小规模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对环境规制更加敏感,支持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预防储蓄”动机。本文为有效实施环境规制、切实防范重污染企业金融风险、避免金融“脱实向虚”提供了政策参考。

绿色信贷指引对重污染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

在可持续发展战略背景下,国家和民众对环保问题的关注程度日益提高。国家从多方面出台环保政策规制企业行为,绿色信贷便是从银行金融业出发,通过限制金融机构对企业的放贷行为,促使企业经营更低碳环保。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探究2012年颁布的《绿色信贷指引》对重污染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使用词典法和文本分析法对企业年报中“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模块环境信息叙述性披露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绿色信贷政策的颁布确实对重污染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有积极影响。具体表现在企业年报的“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模块中有关环保的叙述性披露更多,更具体且更具有可读性;这一结论经过内生性检验、安慰剂检验后依然成立。还探究了该影响的中介效应,发现绿色信贷政策既能直接影响重污染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也能通过提高企业融资约束以及环境代理成本使企业加强环境信息披露。此外,企业的所有权性质会对该过程起到调节作用,国有重污染企业会披露更多、更具体的环境信息;股权集中度高的公司倾向披露更少的环境信息,但披露的可读性更高。最后基于以上结论,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双碳”目标下ESG表现影响重污染企业财务绩效的程度及异质性研究

ESG是从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3个维度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评级体系,为推动我国“双碳”目标实现提供了着力点。以2015—2021年A股上市的重污染企业为研究对象,探究ESG表现及其3个细分维度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ESG表现对重污染企业财务绩效水平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细分的S维度表现和G维度表现同样能够显著提高企业财务绩效;(2)ESG表现、S维度表现和G维度表现对重污染企业财务绩效的促进作用具有长期性;(3)异质性分析显示,东部地区企业、非国有重污染企业的ESG表现对财务绩效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期望研究结论为ESG表现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铅锌冶炼重金属重污染土壤稳定化研究

针对部分铅锌冶炼场地遭受严重重金属污染的问题,采用基于铁的稳定化材料FeCl_(3)+CaCl_(2)+NaOH+Ca(OH)_(2),FeCl_(3)+CaCl_(2)+NaOH+Ca(OH)_(2)+Na_(2)S及FeCl_(3)+Na_(2)HPO_(4)进行修复。根据TCLP浸出法评估效果,选出最佳组合为FeCl_(3)+Na_(2)HP0_(4),该组合在3个场地中使Pd浸出浓度分别下降96%,63%,61%,显著减少重金属迁移。研究突显了合适材料的选择对有效土壤稳定化的重要性。

重污染业数字化转型、分析师关注度与绿色持续性创新

文章选取2013—2022年我国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持续性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重污染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绿色持续性创新水平;重污染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分析师关注度实现对绿色持续性创新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政府补助可以正向调节重污染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持续性创新的关系;以上结论通过内生性、稳健性检验具有较好的稳健性。对重污染企业数据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非国有企业和高融资约束水平下,数字化转型对绿色持续性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分析师关注度作用于绿色持续性创新的推动作用在非国有企业更明显;不同融资约束水平下,分析师关注度的中介效应均是显著的;政府补助调节效应在国有企业和高融资约束水平下更加显著。

碳交易政策、绿色技术创新与重污染企业碳减排

文章以2010—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中的重污染企业的数据为样本,通过双重差分法设计碳交易试点准自然实验,探索碳交易政策对重污染企业是否具有碳减排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碳交易政策对重污染企业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且此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通过机制分析发现:碳交易政策通过刺激企业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进而降低企业的碳排放强度。通过进一步分析得出,碳交易政策对周边邻近地区会产生正向溢出效应。碳交易政策在非国有企业以及大规模企业的样本中碳减排效果更为显著。基于此,文章建议对于非国企和大规模企业,政府可以给予更多的资金援助,增强其应对减排行动的积极性,加快转向低碳模式的步伐;在更多的区域扩展试验政策,扩大碳交易政策的覆盖面;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把重点放在健全低碳产业系统上,建立绿色、低碳的产业链。

绿色信贷政策是否有效降低了重污染企业信贷风险

绿色信贷政策承担着引导金融资源流入绿色发展领域、推进企业转型升级的双重任务,信贷风险管理是其实现任务的重要环节。文章根据2012年1月原银监会出台的《绿色信贷指引》,运用KMV模型测度重污染企业信贷风险即违约距离(DD),并构建双重差分模型(DID)实证分析绿色信贷政策是否有效降低重污染企业信贷风险以及验证其影响机制。实证结果显示,重污染行业间违约距离差异不显著,行业内违约距离总体上呈增加趋势,即信贷风险降低;《绿色信贷指引》的实施通过调整债务期限结构、提升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显著降低重污染企业信贷风险,且国有企业、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企业对其更敏感。推动绿色信贷政策规范化、制度化及长效化实施,对增强银行信贷风险管控能力、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17-2022年工业企业数据,以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政策发布为准自然实验,运用逐年倾向得分匹配和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了试验区政策对区域内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绿色金融政策显著提高了区域内重污染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东部和西部地区、大规模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政策通过降低融资成本和提高融资额度两种方式鼓励重污染企业进行绿色创新。最后,针对研究结论提出积极拓宽政策实施区域,健全绿色金融市场,采取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多样化政策鼓励企业绿色创新等政策建议。

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现状及对策研究

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不断深入,国家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部署,宣布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愿景。重污染企业通过绿色并购方式可以完成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推动如期实现“双碳”目标。文章以绿色并购为主题,对相关文献进行综合分析,发现绿色并购决策受环境规制、政策激励、消费者压力等因素影响。同时,文章探讨了“双碳”目标背景下绿色并购现状及成因并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希望有助于重污染企业向绿色化、低碳化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

“双碳”目标下重污染企业ESG表现与企业升级

企业良好的ESG表现可以降低代理成本和融资成本,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从而促进企业升级。本文以2012—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重污染企业为样本,探究“双碳”目标下重污染企业ESG表现对企业升级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良好的ESG表现可以促进重污染企业升级,企业数字化水平在重污染企业ESG表现和企业升级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税收优惠正向调节了重污染企业数字化水平的中介效应。进一步探究还发现:重污染行业中非国有企业相较于国有企业而言,ESG表现对企业升级的影响较弱;中小规模企业相较于大规模企业而言,ESG表现对企业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强;重污染企业ESG表现对于企业升级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重污染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ESG表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采用沪深A股2009—2021年数据,利用Python爬虫技术构建不同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实证研究重污染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ESG表现的积极作用。研究发现,重污染企业数字化转型将会提升企业ESG表现,重污染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提高信息披露水平,促使企业保护生态环境、履行社会责任、提高治理能力,最终改善ESG表现。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融资约束更高、中西部和北方等自然资源丰富地区、民营企业中企业数字化转型对ESG的影响会更为显著;在采用工具变量、固定效应、更换自变量和更换行业划分后结论仍然成立。研究结论从微观层面进一步验证了国家制定“双碳”目标和数字经济政策的必要性和有效性,也为我国企业在数字经济发展浪潮下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重污染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生产效率的影响

以2015—2020年重污染行业的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借助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衡量企业绿色生产效率,通过固定效应模型探究重污染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重污染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提升其绿色生产效率;重污染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升企业创新水平,以及抑制债务融资成本,进而提升绿色生产效率;重污染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生产效率的影响程度因受经济因素、区位因素、产权性质的影响而不同,较高水平的数字化转型对绿色生产效率的影响更显著,处于省会城市的重污染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生产效率的效应更明显,国有控股的重污染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生产效率的效应更突出。

环境规制与重污染企业的ESG表现

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在一定程度上可衡量上市公司的综合水平,是体现双碳目标、推进绿色可持续转型的重要标准。以2014年《环境保护法》修订及17个省份颁布或修订环保条例作为准自然实验,根据彭博数据提供的ESG得分衡量上市公司的ESG表现,探讨环境规制对上市公司ESG表现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相比于非重污染上市公司,环境规制显著提升了重污染上市公司的ESG表现;从分项来看,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了上市公司的环境和社会责任表现,但对公司治理的改善作用不明显;异质分析来看,环境规制对国有企业、研发投入高的上市公司ESG表现的影响更为显著。为此,政府应加快ESG信息披露的标准化建设,提高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质量;加强组织领导,完善相关法律和部门规章制度,推动企业积极践行ESG理念。

沈阳2次重污染天气过程的风廓线雷达观测结果对比分析

为进一步研究重污染天气的形成机理,利用风廓线雷达资料、常规气象观测资料和大气污染物监测资料,对2015年11月6—10日和2019年3月2—6日(分别简称“过程Ⅰ”和“过程Ⅱ”)沈阳2次重污染天气过程进行对比分析,重点总结风廓线雷达直接探测产品和反演产品的演变特征。结果表明:过程Ⅰ,污染重,污染物浓度增速快,能见度持续偏低,下沉速度大,动力条件更稳定,且雷达接收的气象回波信号强。低层始终维持高强度的暖平流,为污染物浓度达到异常峰值提供强力的暖湿条件。过程Ⅱ,污染相对较轻,冷、暖平流交替出现,使污染物浓度呈波动式上升,增速慢,能见度存在日变化,下沉速度小,且雷达接收的气象回波信号弱。2次重污染过程都受外来污染物输送影响,但输送路径不同。

廊坊市重污染天气特征及减排效果评估

为了统筹推进空气质量改善和经济发展,生态环境部于2019年7月制定了重污染天气“绩效分级、差异化管控”措施。文章将廊坊市11次预警(4次黄色预警、6次橙色预警和1次红色预警)划分为8次污染过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8次污染过程PM_(2.5)平均浓度为41.4~129.0μg/m^(3),综合后向轨迹模拟、地面天气型等手段,将污染过程分为4类,包括西南输送类、东南输送类,西北方向输送类以及局地污染过程。其中高压后部、低压前部和弱高压是导致南部区域传输污染过程的主要天气型,均压场、弱高压是导致西北来向和局地污染过程的主要天气型,且西南来向与局地污染过程PM_(2.5)均值与峰值浓度均高于东南来向和西北来向污染过程,说明此两类污染发生时,廊坊市空气质量更差。结合各预警等级污染物减排比例,采用WRF-CMAQ模式对11次预警期间“绩效分级、差异化管控”效果进行评估,发现预警期间PM_(2.5)平均浓度下降了2.6%~5.9%,PM_(2.5)峰值浓度降低了0.7%~7.7%。整体来看,应急措施的实施有效改善了廊坊市空气质量,并起到了“削峰”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