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视角下我国野生药材资源可持续利用之法律制度的优化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旨在防止野生动植物的生存受到国际贸易的威胁;其所附录列入的部分野生动植物极具药用价值,是野生药材的重要来源。我国虽为保护和合理利用野生药材资源而专门制定《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但是其自发布至今却未作修订,已不能适应当前野生药材资源之可持续利用的现实,亦与公约的相关规定不协调,故该条例亟需依据公约以明确界定“野生药材资源”之概念、调整受保护野生药材物种名录以及完善野生药材之采猎和贸易的制度等。

乡村振兴战略下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现实羁绊、内在契合、主要路径

野生药材资源是我国中医药事业传承和发展的物质基础,野生药材资源保护是促进中医药事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任务,在保护理念、目标举措和宗旨等方面与乡村振兴战略存在高度的内在契合。当前野生药材资源保护存在着资源依赖及消耗严重,产供不稳定;药材资源管理薄弱,制种技术落后;人工种植技术体系不完善,“农作物式”种植普遍化等问题。探索乡村振兴战略下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的可行路径,需要加大对野生药材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从多维度、多视角出发加强特定生境保障与规模化发展,推动道地药材产业化,助力乡村振兴进程;科学生态种植与规范化传播,谋求绿色可持续开发;严格技术规范与接地气传授,完善野生道地药材种植体系。

我国草原地区野生药材资源的法律保护

我国传统中医药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是一颗璀璨的明珠,野生药材是中医发展的基础。基于生境(草原)+生物(野生药材资源)+文化(民族医药知识)整体系统观,分析我国草原地区野生药材资源的立法现状,发现我国草原地区野生药材资源立法冲突,草原生态补偿制度未将禁止采狩野生药材纳入到补偿范围内,草原地区野生药材资源法律保护未与民族区域自治和国家公园建设相衔接,草原地区野生药材遗传资源保护不足。因此,应当加强草原地区野生药材资源立法,将禁止采狩野生药材纳入到草原生态补偿范围,通过统一法律概念来促进野生药材资源立法的衔接,推动野生药材遗传资源的法律保护,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不同产地的黄芩野生药材与栽培药材质量比较

目的:对不同产地的黄芩野生药材与黄芩栽培药材质量进行比较。方法:采用性状鉴别、薄层色谱、含量测定对黄芩野生药材与黄芩栽培药材进行对比检识。结果:黄芩亘货药材黄芩苷含量比较,野生内蒙古产地>野生山西产地>野生陕西产地>栽培内蒙古产地;黄芩饮片黄芩苷含量比较,野生内蒙古产地>栽培内蒙古产地。结论:黄芩栽培药材可替代黄芩野生药材。

野生药材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策略初探

目的:探讨野生药材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原则。方法:在分析野生药材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现状和问题及原因的基础上,结合生物多样性保护及遗传资源保护的相关国际公约及研究,提出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策略。结果:认为当前不少野生药材资源种濒危;资源流失及相关知识产权遭到日益侵害,原因主要包括:1)人口增长过快造成需求过大;2)在野生药材资源开发中,没有处理好保护与利用的关系;3)自然环境的破坏造成栖息地丧失加剧了野生药材资源濒危的进程;4)认识和管理不到位造成野生药材资源及其知识产权保护失控。结论:提出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的原则:1)坚持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并重;2)强调栖息地保护;3)利用国际公法对野生药材资源进行保护;4)加强知识产权保护;5)支持野生药材资源的人工栽培及替代品研究;6)支持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的基础研究。

西北干旱区野生植物及野生药材资源保护中的资源法规分析

西北地区野生药材资源和野生植物资源的滥采乱挖不仅引起了资源的迅速衰竭 ,而且还破坏了当地的草地资源 ,区域的生态环境也随之渐趋恶化。从产权制度、许可制度、保护制度等资源法律制度入手分析了滥采乱挖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 ,并进而提出了加强资源法制建设的多种途径和对策 :(1)完善资源产权制度 ,实现资源产权的具体化、实体化 ;(2 )依法行政 ,实现资源开发利用和经营的法制化管理 ;(3)重新审视资源的价值 ,合理确定资源的保护级别 ;(4 )加强资源法制宣传 ,提高群众的法律意识。

野生药材资源保护与利用的立法探讨

随着人们对健康状况的关注程度日益提高，医疗保健用药需求量猛增。野生动植物既是提取各种药物的重要来源，又是中药的直接来源。野生药材资源的利用与保护不仅是中医药现代化的重要课题，也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完善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是资源保护与利用的重要内容。

野生药材家种家养过程中的障碍及管理对策分析

通过药材市场需求的特点分析,明确野生药材家种家养的必要性,并以此为基础探讨家种家养过程中的问题及管理对策,为野生药材的家种家养提供参考。野生药材的家种家养面临技术、经济以及社会三方面的障碍,这些障碍难以通过市场自身调节解决,需要政府从管理的角度介入,推动野生药材家种家养在相对合理的模式下有序进行。

美国实施新修订的野生动植物保护法对我国保护野生药材资源的启示

2008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了由美国农业部动植物检疫局（APHIS）再次修订的《野生动植物保护法》（Lacey Act）。目前，APHIS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CBP）、林业局（USFS）等其他相关机构正在共同推行该法规的逐步实施，而自2008年12月15日起，Lacey Act修订案有关进口植物及植物制品申报的规定已经开始执行。由于该法案涉及面广，对我国产品输美贸易潜在影响很大，已引起国内出口企业、相关产业界及政府管理部门的高度关注。笔者认为，美国Lacey Act修订案的实施应该成为我国进一步加强保护野生药材资源的契机。

严格限制濒危野生药材在中成药生产中使用

据新华社信息，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日前发布的《含濒危药材中药品种处理原则》明确规定，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在对含濒危野生药材的中药品种进行技术评审时，将严格限制濒危野生药材在中成药生产中的使用，以加强对濒危野生药材资源的保护，促进中药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中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根据这一原则．对含有天然麝香、熊胆、豹骨（虎骨）、象牙等濒危野生药材的品种，不批准已有国家标准中药的改剂型及仿制，并严格限制含以上濒危药材的新药注册申请；对含有熊胆粉、羚羊角、穿山甲、金钱白花蛇、蕲蛇、乌梢蛇等药材的品种，除原药品生产企业的改剂型外，

《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

(1987年10月30日国务院发布)第一条为保护和合理利用野生药材资源,适应人民医疗保健事业的需要,特制定本条例。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采猎、经营野生药材的任何单位或个人,除国家另有规定外,都必须遵守本条例。第三条国家对野生药材资源实行保护、采猎相结合的原则,并创造条件开展人工种养。第四条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药材物种分为三级:一级:濒临灭绝状态的稀有珍贵野生药材物种(以下简称一级保护野生药材物种).

野生药材变家种建立生产基地是大势所趋

随着GAP的颁布实施，中药材的规范化、产业化生产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但是，目前对栽培中药材存在着种种疑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药材生产基地建设工作的推动。作者对野生药材与家种中药材质量的对比及其与中药材规范化生产基地建设的关系的看法在本文中提出，以便与业内同行交流。

野生药材资源保护法制建设中少数民族习惯法的整合研究

多年来,野生药材资源保护法律制度建设不断推进,制定法地位不断增强。但在广大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习惯法仍在诸多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其悠久的生态保护文化与具体规范,对野生药材资源保护意义重大。在我国野生药材资源保护法制建设中必须充分整合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力量,挖掘其生态保护内涵,在立法、执法层面进行相应吸收利用。

生态环境变化对野生药材资源的影响

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条件,又是经济发展的基础。生态环境与药材资源息息相关,生态平衡与资源平衡之间,生态将起主导作用,生态平衡一旦遭到破坏,人类将要受到大自然的惩罚。现就生态环境变化对野生药材资源的影响,综述如下:

我国野生药材资源开发与保护

2002年3月中旬，一场特大沙尘暴席卷了中国北方八省市，影响人口达1．3亿。沙尘暴频袭，与资源的开发和水土流失直接相关。大西北碧绿草原上留下的满目创伤，与甘草、麻黄、冬虫夏草、秦艽、羌活等名贵中藏药材过渡采挖直接相关；而泥沙巨泻、山洪频发与掠夺滥挖丹参、柴胡、地丁、苦参等药材直接相关。面对国内野生药材滥采滥挖、严重失衡之窘境，野生中药资源保育迫在眉睫。 一、现状不容乐观 1．超量收购加工使部分野生药材枯本竭源 1965年我国麝香年产量达3300kg，约占世界产量的90％，年出口量700kg，占世界销量的80％。……

开发野生药材红芽大戟前景广阔

红芽大戟又叫红大戟,为茜草科植物红大戟的干燥块根,具有泻火水,消肿散结的功能。分布广西、云南、广东。

乡村生态振兴视域下野生药材资源保护:阻滞、契合、疏解

野生药材资源是我国中医药事业传承和发展的物质基础。野生药材资源保护是促进中医药事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任务,在保护理念、目标举措和宗旨等方面与乡村生态振兴存在高度的内在契合。然而,当前野生药材资源存在着资源依赖及消耗严重,产供不稳定;资源管理薄弱,制种技术落后;人工种植技术体系不完善,“农作物式”种植普遍化等问题。当前,需加大对野生药材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助力乡村振兴进程,从多维度、多视角出发,加强特定生境保障与规模化发展,推动道地药材产业化;科学生态种植与规范化传播,谋求绿色可持续开发;严格技术规范与接地气传授,完善中药材种植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