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语言创造性的生成与理解--以金庸小说关键词的微博使用为例

语言的创造性一般被认为是文学家的专利,但事实上,源自文学作品的创造性表达在日常语言交流中也俯拾皆是。金庸小说关键词体现了文学家的创造性,其在社交媒体中的创新使用则体现了普通大众的语言创造性,主要表现为词汇使用创新和多模态语言创新。从社会认知视角来看,金庸小说关键词在微博中的创造性使用涉及概念整合的认知建构作用。具体而言,日常语言创造性的生成与理解离不开其建构者和共同建构者的概念整合认知建构,以及文学经典化和日常生活化所提供的共享社会文化背景。

论金庸武侠小说的神话诗学特征

金庸作为武侠文学巨匠,其笔下的武侠世界不仅植根于世俗生活,更是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独属于中国文化的神话体系,“气”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神话因素。以气的神话属性为依托,金庸在武功的神话想象、侠客修炼方式上皆体现了神话诗学的创作导向。当这样的武侠神话与社会现实情境遇合时,气本身的神话意蕴也借由金庸的武侠小说被激发与唤醒,并由此影响着当代人的价值建构。

金庸小说“恶人偷袭”母题的民国武侠小说来源

梳理了金庸小说中的“恶人偷袭”母题,包括假托他事乘其不备偷袭行刺、比武情景下的偷袭暗算、为争夺剑谱秘笈与武林声名使用阴招等类型,并探究了这一母题的民国武侠小说来源:承续了民国武侠小说的代表作家赵焕亭、白羽作品中的“恶人偷袭”母题。指出对恶势力出阴招偷袭的提防是金庸在20世纪60年代初恶劣国际气候下的思考,也分析了上述母题与古代史传文学中刺客角色的关联,指出了金庸小说中这一母题的警示意旨、政治寓意与现实意义。

金庸武侠世界中的江南味道

说起武侠中的美食,你会想起伴随着爱恨情仇的“江湖路半风吹雪,半斤牛肉一壶酒”,还是侠客豪士洒脱不羁的“好酒好菜看着上”?其实在金庸先生的武侠世界中,不只有纠葛的江湖恩怨,引人入胜的武功绝学,千姿百态的风土人情,还描绘了各种各样的美食佳肴,尤其是那些江南风味,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体验到别样的滋味。

“过时”的金庸与局部自由的女性想象

金庸及其武侠小说一方面早已完成经典化历程,进入文学史叙述;另一方面又随着审美趣味的变革而在日常生活中逐渐消隐。乔峰作为武侠小说的代表人物,失败的英雄与零余者的形象彰显了金庸写作的现代性。武侠小说虽然延续了将女性拘囿于异性恋家庭空间的强大历史传统,但金庸同时也书写了个别男性和女性跨越公私界限的时刻。与此同时,金庸及其作品的影响也依然在新的媒介与艺术形式中持续。

“真假难辨”的自炫式书写——论金庸小说的孪生子母题及其跨文化渊源

孪生子母题,在世界文学史中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母题,在民间故事中也较为普遍。其书写的往往是直接涉及亲属关系及家庭内部和谐的大问题,在民国旧派、港台新派武侠小说中,都得到了相当程度的重视,形成了许多引人入胜的“看点”。金庸小说在此方面也展示了许多令人耳熟能详的精彩故事,值得关注。

金庸与朝阳的文化情缘

2007年,辽宁省朝阳市区内的一条仿古街改造完毕,由于这条街邻近始建于三燕时期、世界唯一的“五世同体”宝塔——朝阳北塔,时任朝阳市人民政府市长张铁民依托朝阳文化兴市、发展文旅产业的战略考量,提议邀请金庸先生题写街名“慕容街”并致函金庸先生望求墨宝。金庸先生对三燕历史颇有研究,长篇小说《天龙八部》中所说的燕国就是公元342年鲜卑慕容氏定都龙城(今辽宁省朝阳市)近百年建立的前燕、后燕和北燕。

论金庸武侠作品在泰国的译介与传播

1958年,《射雕英雄传》泰译本出版,以金庸武侠小说泰译的首部作品正式昭告了泰国“武侠小说时代”的开始。此后以金庸武侠小说为首的大量港台新派武侠小说陆续被译介到泰国,进一步掀起了“武侠小说热”的现象。在泰国曾经有许多翻译者翻译金庸的作品,一部小说最多达到4个翻译版本。金庸武侠作品在不同的时代以小说、影视剧等不同的形式传播并且互相作用。不仅如此,金庸武侠作品得到泰国学者的关注,在学术界逐渐出现了围绕金庸武侠作品的相关研究。金庸武侠小说在泰国的传播,推动了中国文学及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的进程。

经典侠客人物对习武者理想人格的影响研究——以金庸小说中侠客人物为例

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与世界环境日益复杂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武者群体应立足自身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在复杂的局势中构建起理想人格。文章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文本细读法等研究方法对金庸经典侠客形象进行分析,探寻其对习武者理想人格建构的影响。研究认为:金庸笔下经典的正面人物主要包括了“家国优先、不吝己身”的理想之侠与“委身市井、秉持小义”的现实之侠。理想之侠的特质促使习武者构建家国一体、守护弱小、独立自主的精神内涵,侠义现实促使习武者树立乐于实践、有勇有谋、敢作敢当的行为特点。

金庸《天龙八部》逍遥派中的道家文化

金庸的武侠小说不仅是通俗文学中的一种,更是深具文化意蕴和内涵的文化小说,《天龙八部》便是金庸小说的代表作。《天龙八部》情节生动曲折,结构布局宏大严谨,是一本优秀的充满哲理的叙事作品。探究逍遥派——道家文化意蕴,深入研究分析道家文化在逍遥派中的诸多呈现形式,包括道家文化对人物性格的塑造,对人物命运的影响,尤其是道家文化与佛家文化、儒家名教文化的对照等方面,在学理上应成为研究《天龙八部》的新方向。

“见招拆招”:金庸小说武打场景英译的体认解读

《射雕英雄传》英译本第二卷A Bond Undone的译者张菁通过修习太极拳激活感觉运动系统,充分体验武侠世界,深入理解金庸小说的武打场景。在此基础上,她凭借识解重构、主观化操作等多种认知加工方式,采用增译、节译、改写等各种“映射”和“创仿”手段,再现武打场景的精彩纷呈,增强译文的“到肉”感。通过剖析张菁的“体验式翻译”路径与“见招拆招”的翻译过程,本文旨在探究身体运动及感官如何影响翻译实践,进一步揭示文学翻译过程中的体认运作机制,拓展体认翻译学的研究对象。

金庸小说改编的网络电影的特征与发展态势

通过梳理近三年来金庸小说改编的网络电影概况,对比金庸小说改编的传统电影,分析了金庸小说改编的网络电影的特征:选择拆解文本,在叙事角度和叙事方式上呈现出碎片化的叙事美学特征;通过“复制快感”,满足观众对于“情怀消费”和“想象力消费”的需求。基于上述特征和互联网新媒介的时代背景,探讨了金庸小说改编的网络电影的发展态势和价值导向:未来,金庸武侠是网络电影的重要取材来源,创作者应对金庸IP进行合理开发,最大化地激发金庸武侠作品的潜力,深耕金庸武侠宇宙精品,承担起讲好中国武侠故事的文化符号之责,为培育“Z世代”青年的文化自信贡献力量。

双重时间的嵌套结构——金庸小说的时空体形式

金庸小说共存江湖和历史两条叙事线:前者是复仇、夺宝、争霸与情变等江湖事件的主要舵手,所依靠的是江湖自身的时间节奏;后者则以军国战争、政治攻伐等重大历史事件为时间刻度进行叙事。江湖事件虽处于历史背景但并非依托严格的历史时间推进,前者时常脱离后者自行叙事。江湖和历史时间的分离与整合叙事空间化为历史空间包裹江湖空间的嵌套结构,从而展现出双重时间之嵌套结构的时空体形式。江湖时空历史化与历史时空江湖化合力塑造金庸武侠的思想观念和性格形象,为“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精神素质提供时空支撑。锚定金庸小说的类型特征,可以为“后金庸”时代内地新武侠小说更好地寻找创作新范式。

亲密关系的公共性——论金庸武侠小说中情感叙事的主导性及其意义建构

“武”“侠”“情”作为新派武侠小说的三大要素,其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与矛盾之张力。在金庸小说中,“情”不再是被武侠文类“挪用”的次要因素,而是占据了主导地位:情感主导人物武功的创造与发挥,促成侠客身与心沟通,关于“比武”的叙事中亦充溢着情感的流变,形成“情”与“武”互动的新模式;私密情感作为个人主体性的象征,使“侠义”对自我的抹杀及其作为虚构秩序的固有局限性得以暴露,侠客因此放弃对江湖空间的闯荡,转而隐匿于不可见的自我世界。亲密关系与情感叙事作为建构社会秩序和定义个人身份的基础,在金庸小说的文本内部遮蔽甚至消解了关于“侠义”的公共话语,构成其反武侠面相与现代性特质;同时折射出香港地区华语语系文学对“身份危机与认同”这一主题的反映与再生产。

论女侠书写的现代性叙事推演——以金庸小说为例

女侠研究作为武侠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女侠在武侠小说中的独特价值影响了文学的叙事动能和节奏,反之叙事能量的演进也反作用于女侠形象的塑造。本文以金庸小说为例,对小说中多个女侠形象进行聚焦,阐释了女侠在叙事流变中的个体能量、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并进一步探究女侠书写的局部特征及现代性价值。

金庸小说30年

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也是金庸在内地从进入到接受,到炙手可热的30年。尽管对于金庸作品的价值、意义,及其在文学史、文化史上的地位做出结论为时尚早。但是,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现象,金庸现象无疑值得关注。

“金庸”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危机

在精英与大众、高雅与通俗的文学区分视野之下,金庸作为一名畅销书作者,他所提供的快速消费型文学并不能成为经典的文学作品。金庸小说代表了中国极度向往的传统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不是一个真正具有"现代性"的作家,他的创作不是应对当代汉语文学60多年来面临危机的解决方案。

金庸武侠小说的变调——论《连城诀》的解构和颠覆意义

金庸武侠小说的创作可以分为前期和后期,《连城诀》就是其中的转折点,在《连城诀》中出现了前期小说中没有的三点变化:一是颠覆儒家伦理纲常,解构儒家礼制基础,解构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人伦价值和存在意义;二是小说主人公开始消解“为国为民”的伟大和崇高,逐渐回归个人和生活;三是寓言书写意味逐渐增强,象征色彩和隐喻特征越来越明显,同时有意淡化小说的历史背景也是重要特点,是寓言书写的重要表现之一。

金庸笔下《鹿鼎记》中的非典型类侠客描写——对韦小宝角色成功塑造的人文解读

金庸花费毕生心血共撰写了十四部武侠小说,创造了诸多令无数读者念念不忘的经典角色,如张无忌、令狐冲、袁承志、杨过、韦小宝、郭靖、乔峰等,其中《鹿鼎记》主角韦小宝武功平平且浑身市井无赖之气,以与固有印象里古道侠肠、豪气干云的侠客迥乎不同的独特形象登场,却最终成就一番事业,立下不世之功。韦小宝之形象塑造可谓特立独行,却引发无数人的情绪共鸣,成功收获广大读者的喜爱。这不禁令人深思。本文通过从成长经历、社会交往、人际关系、性格特点、道德观与价值观等方面对韦小宝进行分析,对这一非典型类侠客角色的成功塑造背后的原因进行人文解读。

金庸小说《天龙八部》“弑父情结”研究

学界对金庸武侠小说研究已经相当成熟,切入视角也从作家论、作品论、跨文化研究等多个角度展开,但弑父视角切入的中西方文化对比研究并不多见。本文在研究“弑父情结”时,借助西方经典文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同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分析“弑父”现象,探讨小说“弑父情结”与传统文化的关联,某种意义上可以打通金庸研究中西对比文化研究壁垒,有助于深入解读金庸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