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金融发展梯度差异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效应研究

文章针对金融发展理论中,对“城市金融发展”的外溢性金融行为重视不够的现实,基于“城市金融发展”与“农村金融发展”的双重视角,运用2003—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探究城乡金融发展梯度差异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1)基准模型回归中,城市金融发展比农村金融发展更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收入。(2)门槛效应研究发现,以城市吸纳劳动力数量(Labor)作为门槛变量时存在单一门槛,当低于门槛值时,农村金融发展更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当高于门槛值时,城市金融发展更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收入;以经济发展(PGDP)作为门槛变量时存在双重门槛,当低于第一门槛值时,农村金融发展更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当高于第一门槛值低于第二门槛值时,城市金融发展更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当高于第二门槛值时,农村金融发展更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收入。(3)空间效应分析发现,从全国层面上看,周边地区的城市金融发展有助于提高本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分区域看,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周边地区城市金融发展均有助于提高本地区农村居民收入。为此,应推动城市金融发展并且坚持农村金融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

西藏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探究

本文利用西藏金融发展规模、社会融资规模、金融产业增加值等三个方面对西藏金融业总体进行分析,并结合西藏2005—2021年时间序列数据从金融产业总体、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等四个方面建立指标体系,测度西藏金融发展综合指数,同时,建立西藏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回归模型,深度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西藏金融发展水平已有较大进步,且其与经济增长呈现出非线性的影响关系,但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金融产业结构等尚有不足,还需从数字人民币赋能、金融产业结构优化、政府合理引导等方面改进,以促进西藏金融发展及经济平稳运行。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企业新质生产力

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有助于理解金融数字化转型发展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从数字经济发展角度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思路。从企业数字化转型渠道出发,构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作用机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层面2011一2022年相关数据,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助于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且上述结论通过了多种方式的稳健性检验。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提高都能够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国有企业和相对年轻的上市公司的新质生产力具有更大的推动作用。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将通过加速企业数字化转型渠道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且中介效应模型的分析结论验证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机制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推动以银行部门为代表的传统金融发展也能够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

数字金融发展缓解了家庭金融排斥吗?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分析

借助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3、2015、2017、2019年四轮调查数据,探讨数字金融发展对中国家庭金融排斥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论从静态还是动态来看,数字金融发展都显著降低了家庭金融排斥;从排斥类型看,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资产端和借贷端金融排斥均具有显著的缓解作用,并且对家庭资产端的影响更大。进一步,从不同的家庭类型来看,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村、中西部、三四线城市以及银行业等传统金融相对落后地区家庭金融排斥的缓解作用更明显。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金融发展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我国高质量发展目标要求企业不仅要注重经济增长,也要重视效率提升和结构优化。文章以2014—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抑制企业高质量发展,且这一关系在非国有企业更为显著;金融发展能显著缓解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抑制企业高质量发展,且在非国有企业中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文章研究结果对丰富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经济后果和提供企业高质量发展理论支持具有重要意义。

金融发展对企业绿色创新发展的影响研究

企业是绿色技术创新的微观主体和经济绿色转型的主要载体,而金融发展对于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2009—2021年的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金融发展对上市公司绿色创新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金融发展对上市公司绿色创新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污染企业样本与非污染企业样本下,金融发展对污染企业绿色创新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大。金融发展水平不仅能够直接促进企业绿色发展,还能通过影响企业融资约束、创新投入与债务结构间接促进企业绿色发展。此外,产权性质和媒体关注可以显著调节金融发展对企业绿色创新发展的影响,国有企业以及媒体关注程度越高的企业其所在区域的金融发展越能促进自身的绿色创新发展。

绿色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以长三角区域为例

文章基于2010—2021年长三角区域4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模型、中介模型和门槛模型实证检验长三角区域绿色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长三角区域绿色金融发展有助于降低碳排放,其作用在大型及以上规模城市和创新能力较强城市中更为明显。机制分析发现,长三角区域绿色金融发展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进而抑制碳排放;在绿色技术创新这一传导机制中,策略性技术创新发挥着主要作用。门槛效应表明,长三角区域绿色金融发展与碳排放之间存在明显“倒U”型曲线关系。

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系统耦合及动态演进

要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双目标必须加快经济绿色转型,绿色金融发展是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工具,经济绿色转型为绿色金融发展提供更多的应用空间,两者相互影响。在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的理论内涵与耦合机理分析基础上,构建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熵值赋权法和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二者的系统耦合度和协调度,然后进一步采用Dagum基尼系数测算了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差异及其来源,采用Kernel核密度估计和马尔科夫链分析方法探究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动态演进趋势。研究结果表明,虽然样本期内我国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的整体水平依然偏低,但二者均呈上升趋势,而且二者相互促进、同步发展的趋势愈发明显。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的系统耦合协调度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东部地区的系统耦合协调度水平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地区内差异和地区间差异是系统耦合协调度区域差异的主要来源,东部和西部的地区内差异逐渐扩大。各省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的系统耦合协调度虽然存在状态转移的可能性,但保持原状态概率较大。

我国统筹金融发展和安全的路径、特征与逻辑

我国的金融发展探索与实践,依托人民政权、运用市场规律和通过主动改革,形成统筹金融发展和安全的路径轨迹,走出了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独特路径,支撑了经济发展并提升了国家竞争力。在统筹金融发展和安全的实践中,形成坚持党的领导,保障金融服务的公益性,重视国外的经验但不盲从,通过服务发展保障金融安全和坚持改革创新与有序渐进等鲜明特征。在理念进步和实践积累的基础上,形成了坚持人民性的宗旨、独立性的原则、畅通性的目的和系统性的策略的发展逻辑依循。要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并更好地服务现代化建设,既要总结历史经验形成科学的认识,又要结合发展的需要解放思想推动实践创新,才能取得更好的成效。

金融发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探索、时代特征与推进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中国金融创新发展的理论依据和基本遵循。实践探索上,中国金融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服务和支持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过程;时代特征上,新时代的中国金融呈现出数字化、科技化、绿色化和国际化的时代特色;推进路径上,中国金融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服务实体经济不动摇、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稳步推进金融业高水平对外开放,以金融之力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河北省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测算及启示

一、前言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鲜明提出“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明确“以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会议突出强调做好金融工作的根本保证:加强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把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转化为金融治理效能,既是以往我国金融改革发展的成功经验,也是新时代做好金融工作的根本保证。

金融发展、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基于制造业知识产权保护的视角

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企业是微观基础,金融是推动企业创新的重要力量。文章从知识产权保护的视角研究金融发展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并选取2013-2019年我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有稳健的促进作用;增强知识产权保护能提升金融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主要影响的是企业创新的质量。异质性分析显示,知识产权保护在金融发展和企业创新之间的正向调节作用仅存在于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中。研究结论为金融发展和知识产权保护推动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了有益思考。

数字金融发展提升“两山”转化水平了吗?——来自西部民族地区的经验证据

在数字经济的大背景下,利用数字金融打破“资源诅咒”效应,提升西部民族地区“两山”转化水平,将“生态高地”转变为“经济高地”,对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至关重要。本文利用2011—2020年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省际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对“两山”转化水平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我国西部民族地区“两山”转化水平。从分项指标来看,数字金融发展对“金山银山”的提升作用显著大于其对“绿水青山”的影响。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市场一体化程度更深、人力资本水平更高和资源禀赋更好的地区,数字金融发展对“两山”转化水平的提升作用更明显。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两山”转化水平。本文的研究为进一步提升我国西部民族地区“两山”转化水平,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决策参考。

金融发展能够改善教育代际流动性吗?——基于微观家户数据的分析

研究金融发展对教育代际流动性的影响,并将教育代际流动性分解为教育代际结构流动性和教育代际交换流动性,构建金融发展对两者影响的理论框架,分析其作用机制,提出金融发展影响教育代际流动性的相关假说,并进行实证检验。实证检验与理论假说基本一致:首先,金融发展对教育代际结构流动性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教育代际交换流动性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金融发展对教育代际流动性的正向影响主要来自其对教育代际结构流动性的正向促进作用。其次,金融发展对教育代际结构流动性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相较于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对金融发展水平较高、信贷市场较为成熟的东部地区的教育代际结构流动性有更强的促进作用。最后,金融发展主要通过影响子代的人力资本水平这一作用机制对教育代际结构流动性产生影响。基于以上结论,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金融发展对新质生产力提升的影响效应研究

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已成共识,发挥金融发展对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意义重大。基于2012—2022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本文在测度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金融发展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在时序演变方面,中国新质生产力的总体水平及其构成要素的发展水平均呈稳步上升的趋势;在空间分布方面,中国四大地区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虽然存在差异性,但总体基尼系数值由2012年的0.235下降到了2022年的0.216,区域间差距正在不断缩小;在影响效应方面,金融发展水平每提高1个单位即可带动新质生产力水平提升0.026个单位。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金融发展对新型劳动资料以及东中部地区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相对更大。此外,空间杜宾模型估计结果显示,金融发展还存在显著的正外部性,能有效带动更大范围地区新质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金融发展与产业智能化对绿色经济发展的赋能机制

推动绿色经济发展,加快能源绿色转型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途径。基于2009-2019年中国27个省市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回归、分地区回归和FGLS方法,从金融发展视角,对产业智能化赋能绿色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以及空间异质性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水平、产业智能化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对绿色经济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金融发展水平、产业智能化以及二者交互作用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显著异质性,其中,金融发展水平和产业智能化对东部地区绿色经济发展有显著影响,而二者的交互作用主要影响中西部地区绿色经济发展。

自贸区建设对服务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机制——金融发展质量的中介作用

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渐增加,已成为驱动国民经济稳步增长的核心关键力量。然而,如何加快服务业结构优化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自贸区建设,特别是在金融领域的开放,被认为是推动服务业结构优化的一个关键因素。然而,自贸区建设如何影响服务业结构优化以及金融发展质量在其中的作用机制还有待深入理解。本文在考虑金融发展质量中介作用的基础上,实证分析对外开放背景下自贸区建设对服务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机制,旨在为有关部门更好地利用自贸区建设促进服务业结构优化提供决策依据。研究结果表明:自贸区建设能够促进服务业结构优化,金融发展质量在自贸区建设对服务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

数字金融发展、高管背景特征与企业创新活力

文章选取2011—2018年我国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财务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探究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创新活力的关系,以及企业高管研发背景和任期背景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正向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发展均对企业创新活力存在促进效应。同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高管的研发背景会强化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活力的正向影响,而高管的任期背景会负向调节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活力的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高管背景特征对数字金融与企业创新活力关系的调节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显著,但在国有企业中该调节作用并不显著。

坚守金融为民初心 探索金融发展之路--从革命战争年代的红色金融实践到新时代的金融高质量发展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金融工作,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始终坚持牢牢把握金融事业发展和前进的方向,一直在实践中探索金融服务为民、金融支持革命、金融支持建设的道路。从中国共产党诞生至今,中国金融事业已经走过了100多年,历经了革命战争时期红色金融事业之初创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新中国金融之探索与发展、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体系之变革与发展三个不同阶段,当下正处于新时代金融改革与发展的新进程。从革命战争年代的红色金融到新时代的普惠金融,金融为民的初心始终是中国金融发展的根本宗旨。在新时代的征程上,以红色金融为引领,回望中国金融来时的路,看清中国金融脚下的路,坚定中国金融前行的路,以推进中国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加快建设金融强国。

数字生态、金融发展与区域创新水平

数字化发展对经济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催生了新型商业模式。良好的数字生态激发了创新活力,给区域创新带来了根本性变化。基于2013—2020年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探究数字生态与区域创新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生态对区域创新水平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这一结论在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在考虑区域异质性的情况下,东部地区数字生态对区域创新水平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中部和西部地区数字生态对区域创新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数字生态能通过促进金融市场的高水平发展,进而推动区域创新水平提高。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数字生态发展建议,以期带动区域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