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金融诈骗犯罪协同治理对策研究

“互联网+”时代背景下,以金融交易、金融投资或借贷的名义实施的互联网金融诈骗犯罪频繁发生。针对互联网金融诈骗犯罪案件发案率高、涉及主体多、财产虚拟化、犯罪专业化、涉案部门联动不足及协同程度有限等特点,依据协同治理理论,提出以公安机关为主导,采取银行、金融、证券、电信等主体协同的犯罪防治策略,完善全流程协同防控体系,实现保护人民财产安全和维护国家金融稳定的目标。

论金融诈骗罪独立设节的合理性

理论上存在对金融诈骗罪独立设节违反传统理论关于犯罪分类标准的质疑。刑法分则各类犯罪的分类依据是同类法益。以金融信用为内容的“金融信用法益观”立足于金融信用在金融市场当中的地位,不仅为金融诈骗罪提供反映金融市场本质的法益概念,也对金融诈骗罪的不法本质进行阐释。金融诈骗罪与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的保护法益不同,故金融诈骗罪独立设节没有违反传统理论关于犯罪分类的标准,在立法体系上具有合理性。

银行内控措施对金融诈骗防范的效果评估研究

金融诈骗是现代金融体系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要防止金融诈骗,必须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本文主要考察银行内部控制措施在防范金融诈骗方面的作用,并评价其效果。结果表明,银行内部控制措施的完善程度是影响金融诈骗预防效果的重要因素。其中,内部控制制度在防范欺诈行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加强风险评估,可以极大地减少金融诈骗的发生。此外,本研究亦发现,内部控制措施之执行效果,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如员工的诚信度、监督力度等。从整体上看,内控措施在预防金融诈骗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需要进一步加强内部控制措施的建设与完善,才能更好地预防金融诈骗。

金融诈骗罪立法定位与价值取向探析

金融诈骗罪刑事立法因其领域之特殊性而有其特定的价值定位与思维取向。就立法前提而言 ,实现在效益与安全价值之间的衡平与恪守后盾法性质是其立法定位。就保护法益而言 ,传统的以保护金融机构利益与静态所有权为重心的价值取向值得反思 ,此种法益保护观已落后于现代金融观念。就行为方式而言 ,金融诈骗行为的构造要素与传统诈骗罪行为有着很大差异性。而且 。

社会工作介入农村老年人金融诈骗防范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农村老年人面临的金融诈骗风险日益凸显,亟需社会工作领域的介入加强防范。文章以农村社区展开分析,发现农村社区老年人普遍存在观念陈旧、信任建立困难以及农村社区支持体系薄弱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加剧了老年人遭受金融诈骗的风险,也导致社会工作者在介入过程中面临巨大挑战。基于此,文章依据优势视角理论提出了发掘信息传播优势、激发观念转变潜能、构建信任促进机制、整合社区支持力量等相应对策。

互联网时代下金融诈骗犯罪侦查对策探析

互联网信息技术已经走进社会的各行各业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金融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结合在给人们生活带来便利,实现经济社会快速转型与发展的同时,也为犯罪活动的翻新提供了有利条件。金融诈骗犯罪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加持下不断翻新升级,表现出作案方式多元化、犯罪专业化、危害后果严重化等新型特征。在此情况下,公安机关对此类犯罪的侦查工作在案件事实认定、取证以及追赃等方面均陷入一定困境。公安机关应从提升侦查队伍专业能力;借助网络技术手段进行监控;及时查封书证与查封、冻结涉案资金三个方面提升犯罪事实认定能力,同时深刻挖掘刑事科学技术与侦查协作制度的潜藏价值,努力实现打击犯罪活动与维护经济高质量稳定发展之间的平衡。

数字金融发展与金融诈骗的发生——基于中国裁判文书网信息的实证分析

近些年来,在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等数字技术的推动下,数字金融获得了高速发展,与此同时也爆发了不少与数字技术有关的金融诈骗案。数字金融发展与金融诈骗的发生是什么关系呢?基于2014—2019年裁判文书网的金融诈骗罪刑事判决书,采用文本挖掘法获取金融诈骗的数据,并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匹配,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发展对金融诈骗发生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当地居民金融诈骗发生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从金融诈骗类型看,数字金融发展对高技术依赖型金融诈骗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当地居民城镇失业率越低,数字金融发展对居民金融诈骗发生的抑制作用越强烈,但数字金融发展对不同受教育程度地区的金融诈骗的影响并不存在显著差异。数字经济时代治理金融诈骗应继续推进数字金融发展,对不同类型的金融诈骗实施差异化防控措施,着力降低居民失业率。

洗钱行为在金融诈骗案件中的特点及防范对策

金融诈骗罪是指在金融活动中违反金融法律法规，进行欺诈，严重破坏国家金融秩序，致使国家、社会或公民的利益遭受重大危害的行为。作为金融诈骗犯罪的伴生物，洗钱的情况往往因此而发生。本文拟结合2006年四川省发生的系列金融诈骗案件，分析我国金融诈骗案件中洗钱行为的主要特点，阐释金融机构反洗钱的制约因素以及应对防范之策。

农村金融诈骗风险防范与治理探析

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提高和农村金融的蓬勃发展,农村金融诈骗风险日趋严重。农村金融诈骗会对农村居民、金融机构、金融行业甚至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造成危害。很多经营不规范公司向农村转移,农村居民金融理财渠道相对匮乏,农村金融监管权责不清晰,农村居民金融风险防范意识薄弱等是农村金融诈骗高发的原因。因此,应通过采用严厉打击金融诈骗犯罪,鼓励传统金融机构金融下乡,鼓励正规互联网金融公司扶持三农,加强农村金融监管,提高农村居民金融知识普及等措施防范和治理农村金融诈骗风险。

网络金融诈骗的法律防范与国际合作——以网上银行为视角

网络金融诈骗是针对金融机构及其客户所实施的金融犯罪行为,是传统诈骗与网络技术的结合。对其防范应从刑法规定的完善、民事侵权责任的确定、经济法内外部监管的角度综合考虑,并应加强在打击网络金融诈骗中的国际合作。

金融诈骗犯罪与企业防范——以票据诈骗为例

当前,金融诈骗犯罪具备以下特点:案发数量居高不下,涉案金额大,其诈骗手段日趋多样化和智能化,并呈现出跨地域性增强、呈国际化趋势,团伙作案、内外勾结作案突出和犯罪形式复杂化、隐蔽性强等。企业特别是金融企业应着力从完善内部安全控制机制、加强人员素质培养、加大金融机构与有关部门的合作力度三个方面做好对金融诈骗犯罪的防范。

金融诈骗犯罪数额及犯罪形态问题研究

金融诈骗犯罪是数额犯,其犯罪数额对本类犯罪的定罪量刑具有重要意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对本类犯罪“数额较大”的标准各有不同解释,而这些解释并不符合立法精神,且有悖于刑法理论。刑法典所规定的“数额较大”。既可理解为非法所得的实际数额,也可理解为行为人主观上所预期的数额,但两者在定罪量刑中的定义不同。前者是认定犯罪的完成形态与未完成形态的标志,后者是区别罪与非罪的标志。

论网络金融诈骗犯罪的特点及防范对策

网络金融诈骗是金融诈骗与网络相结合的产物,其特点表现为犯罪主体智能化,犯罪工具高科技化,犯罪手段多样化,犯罪方式虚拟化,犯罪后果严重化。要防范网络金融诈骗犯罪,必须加强对网络金融从业人员及相关人员的管理,加强网络金融监管制度的建设,加强技术防范措施建设,加强国际合作,加强对网络金融诈骗犯罪的打击。

重构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法律内涵

非法占有目的是决定一个特定金融诈骗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此罪或彼罪的决定性条件,将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界定为行为人在实施金融诈骗犯罪行为时主观上所具有的意图非法控制或支配他人财物并且使该财物完全脱离权利人控制的心理态度,能够全面反映非法占有目的基本特征,同时也能够满足以犯罪目的理论为基础和遵循金融行为及金融诈骗行为自身的规律。

金融诈骗罪的罪数形态探析

金融诈骗罪与诈骗罪之间属于包容关系的法条竞合。金融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之间既存在属于包容关系的法条竞合的情形,也存在属于想象竞合犯的情形。贷款诈骗罪、集资诈骗罪与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有价证券诈骗罪之间属于想象竞合犯。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伪造、变造国家有价证券罪与相应金融诈骗罪之间属于吸收犯。盗窃金融票证、国家有价证券犯罪与相应金融诈骗犯罪之间属于吸收犯。对刑罚轻重的评价应基于立法本身而不是评价者自身的感受或推测的感受。

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判断标准

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判断标准是一个相对确定的标准,包括判断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控制条件和失控条件。其建立在分层理论的基础之上,即在一定的固定值——控制条件的基础上,增加一个可变量——失控条件以适应对内心思想认知的间接性。这种相对确定的标准较固定标准存在着明显优势,它可以随着新事物的不断涌现而进行不断的自我完善,而不会出现固定标准因不能适应发展而造成的滞后状态,也即其自身具有明显的可自我修复性。以此为基础建立起的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判断机制对于实现全过程打击金融诈骗罪具有着重要意义。

我国刑法应以金融欺诈罪代替金融诈骗罪

在刑法学界,对金融诈骗罪的主观“目的要件必须论”形成共识以后,司法实践中的问题并未得到完全的解决。应当从设置该类罪的刑事政策以及处罚效益上进行反思,可以设想以金融欺诈罪替代金融诈骗罪,金融欺诈罪可以分类为骗取型金融欺诈罪与占有型金融欺诈罪。骗取型金融欺诈罪的主观要件中不必衡量行为人主观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占有型金融欺诈罪的主观要件中必须要求行为人主观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在设置不同的主观要件的同时配置以各自不同程度的法定刑罚,前者属于轻刑罪,后者属于重刑罪。这样可以从不同梯度和层次较有效地实现惩处侵害社会主义金融秩序和他人金融财产的行为,保障金融安全,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论以客观构成为基点的金融诈骗罪定罪模式选择

金融诈骗罪定罪模式的选择关系到金融刑事立法价值尺度的衡量,因此学界争论较大。有些学者主张采用"抽象的危险构成要件"立法技术,选择行为犯定罪模式;还有学者认为采用预备犯理论更能起到打击新型金融犯罪的效果。本文基于对金融诈骗罪侵害法益的分析,认为本类罪立法应当维持现行的结果犯的定罪模式。

金融知识与农村居民金融诈骗损失

文章以CHFS2015年的数据为基础,运用稀有事件Logit模型考察了金融知识对农户遭受金融诈骗损失的影响、异质性及其调节效应。研究发现,通过提升农户的金融知识,会有效降低其遭受金融诈骗损失的可能性。异质性结果表明,金融知识对金融诈骗损失的抑制作用在风险厌恶的农户中更加明显,但在不同年龄的农户间并无显著差异。调节效应表明,社会互动、信息关注和社会信任在金融知识和农户诈骗损失之间起显著负向调节作用。因此,建议加强农户金融知识水平,从而降低其遭受损失的可能性。

金融诈骗犯罪的新型特征与定罪模式的思考

本文根据近年来我国金融诈骗犯罪的新型特征,结合我国金融诈骗罪的定罪模式特点,对其中的缺陷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改进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