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中“销售金额”、“货值金额”问题探讨

文章结合我国刑法第140条及最高司法机关相关解释规定,探讨了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罪的销售金额、货值金额与定罪量刑标准之间的联系;分析了生产、销售金额计算中的一些问题;并剖析了现有立法中的若干缺陷。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新探

刑法第 1 40、1 46和 1 49条中的“产品”一词应改为“商品”,且将第 1 40和 1 49条的罪名确定为“生产、销售普通伪劣商品罪”。某些建设工程应纳入“伪劣产品”的范围 ,但却由此需要在刑法第 1 3 7条和第 1 40条的法定刑之间进行平衡 ,应加重前者的法定刑。如果只是单纯地假冒 ,不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根据不同情况 ,或者只给予行政制裁 ,或者按假冒注册商标罪等犯罪论处。同时该罪的未遂形态、销售金额以及相关条文间的关系等问题也有深入分析的必要。

刑法公平精确性下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是我国刑法分则中的一项罪名。立法本应当严格秉持刑法的基本精神——公平,然而我国现行的刑法对于该罪设置欠缺精确性的考究,对于生产者和销售者没有进行责任区分,对生产者和销售者对于伪劣产品的流通数量应担责任大小也没有进行严格区分,同时没有考虑其他危害因素,而仅仅以伪劣产品的销售额作为定罪处罚的依据,这造成了本罪的设置表面看似公平实则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

论“具体数额”作为定罪量刑标准的存废——兼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修正

"具体数额"在刑法设立之初,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之一,因其形式上的公平模样,尤其是在经济性犯罪中备受宠爱。随着社会的发展,"具体数额"却在当今司法格局中遭受非难:刑罚量的有限与数额无限之间的不对等、低量刑幅度的较少适用而沦为"僵尸条款";数额以外的定罪量刑情节无法"大展拳脚";价值的变动与数字的僵硬在实际危害程度的表达上失衡。构建"数额加情节"的复合判断标准是数额犯立法实践的已然选择与今后发展的必然方向。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新探

我国刑法第140条、146条和149条中的“产品”一词应改为“商品”,第140条和149条的罪名应确定为“生产、销售普通伪劣商品罪”。某些建设工程应纳入“伪劣产品”的范围,但需要在刑法第137条和第140条的法定刑之间进行平衡,即应加重前者的法定刑。如果只是单纯地假冒,不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根据不同情况,或者只给予行政制裁,或者按假冒注册商标罪等犯罪论处。此外,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还涉及到未遂形态、销售金额以及与相关条文的关系等问题。

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几个问题

假冒伪劣商品在我国泛滥成灾,已成人人皆知之事实。何以不能制止,原因很多。对于法律理解与执行的混乱和差异,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生产。

销售伪劣产品罪与诈骗罪的区分——祝传耀销售伪劣产品案

销售伪劣产品罪与诈骗罪的犯罪构成部包分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诈方式．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很容易将二者混淆，导致同案不同判的情况出现。对二者进行区分，需要我们对案情中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真实交易意图，是否面向不同消费者进行判断，对交易的产品是否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以及犯罪行为是否会浸害合法经营主体的经济利益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

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是我国刑法中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这一类罪中的一个具体罪名 。

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立法不严密性

作为关乎国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法律,刑法不仅要满足稳定性,同时也要具有最大程度的严密性。所谓最大程度的严密性指的是刑事立法必须综合考虑其他领域的基本原理,做到没有疏漏,使公平的精神渗透到立法的每一个细节之中。然而我国现行刑法在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立法规定上没有准确区分生产者和销售者之间的差异性以及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的犯罪人危害程度的大小,从而使本罪缺乏严密性。

谈商标犯罪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区别处理

目前在经济活动中,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种类繁多,除了有关法律的列举外,还包括“逆向”假冒注册商标的行为。这种行为情节严重的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此外,刑法针对各种严重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制定了不同的罪名,但这些罪名分别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间存在着竞合、牵连关系,刑事司法实务中有时容易出现罪名选择上的失误,本文就此进行了分析。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立法困境及出路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立法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良性发展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主要从销售金额在立法中的地位和司法解释中对于本罪未遂形态的规定着手,发掘司法与立法之间的不协调,以期完善我国对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刑事立法。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中的几个问题探析

我国《刑法》第140条规定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该罪不仅严重破坏了国家的经济秩序,而且还侵犯了广大消费者的财产权利以致身体健康及生命权利;不仅使被假冒产品的企业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还严重损害了产品信誉;对于逐渐呈上升势头的销往海外的假冒伪劣产品,还严重损害了国家的贸易信誉.为此,《刑法》对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行为纳入刑罚惩罚的范畴,以维护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

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中的“冒充”行为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是指违反国家产品质量监督管理法规,故意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金额在5万元以上的行为。该罪的理解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一直存在诸多争议,尤其是对该罪客观方面的"冒充"行为如何界定没有达成一致,这种局面不利于有效的打击该类犯罪,有必要予以澄清。从"冒充"的内涵和外延两方面进行理解,明确了冒充行为的性质特征。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争议问题探讨

关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犯罪客体、客观方面的销售金额、犯罪主观方面以及该罪与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的竞合等问题,理论与实践中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本文结合刑法规定与司法解释,对于不同的观点进行了分析与比较,相应提出了笔者自己在上述问题上的立场。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中销售金额的认定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在司法实践中存在销售金额认定的混乱。本罪保护的法益是市场经济秩序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从法益保护、罪刑均衡和刑法体系融贯角度看,销售金额是本罪的成立条件。应得的销售金额是指与消费者订立销售合同后的债权请求权,不以交付为必要,不包括试用买卖合同买方意向悬置或不买时的情形。销售金额未达5万元不构成本罪,不存在未遂;销售金额超过5万元的,按照销售金额所处量刑档次定罪量刑。销售金额能确定实际销售金额的按实际销售金额;不能确定的,按照同类合格产品的零售价确定。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立法完善

我国现行刑法中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在立法上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应予完善。在罪名方面,将罪名确定为“生产、销售一般伪劣商品罪”;在犯罪对象方面,将“建筑工程”纳入其中;在金额方面,使用经营金额代替销售金额,使得追究生产伪劣产品的刑事责任成为可能。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罪名探讨

刑法第140条罪名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但学者间对本罪罪名到底应当表述为何者科学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主要有"生产、销售一般商品罪"、"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生产、销售一般伪劣商品罪"、"生产、销售普通伪劣商品罪"和"销售伪劣产品罪"等五种不同观点。这五种观点都存有缺陷,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罪名分解为"生产伪劣产品罪"和"销售伪劣产品罪"更为科学,可以严厉打击生产和销售伪劣产品犯罪行为。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探析

近年来生产、销售伪劣商品违法犯罪活动日益猖獗，如何有效遏制伪劣商品犯罪，维护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切实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是我们亟待解决的严峻课题。本文拟就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罪名及犯罪四个构成要件中存在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浅谈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中销售金额

销售金额作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构成要件,对于其内涵应该做扩大解释,而且应该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既遂、未遂在销售金额上的标准一致化,在立法上应进行一定的修改,这样才能对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做出更科学、合理的说明。

非法经营罪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之界分--以非法生产销售“白皮烟”为例

目前我国司法实践对“白皮烟”的认定标准和法理解释还不够清晰与规范,导致在法律适用时对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判断出现分歧。可以从非法经营罪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法益归属、主观故意、犯罪数额和罪数判断进行区分,厘清刑法中两罪的罪质,明确两罪刑法界分模糊的根源,结合两罪客观行为的类型合理划定两罪的刑法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