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城环境协调发展对城市经济竞争力影响的门限效应分析

基于2000~2021年中国东部地区13个沿海港口城市相关数据,构建协调度模型和面板门限模型,探析港城环境协调发展及其对城市经济竞争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在港城环境协调度等级上,东部地区大多数港口与其腹地城市处于中度失调或严重失调阶段,整体上港城环境协调发展程度有待提升;2)港城环境协调度对城市经济竞争力具有显著影响,并且随着港口和城市经济发展,这种影响效应略微减弱,在协调度的影响变量中,固定资产投资、对外贸易是提升城市经济竞争力的显著因素;3)目前沿海港口城市港城环境协调度和城市经济竞争力之间呈“U”型关系,且处于“U”型曲线拐点右侧,因此,需坚持生态优先发展理念、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和积极发展对外贸易,以进一步提升城市经济竞争力。

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的门限效应研究

基于2014、2016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以家庭人均收入和家庭人均净资产作为门限变量,利用面板门限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的非线性影响。研究表明:以家庭人均收入为门限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居民消费具有双重门限效应,随着收入区间的右移,数字经济对消费的推动力度呈现出先降低再上升的特点。利用家庭人均净资产为门限变量,数字经济对消费的影响强度随着取值区间的右移而逐步增大,呈现出边际递增的非线性特征。数字经济的发展对生存型消费的作用力度随着收入区间的右移而削弱,对发展型消费的影响跨越收入门限值后在加强。针对实证结果,提出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数字信息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提高消费者的数字素养、促进数字经济包容式发展等政策建议。

工业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影响因素的门限效应分析

面对空气污染和碳排放的双重压力,考察二者协同减排效应的影响因素对实现我国工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尤为关键。基于2006~2021年我国30个省的面板数据,本文采用空间门限面板模型研究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工业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影响因素的门限效应。研究发现:1) 我国工业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2) 工业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影响因素存在两门限效应。人均GDP超过40,916元的省份,工业化水平对工业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技术进步的影响由负向转为正向,能源消费结构的抑制效应更强,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由负向变为不显著,能源消费总量的抑制作用减弱。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In the face of the double pressure of air pollution and carbon emission,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ir collaborative emission reduction for the gree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dustrial industry.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06 to 2021, this paper uses spatial threshold panel model to study the threshold effect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n industrial pollu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synergies under differ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industrial pollu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in China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2) There are two threshold effects i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ynergistic effect of industrial pollution reduc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For provinces with per capita GDP exceeding 40,916 Yuan,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industrialization level on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industrial pollution reduc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is more obvious, the impact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turns from negative to positive,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is stronger, the impact of energy efficiency changes from negative to insignificant, and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total energy consumption is weakened. On this basis, we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生猪疫情对生猪供给冲击的门限效应与政策启示

通过分析生猪疫情对中国生猪供给非线性冲击的微观机理,研究疫情冲击下生猪养殖户决策同群效应对生猪供给造成的非线性冲击,并选取2012年3月-2020年6月生猪供给相关月度数据,以生猪疫情宽度指数为门限变量,实证检验生猪疫情对中国生猪存、出栏波动存在的门限效应。结果表明:①滞后7期的生猪疫情宽度指数对中国生猪存栏的影响存在两个区制,当疫情宽度指数大于0.25时,生猪疫情对生猪存栏存在显著的负向冲击效应;②滞后8期的生猪疫情宽度指数对中国生猪出栏的影响存在两个区制。当疫情宽度指数大于0.33时,生猪疫情对生猪出栏具有显著且剧烈的负向冲击效应。根据结论,应将门限值作为重大生猪疫情防控的参考值,加强生猪产业监测体系建设,完善生猪供给干预机制,以有效应对突发性疫情对生猪产业的巨大冲击,对增强中国生猪供给体系韧性、实现生猪市场保供稳价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减税降费政策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中高端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门限效应分析

论文以2015-2021年A股全部中高端制造业企业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门限回归模型,研究减税降费政策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税负降低对企业研发投入能起到促进作用且增值税税负降低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作用更明显;不同经营状况下,企业综合税负变动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存在差异。对此,建议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时,应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以缓解经营状况不佳对企业创新活动的抑制。此外,应提高财税激励政策的针对性,为企业创新提供全方位的外部支持。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动态影响——基于系统GMM及门限效应的检验

随着数字化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快速发展与应用,数字普惠金融提供的差异化、个性化金融产品和业务,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为了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作用与影响,本文构建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测度了2011—2020年中国31省市区域农村产业融合综合发展水平指数,在此基础上,基于数字普惠金融作用农村产业融合的内在机理提出理论假设,并分别采用系统GMM方法和门限效应模型进行验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增长趋势明显,发展速度较快,但各个地区发展速度不够均衡,东部地区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这种影响作用具有双重门限特征。最后,结合安徽金寨、河南兰考、广东惠州等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作用农村产业融合具体实践,提出对策建议。

长江经济带环境规制对旅游生态效率的门限效应及空间差异

环境规制手段与环境规制水平的动态调整是引领旅游业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采用熵值法和非径向SBM模型解读2003—2018年长江经济带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自愿型3种环境规制与旅游生态效率的时空演化特征,综合运用普通面板回归和面板门限回归辨析3种环境规制对旅游生态效率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1)命令控制型表现为“U”形演变轨迹并呈“西部高值集聚、东部与中部低值集聚”的空间格局,市场激励型由东至西呈梯度递减特征,且随时间推移愈发显著,公众自愿型则先震荡下跌后缓慢提升。(2)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旅游生态效率均值距离最佳生产前沿面仍有29.6%的改善空间;纯技术效率均值高于规模效率,是促进旅游生态效率改善的重要因素。(3)命令控制型与旅游生态效率呈正线性关系;市场激励型与公众自愿型分别产生单门限与双门限的非线性影响,随环境规制水平提升均呈“负向效应逐渐减弱、正向效应开始显化”特征,并存在“东部>中部>西部”的空间差异。

空间门限效应模型:设定、估计与检验

空间计量模型与门限效应模型的理论发展与成功应用,客观上要求对模型的空间效应与门限效应进行综合研究。在面板数据结构下构建了空间门限自回归模型(STAR)、空间门限误差模型(STEM)、广义空间门限模型(STAC)和空间门限杜宾模型(STDM)等4种具有广泛应用前景的空间门限效应模型,采用最大似然法(ML)推导了模型的参数估计量。在Hansen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改进的门限搜索法,并构建LR统计量通过Monte Carlo方法进行门限的显著性检验和门限置信区间估计。在此基础上,通过数值仿真和估计结果偏误分析,对模型的系数估计结果做了系统比较,从数值实证角度对前述理论方法进行验证。研究发现,当模型既存在空间效应又存在门限效应时,忽略任何一种效应都会导致模型参数估计的偏误,而构建的空间门限效应模型可以同时有效识别并捕捉模型的空间效应和门限效应;与Hansen方法相比,所提出的改进的门限搜索法,在模型搜索运行速度与估计精度等方面均大幅提升。通过对模型各参数不同情境的仿真分析发现,提出的估计与检验方法,无论是对于小样本还是大样本,无论是单门限还是多门限,均有良好表现。这一研究结论对各主要空间门限效应模型均成立,表明该方法具有一般性和广泛适用性,从而为空间门限效应模型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支撑。

数字经济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机制及其门限效应

文章基于2011—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回归模型与门限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机制与特征,得出如下结论:(1)数字经济能够显著驱动产业结构升级,但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2)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驱动效应存在其自身发展水平的门限效应,而且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呈现边际效应递减的特征;(3)促进人力资本深化可以应对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边际效应递减问题。

新时代下金融业发展影响物流业高端化转型的门限效应及启示

国家“十四五”规划多处提到物流和供应链,全方位、多角度勾画出现代物流体系建设蓝图,现代物流日益成为支撑实体经济发展的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产业。然而目前传统物流市场价格战竞争激烈,这导致物流价格与企业品牌价值日益走低。而跳出价格竞争思维、注重塑造品牌力、提升品牌附加价值,进而实现高端化转型才是当前物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而金融是提升物流业在产业链中地位、促进物流业实现价值链升级的关键,但目前我国金融业发展与物流业高端化转型存在着不协调的问题,许多中小物流企业面临着融资难的困境,物流企业的创新升级与物流业的高端转型势必受到掣肘。因而,对金融业发展与物流业高端化转型的关系进行探究,对于引导金融业与物流业协同升级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文对金融业发展影响我国物流业高端化转型的门限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旨在为各地方政府充分发挥金融促进作用、驱动物流业高端化转型提供决策依据。研究结果显示:当企业规模、债务融资比率低于门限值时,作用效果为正向作用,而当企业规模高于门限值时,作用效果仍为正向作用,但作用能力减弱,当债务融资比率高于门限值时,作用效果改变方向,作用系数为负。

学前教育与经济发展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基于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的门限效应分析

本文采用我国31个省(区、市)2007—2020年的年度面板数据,以人类发展指数(HDI)(1)框架下编制的中国学前教育发展指数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以学前教育财政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GDP)比重作为门限变量,探讨学前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从总体趋势看,学前教育促进了经济发展并存在双重门限效应,当学前教育财政投入占GDP比重在0.34%~0.42%之间时,学前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最大。(2)从控制变量看,金融发展仅对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更多地依赖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和产业结构优化,政府支出仅对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存在正向影响但不显著。(3)从区域异质性看,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学前教育对经济发展存在学前教育财政投入单门限效应;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不存在门限效应,学前教育质量有待提高。

经济发展水平对我国医疗救助财政支出的门限效应研究

[目的]分析经济发展水平对我国医疗救助财政支出的影响机制,为医疗救助财政资金的合理投入与支出提供依据。[方法]基于2013-2020年我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采用门限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影响政府医疗救助财政支出的因素。[结果]城镇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为门限变量时均存在单门限效应,门限值分别为6.27和2.99。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门限变量时,经济发展水平对医疗救助财政支出的促进作用减弱;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为门限变量时,经济发展水平对医疗救助财政支出的影响则由第一门限值的促进作用转为抑制作用的倒“U”型。[结论]以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为门限变量时,经济发展水平对我国医疗救助财政支出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别,其过程受到地区政府干预能力、老龄化水平、城基保率、城镇化率等因素发展差异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基于STIRPAT模型和门限效应的分析

本文基于2000—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STIRPAT模型将人口老龄化与绿色创新纳入同一系统进行分析。使用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区域绿色创新的空间效应显著。从全局效应看,人口老龄化对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空间效应分解发现,东部地区人口老龄化对本地区绿色创新有抑制作用,且具有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中西部地区老龄化对本地区绿色创新有促进作用,且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上述结果经过稳健性检验仍成立。门限效应回归结果显示:人口老龄化与绿色创新也存在驼峰型关系,当经济发展水平跨过临界值时,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会抑制区域绿色创新。在此基础上得到启示,以期为区域绿色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对策建议。

农户林地转出规模的门限效应--基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监测数据的实证检验

【目的】揭示农户林地转出行为的门限效应,识别门限特征及其不同门限区域内关键影响因素的非线性作用,为完善林地流转政策提供决策参考。【方法】基于国家林业局2016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监测数据及2017年广东和贵州的农户调查数据,分地块构建农户转出林地规模的面板数据,从权能匹配视角选择农户营林规模为门限变量,以家庭收入水平、务农劳动力规模和是否具有林权证为解释变量,运用门限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农户林地转出规模的门限效应与各影响因素的非线性作用。【结果】1)当以家庭收入水平和以务农劳动力规模为解释变量时,门限估计显示农户营林规模均存在双重门限,其值分别为18 hm^2和20 hm^2;当以是否具有林权证为解释变量时,农户营林规模仅有单一门限,其值为33.4 hm^2。2)当农户营林规模大于18 hm^2时,家庭收入水平对林地转出规模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当营林规模大于20 hm^2时,其影响系数明显更大;当农户营林规模小于18 hm^2时,务农劳动力规模对林地转出规模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当营林规模大于18 hm^2且小于20 hm^2时其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当农户营林规模分别小于和大于33.4 hm^2时,是否具有林权证对林地转出规模分别具有负向和正向影响,但不显著。根据农户营林规模的门限值对样本进行分组后再回归,以检验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发现各解释变量的影响显著程度与门限估计结果有差异,但方向一致。【结论】农户林地转出行为并不是单向或线性的,关键因素的作用是非线性的。只在一定营林规模水平下,家庭收入的提高才明显促进农户转出林地规模,表明降低农户的林地依赖度未必能促进林地流转。在不同营林规模门限区域内,务农劳动力规模对农户林地转出规模的影响方向不同,即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也未必就能促进林地流转。林地确权对农户林地转出规模的影响也是双向的且均不显著,即林地产权稳定对促进林地流转的重要性不如政策预期。完善林地流转政策需要关注农户行为的门限效应,坚持放松约束未必能促进农村林地流转,甚至可能存在相反作用,制度供给可考虑不同条件下林地流转差异化诉求,加大政策执行弹性与优先序,以提高制度绩效,促进林地规模经营。

京津冀地区PM_(2.5)减排实效与影响因素的门限效应

为量化考察雾霾污染水平与社会经济影响因素的门限效应和耦合关系,选取了近10年京津冀3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门限模型,分析不同区制下PM_(2.5)减排实效与社会经济影响因素的非线性变化规律.研究结果表明:当门限变量为第三产业增加值或公共交通车辆运营数时,PM_(2.5)与其影响因素的门限效应存在且显著;当第三产业增加值小于门限值6080亿元时,继续发展工业、建筑业或增加机动车保有量都会加重雾霾污染,此时扩张公共交通是缓解雾霾的有效措施;当第三产业增加值大于其门限值时,继续发展第二、三产业可减轻雾霾,但扩张公共交通对雾霾的缓解效果略有下降,持续增长的机动车保有量逐渐成为加重雾霾污染的首要影响因素;将公共交通车辆运营数控制在其门限值附近时,PM_(2.5)减排的机会成本最低;能源消费总量的增加始终会加重雾霾污染,且其边际增量呈上升趋势.治霾对策与PM_(2.5)减排措施的制定须考虑并结合门限效应.

基于城镇化的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门限效应分析

正确认识城镇化发展中碳减排的阶段性特征和应对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碳排放挑战,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现有研究较少关注城镇化发展对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影响,未能将城镇化自身阶段性变化对生活碳排放的影响联系起来。基于此,本文以城镇化率作为门限变量,以生活能源结构、居民消费率、产业结构分别作为解释变量,构建多个不同视角的门限-STIRPAT扩展模型,深入分析城镇化水平处于不同阶段时,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所受影响的差异性。研究表明,城市化率分别处于门限值(0.250、0.325和0.457)前后时,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所受影响出现了阶段性的变化。当城镇化率低于0.250时,能源结构、居民消费率和产业结构对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均呈负向弹性关系,分别为-0.688、-0.570、-0.570;当城市化率低于0.457时,能源结构、居民消费率和产业结构对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的负向弹性关系仍然存在,但相关关系明显减弱,能源结构负向弹性关系介于(-0.338,-0.019),居民消费率和产业结构负向弹性关系为-0.251。当城市化率超过0.457时,能源结构、居民消费率和产业结构对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已逐步显现或转变为正向弹性关系。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提出相应建议:区域城镇化发展介于(0.250,0.457]这一阶段的进程中,应把握住能源结构、居民消费率和产业结构对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影响效应转变之前的阶段,鼓励居民生活消费,但进行节能低碳生活方式的引导,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满足居民对生活商品及服务的需求。当区域城镇化提升至0.457以上时,应合理优化能源结构,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通过财政政策等对居民生活消费进行调控和引导,注重第三产业中的科技、金融等技术密集型的行业发展。

各省科技金融发展、技术创新水平与经济增长的门限效应分析——基于2000—2015年的省际面板数据

以2000—2015年的省际面板年度数据为样本,结合Hansen提出的门限检验方法,以我国29个省级行政区的技术创新水平为门限变量,运用双重门限模型,对各省科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各省级行政区的科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呈非线性关系,随着技术创新水平的不断提升,各省科技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向关系将会显著提升,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FDI技术溢出“门限效应”研究——基于山西省面板数据

采用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分析山西省11个地级市FDI技术溢出效应及吸收能力。结果表明,山西省FDI技术溢出效应对创新绩效影响存在内部差异性,综合吸收能力呈现显著门限效应,在FDI技术溢出效应与创新绩效之间并未真正承担起互动传导的调节作用。平衡各地政策支撑,着力促进区域内资源自由流动,发展多元型、区域协动型经济,营造良好的技术吸收环境,是提升区域创新绩效,改善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举措。

政府干预、知识资源与区域创新绩效——基于价值链视角的双重门限效应

构建政府干预与区域创新绩效知识资源门限模型,利用中国2003-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政府干预对区域创新价值链绩效影响知识资源的门限效应和时空异质性。结果表明:在技术开发阶段,政府干预阻碍了区域创新绩效提升,但随着知识资源增长,阻碍作用逐渐降低;在技术吸收阶段,政府干预在高知识资源区域比在低知识资源区域更不利于区域创新绩效提升;在成果转化阶段,政府干预在高知识资源区域比在低知识资源区域更有利于区域创新绩效提升。R&D资本投入、R&D人力投入与对外开放度正向影响创新价值链3个阶段,但创新环境、人力资本水平、自然资源对创新价值链的影响则存在较大差异。政府干预对区域创新绩效并非起到线性阻碍作用,受知识资源水平的影响存在显著创新价值链阶段性差异,这一结论的重要启示是政府干预应基于资源和动态演化视角进行资源配置。

我国居民金融需求层级结构门限效应研究

居民金融需求表现为两个层次:交易性需求和保值增值需求。一般而言,只有当交易性需求被全部或部分满足后,保值增值需求才会产生。与此同时,不同居民金融需求层级结构呈现出显著的异质性特征和结构化差异。运用横截面门限回归分析法,结合我国居民家庭调查数据进行的研究结果显示,以家庭收入结构和家庭金融资产总值作为门限变量,居民金融需求层级结构具有显著的门限效应。以交易性需求作为被解释变量,家庭工资性收入占比的门限值大约为73%,超过门限后收入结构对于交易性需求的影响程度要显著高于门限前;金融资产门限值大约为12.10万,影响情况与收入结构刚好相反。将保值增值需求作为被解释变量,收入结构与金融资产总值的门限值大约为75%和22.15万,对保值增值需求的影响与对交易性需求的影响过程刚好相反。通过分析相关影响机制进一步发现,居民收入结构与金融资产总值通过金融教育和风险态度两条路径对居民金融需求层级结构的提升产生显著影响。将门限变量估计从单变量估计扩展到多变量估计后的结果依然相同,证明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研究获得的启示在于,对于不同收入结构与不同金融资产水平的居民,通过金融服务差异化供给,优化和提升其金融需求层级结构,进一步提升居民金融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