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民族”与“人民”的三重纠葛——重述闻一多的思想道路

中国现代作家闻一多的一生被文学史概括为从诗人到学者再到战士的思想历程,这也是现代知识分子追求进步的典型。在他理想的追求和思想逻辑中,其实就是“国家”、“民族”与“人民”这三重概念的发展和纠缠:“国家”是他认知的起点,“民族”是贯穿始终的情感中心,而“人民”则是思想的升华,从中,也折射出现代中国社会历史的跌宕起伏和知识分子的曲折探索。重述这里的思想演变,对于我们洞见现代国家意识在知识分子精神史上的深刻流变,具有十分重要的典范意义。

白话诗的“新”逻辑--闻一多新格律诗理论及意义重估

闻一多是中国现代新诗的一个醒目存在,学界对其新格律诗理论的认知却始终存在一些模糊认识。回到历史现场,重新认识闻一多对新诗发展所做的努力,有不少新的发现。闻一多新格律诗理论回应了新诗对于白话诗“新”质的发展要求,在诗形和诗质两个方面展开了积极探索,将民族性与时代性、诗形与诗质、听觉美学与视觉美学糅合在一起,奠定了现代诗歌接受由听觉美学向视觉美学转换的理论基础,拓宽了新诗的审美空间。他扎根民族土壤思考新诗发展的努力,开启了中国现代诗歌思考中国经验的阀门。

从“古典新义”到“古典深义”——闻一多古典诗学研究方法探赜

闻一多先生在古典诗学的研究上具有深厚扎实的根底,这得益于他对中西方文化的研究不囿于传统,而是广泛吸纳西方思想,将西方的现代性与中国传统批评方法结合,从多学科、多角度进行综合研究。闻一多采用了训诂与考证、印象式批评、还原与文化阐释、立场式批评等多种方法对古典诗学进行深入研究,这些方法独具一格,既有对前人的继承,也为后辈学者指明了方向。

论西南联大朗诵诗的兴起——以闻一多为中心的考察

朗诵诗创作是西南联大后期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关涉着一种介入公众世界的政治诗学在联大的悄然发生。在这一政治诗学运动的兴起、发展中,闻一多是一个重要的中介。1943年前后,因生活的艰难,显著的社会不公等因素,闻一多积极投身社会民主政治活动,成为一名“民主斗士”。闻一多的政治转变及其文学立场的“价值论”转向,对西南联大朗诵诗创作的兴起、发展不无催生、引领作用。朗诵诗在西南联大的兴起是追求诗歌的政治效应与社会功用、以诗歌作为介入公众世界的手段与路径、力图打破诗创作与实际生活距离的产物。对于西南联大朗诵诗的发掘,有助于呈示一幅立体而丰富的西南联大诗歌创作图式,并凸显新诗特殊的诗学压力及其复杂的创作实践。

闻一多诗论中的绘画美理论——兼论艺术与文学的跨学科问题

闻一多在新诗建设过程中提出“三美”理论,其中的绘画美理论将同根同源的诗与画两种视觉艺术有效融合。闻一多以画家的敏锐眼光创作诗歌,将诗歌中抽象的情感化无形为有形,更容易让读者产生共鸣。闻一多通过将绘画中的色彩入诗,用绘画线条勾勒诗歌,用绘画构图建构意境,实现诗与画的沟通。他将中西方绘画理论引入诗歌的理论与实践,这对研究艺术与文学的跨学科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闻一多唐诗研究中的民间意识

唐诗研究是闻一多学术生涯的开端,闻一多将唐诗的发展视为一个由宫廷走向民间,逐渐全民化的过程,研究中有着明显的民间意识。闻一多认为,初唐时期来自民间的诗人,写下了许多情感真挚的作品,使得唐诗从宫体诗中解脱出来,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平民诗人杜甫则彻底让唐诗从贵族的、浪漫的转向了民间的、写实的;在研究中闻一多还特别注重对民俗志材料的运用。

“探究型融通语文课堂”实施策略例说——以教学《说和做——记闻一多先生言行片段》为例

“探究型融通语文课堂”以“探究”为主要学习方式,以“融通”为主要教学策略,力图通过丰富多彩的语文实践活动,设置相关学习任务,带领学生主动质疑、探究、建构,培养学生核心素养。以《说和做——记闻一多先生言行片段》为例,通过思、品、启、赏等探究活动和悟、用、辨、育等融通策略,最终达成文化、语言、思维、审美的核心素养培育目标。

左右互搏:闻一多学术文章的话语方式

闻一多的学术论文大多以“左右互搏”或者说“自我辩难”的话语方式,营造出居高临下、势如破竹的强大气场。其具体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喜欢在论文中设置问题,以自问自答的方式,实现话轮转换,增强文章气势;第二,善于和虚设之“你”进行论辩商榷,以此拓展思维空间,引起读者共鸣。如此一来,不仅多维度、多方位揭示出研究对象的繁复意蕴,还让学术文章抑扬顿挫、张弛有度、气势恢弘。形成这种话语方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取决于闻一多早年养成的论辩习惯和戏剧化思维方式,当然也与他学术品格的战斗性、批判性有关,再有就是,作为画家、诗人,闻一多赋予其学术研究浓郁的艺术气质。今日回望闻一多既任性豪放又细致绵密的学术话语方式,不仅可以补偏救弊,也促使我们见贤思齐。

以经典化为问题——闻一多的《现代诗钞》与新诗评估坐标重建

闻一多生命晚期编选的《现代诗钞》,其选录的诗人、诗作,总体而论经典化“成效”不高,但就其所推崇的诗人而言,成为经典的比例却相当大。这一症候性现象,与闻氏取舍新诗的原则、百年新诗经典化特征相关。他一方面以“昨天”视野和古典文学名著标准取舍新诗,承传中国抒情诗“情”的传统,置重抒写家国、人民情感的诗作,选录体现了现代抒情方式的诗作。另一方面,以“今天”观念和外译意识审视新诗,看重那些立足战争语境、表现民主观念且具有中国情怀和世界元素的诗作。《现代诗钞》所选取的大量诗人在后来史述中销声匿迹了,而未选的某些诗人又成为今天公认的经典,构成历史疑案,这背后闻氏选诗的现代性标准与百年来新诗评价尺度及其“经典”观相颉颃,彰显了重建新诗评估新坐标与原则的可能。

闻一多与抗战文艺

抗日战争时期,闻一多参加了众多与抗战相关的文艺活动,发表了许多与抗战文艺相关的真知灼见。在西南联大,闻一多组织排演了《祖国》《原野》等抗日话剧,鼓舞了人民的抗日斗志。闻一多认为,在民族历史行程的大拐弯中,要一鼓作气来渡过危机,这是一个需要鼓手的时代,期待着更多“时代的鼓手”出现。同时,他认为民歌中所蕴含的“原始”和“野蛮”,也正是当时抗战所需要的一股重要精神力量。闻一多还认为,中国新文艺应该彻底尽到它反映现实的任务,文艺要下乡,进工厂,回到群众那里去为他们服务。闻一多是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大力提倡抗战文艺,他认为民族主义是复兴的根本,但他并不因此而提倡复古,而是继续呼唤科学和民主,要求发展新文学,为抗战文艺做出了重大贡献。

闻一多抗战后期思想发展的历史逻辑

闻一多从诗人、学者到民主斗士,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所走过的道路。他的思想前后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是爱国主义思想自身合乎历史逻辑的发展。他思想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他心目中的“应然”中国与“实在”中国的矛盾运动。其思想突变起始于抗战后期他对原来的国家观念的扬弃。他目睹国民党统治的腐败与日趋反动,认识到了国民党的政府不能代表国家。他受五四精神的鼓舞和共产党人的影响,转而从“人民本位”立场上认同了新民主主义方向。闻一多的思想转变,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先进知识分子与他所从属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广泛联系,凸显了他在为人民的民主与和平的新中国而奋斗的事业中的特殊地位。

选本、“以诗存史”与伟大抗战诗篇——闻一多《现代诗抄》的选本学意义及其批评价值

闻一多生前编订的中国现代新诗选本《现代诗抄》,虽未正式出版单行本,但却是认识新诗史及其成就的一部重要选本,在现代“选学”史上也有重要的地位。首先,与其他多样的新诗选本不同,它以“以诗存史”的“正文”式选本“作为选编原则和方式”,是一部比较完整地体现新诗发展三十年变迁轨迹与面貌的诗歌选本;其次,遵循“选有事之诗”的选本原则,闻一多选出了最能体现中国现代文学启蒙、救亡主题的伟大抗战爱国诗篇,体现了其深刻的现实主义诗学思想与美学趣味;第三,它的“以诗取人”和选优为原则的文学经典意识及选编意识,不仅对现代新诗的经典化与现代新诗的传播、接受提供了诸多启示,也为现代选学及其现代选本实践提供了深刻的启发。《现代诗抄》作为闻一多“诗学实践”及诗学研究的成果,既有“选学”及选本学批评价值,也体现出闻一多对现代学术史的重要贡献。

新版《闻一多全集》书信卷补正

湖北人民出版社于2020年12月出版的17卷本《闻一多全集》,是目前收录闻一多作品最完备的版本,但仍存在失收、失校现象。其书信卷漏收了已发现的闻一多致梁实秋、容庚、饶孟侃、闻家驷等人的书信9封,同时还存在文字、标点、数字、格式等方面的问题。以《闻一多书信手迹全编》等为依据,对书信卷进行补正,可为修订、完善、再版《闻一多全集》提供参考。

从生命诗学视角解读闻一多的《红烛》

闻一多的诗文创作与生命体验是水乳交融的,无论是在诗歌创作、艺术思想,还是在人生追求上,“生命诗学”都是一个关键视角与核心概念。本文将围绕人教版高一语文教材中的《红烛》展开诗歌鉴赏与文本细读,分别从“红烛”意象与自由本性的生命追求、“启蒙”主题与正义独行的生命责任、“牺牲”精神与向死而生的生命价值等三个方面进行解读,力图跳出以往的诗文分析角度,帮助学生更好地体会闻一多诗歌中的深层意蕴。

西南联大述学文体与鲁迅传论的生成 ——从朱自清、闻一多到王士菁、王瑶

本文聚焦西南联大时期朱自清、闻一多的述学文体、授学理念及学术训练中将鲁迅作为范例的语体侧重,及在王士菁、王瑶身上的接受与传承情况。彼等对于语体文范例意义上为求“修辞立诚”“新语式”的鲁迅形象“韩愈化”之内在逻辑,与借此生成的对于言文一致问题进行再表达的述学策略,以及鲁迅在师生两代人中间逐渐被标出,而脱离一般创作类文本之存在方式:由“集部”入“经部”的价值确定,古典文学研究方法论的嫁接等变易。既是学院派鲁迅传论之生成的前奏,也是当代鲁迅研究乃至中国现代文学这一学科语体、法式走向自觉的重要环节。

闻一多《唐诗杂论》与《唐诗大系》的诗学会通

闻一多“以诗解诗”与“以诗选诗”相互贯通。闻一多《唐诗杂论》以“诗人学者”的视角解读唐诗,推崇诗歌的情感力度、诗人的人格高度。闻一多《唐诗大系》则以选代评,以“学者诗人”的视角编辑情感力量充沛的唐诗选本。引领唐代诗风转型、强力表现人生痛苦及淡泊情怀的诗作,是闻一多联结《唐诗杂论》与《唐诗大系》的核心文本,理论研究与选本品鉴的诗学会通最终体现为才情与学识的交织。

闻一多唐诗研究未完成稿之学术价值及治学理路

闻一多唐代文学研究未完成稿有《杜甫》《陈子昂》《唐诗要略》《诗的唐朝》四种及《诗的唐朝》所附王绩、韩愈两章节,学界对此鲜有关注。在内容上,未完成稿反映出闻一多对唐代文学分期考察的多维观照,呈现出闻一多因势利导对唐代诗人风格的独到探索。在形制上,未完成稿因其“进行时”特点,借由文献、提纲、按语等信息反映出诗话评点与现代论文新旧思路的融会贯通,展现出闻一多乾嘉思路与诗心独蕴相互补充、相互成就的治学路径。

论闻一多留美书信中的美国形象

1922—1925年,闻一多在留美书信中从物质、文化和人这三个角度,塑造了立体多面的美国形象,包括繁华却压抑的都市场景、发达的现代文化艺术和友好与排外兼有的美国人形象。闻一多笔下美国形象的形成与其自身的个性气质及思想观念密不可分,是激情与理性并存的个人气质、“美育救国”的思想理念及其对中华民族文化强烈认同的映射。闻一多留美书信中对美国形象的书写不仅促进了其民族观与文艺观的变化,也加深了他对东西方文明的反思。

西南歌谣采风与闻一多“民族国家”观念的嬗变

闻一多在中国现代文化、文学史上是一个光辉的形象,其核心在于“爱国”。自1938年西南歌谣采风始,闻一多所热爱的“民族国家”内涵有所变化。之前闻一多爱的是祖国的“文化”,坚守“文化国家”,秉持文化民族主义;之后,他爱的是祖国的“人民”,追求“民权国家”,践行政治民族主义。历经西南迁移与歌谣采风,闻一多实现了对“人民”的情感认同与身份转换,基于“人民至上”立场,其20世纪40年代的诗学观和学术思路随之发生转变:不再执着于传统诗学与唯美的艺术形式,转而强调诗歌的社会价值;不再躲进书斋,做独善其身的冷静学者,而是贴合时代背景和社会现实进行研究,表达对“人民”创造“新中国”的美好向往与政治体认。

选文《说和做——记闻一多先生言行片段》删改及其教学价值

统编语文教材选文《说和做——记闻一多先生言行片段》系在臧克家原文基础上删改而成,其中既有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还原历史事实,适应教学需要等值得称赞的改动,也有一些导致文章风格、手法、情感等变异的不尽如人意的改动。教师可利用这些删改创造性地开展教学活动,发展学生在“语言运用”“思维能力”“审美创造”等方面的核心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