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困、围困与突围的窘困——阿袁小说《天花乱坠》主题评析

学院派女作家阿袁擅长创作关于高校知识分子群体题材的小说,她的作品《天花乱坠》,是对这一群体人物的俗常生活和精神困境的摹写之作。文化精英意识和俗常生活伦理道德的矛盾冲突,导致人物在自困、围困的双重夹击中面临突围的窘困。对特殊群体的非特殊生活进行日常化结构与解构,是学院派作家关于这一题材创作的重要特点。作家善于以反弹琵琶式的创作手法,用一颗充满悲悯的仁心观照俗常现实。

寻找·疏离·沉沦——论阿袁小说中女性知识分子生存的三种样态

阿袁自2001年开始创作小说,著有《长门赋》《郑袖的梨园》《师母》等作品,她以古典、清丽的笔触关注了“象牙塔”之中的女性知识分子的情感世界和精神状态。因为她擅长写饮食男女,文字风格典丽细致,又偏爱用各种精妙的比喻对笔下人物与事件进行讽刺。

“去知识分子化”及其言说危机——谈阿袁的小说叙事

阿袁小说以校园为背景,以知识分子作为描写对象,本质上具有知识分子的"去特征化"、"祛魅"及知识分子"流浪"等精神特征;其言说方式的"简单的重复"与风格化,既具有强化与周全的言说价值,也显示出了单调与深度的缺失,限制了作者与作品更大格局的提升,更遮蔽了对生命整体的巨大空缺的灵魂拷问。

“学院”与“围城”联袂 古典与通俗共舞——论阿袁小说的叙事策略

阿袁小说以华丽的文笔、独特的选材、细腻的心理描写强势闯入读者视野,并获多项大奖,其小说风格有古典之美,有张爱玲小说的味道,属于学院派作家的谱系。本文以叙事学原理来分析阿袁小说的视角、结构、话语和风格等。

论阿袁小说中知识女性的“反成长”叙事

在女性意识的影响下,阿袁通过审视知识女性的成长历程,运用对成长叙事的反叛与颠覆,构建起“反成长”的知识女性成长经验。她通过对不同类型的高校知识女性的“反成长”叙事,揭示出她们在男性秩序中成长的溃败,也隐喻了现代文明下知识女性的成长困境。相比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或宏大,或“私人化”的女性成长叙事,阿袁的小说以“反成长”结构模式的情节走向,加之作者相对真实的高校生活体验,形成其小说在知识女性成长叙事上的独特魅力,即从知识女性的视角出发,去探寻男权文化和高校环境裹挟下的女性成长,希望借助她们的“反成长”经验给世人以警醒,进而推动女性写作中主体意识的进步与发展。

惊艳的悲悯:消费社会的美女书写——论阿袁小说及美女消费

阿袁擅长在小说中书写女性,不仅书写女性的身体之美,而且也书写女性的心理文化之悲。在消费社会,女性以自我的身体之美,沉浮于爱情婚姻与名利游戏。女性的人格尊严、文化身份在物质化的游戏消费中,被扭曲、异化。作者的小说叙事,把女性推向了身体化的边缘,加重了女性人格的异化。

论阿袁小说的美学特征

阿袁小说描述的大多是大学校园里的生活,她以女性独特的眼光,从容细腻地剖析着饮食男女在当下社会中自我异化的欲望情感,而且这种情感还带有多重性与许多不确定性。阿袁擅长用传统的人文精神滤去现实物质表面的粗糙和琐屑,让遗落已久的古典韵致走进现代世俗生活。阿袁将文言的凝练、古朴、典雅和白话的流畅、犀利、通俗高度融合,使古典诗文与当代小说之间形成了一种奇异的妙趣,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审美空间。

超越“围城”的溃败——论阿袁小说《姬元与汤弥生》

阿袁的中篇小说《姬元与汤弥生》继续关注高校女性的婚恋情感,但相比此前的同类小说却有所超越。主人公姬元作为一位高校女老师一直追求心目中“形而上”的精神之爱,结果却陷入三重意想不到的溃败境地:一是精神之爱的溃败;二是回归“传统”的破灭;三是女性间友情的崩塌。可见,象牙塔里的知识女性如何面对情感困境涅槃重生依旧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而阿袁对此的挖掘和探索也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从文化身份角度比较阿袁与张爱玲创作

文化身份既具有相似性与连续性,又具有差异性与断裂性。作家文化身份的异同,使其作品表现出差异性和相似性。相同的女性身份,使张爱玲和阿袁的作品具有相似的女性意识,表现为相似的女性视角、女性情感体验以及女性的悲悯情怀;阿袁当代学院作家的文化身份,张爱玲现代职业作家的文化身份,使其作品呈现出时空语境、价值取向、艺术品味的不同建构。

半是人生半是戏——论阿袁的小说创作

江西新写实主义女作家阿袁以其独特的文学风格跻身文坛,进入不惑之年的她以对女性暮春悲凉的深刻洞察和感受,凄迷地诉说了一个个在爱情和婚姻的漩涡中打转的女性的故事,不管是学院派的知识女性还是小城镇的青年女子,在作家冷眼搭建的戏台上,演绎了一段段悲情人生。在男性主权的社会意识形态下,女性所谓自我解放的革命只不过成为一场欲望的悲剧;在男男女女围筑成的"镜城"中,女性在围困中的突破只能是徒劳;在作家放大的"第二性"的叙事安排下,女性的命运注定是悲哀。

被放逐者的哀歌——论阿袁小说中农村女性的生存困境

研究者对阿袁高校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津津乐道,对其农村女性书写则鲜有关注。2017年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绫罗》有多篇展示了农村女性的众生相,诉说了在婚姻和爱情中打旋的悲情女性的故事。阿袁笔下的农村女性往往作为男权社会的附属品,她们的无爱婚姻就像一个生命的大熔炉,充满无家可归的迷惘。阿袁着力揭示出农村女性的生存困境,书写了一曲男权社会下被放逐者的哀歌。

认同与批判:阿袁“大学叙事”小说中的反讽叙事策略

学院派新生代作家阿袁的小说以其鲜明的大学题材与典雅的叙事风格成为当代文坛令人瞩目的文学现象。阿袁以言语反讽作为表达言意相异的修辞方式,以叙事反讽完成多重视镜的动态建构,以情境反讽作为小说的结构原则。多种类型的反讽叙事策略,为其小说营造出了浓郁的反讽意蕴。她以认同与批判的叙事姿态呈现出大学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期的日常生命情态与精神症候。虽然阿袁认同的叙事姿态为有些论者所诟病,但反讽视角的切入,为全新理解阿袁小说创作提供了一种可能。

解读阿袁小说中知识女性的困境

阿袁小说中女性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揭示出知识女性生存境遇的悲凉,小说以其对人性的窥视,将高校知识分子的生存百态尽收眼底,也进一步引出了女性解放这个令人深思的话题。

双重附庸:师母的天花板——论阿袁的新作《师母》

阿袁创作《师母》的初衷是为了探索女性的天花板。然而纵观全书,师母的天花板仍然是附庸,这种附庸既是对男性也是对高校的。实现这种附庸的先决条件是“卸妆”后的市井男女本色;婚姻也蜕变为实现附庸的手段。并且当这种附庸遇到挑战时,师母们无望地采取玉石俱焚的策略仍是为了保住这种附庸。

当代世情书——阿袁小说论

阿袁是中国当代学院派女作家,她的小说创作延续了中国古典世情小说的传统,在内容上以普通男女之间的生活琐事、饮食大欲、恋爱婚姻、家庭人伦和社会各阶层的众生相为主要题材,同时又针对当代商品化社会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委婉的讽刺,在叙事话语上擅长白话与文言的混用,使小说具有一种古今杂糅的审美风格。因此,阿袁的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创作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当代世情书"。

长袖善舞是女妖——读阿袁《郑袖的梨园》

阿袁的《郑袖的梨园》(载《小说月报原创版》2008年第5期)是中国小说排行榜2008上榜作品。传统戏曲般华丽铺陈的语言。

更远的凝眸,更深的悲辛——评阿袁的“三花”系列中篇小说

一草木零落,美人迟暮。女性向来有着比男性更让人感伤的脆弱和悲辛,正如曹雪芹在《红楼梦》开篇的“枉凝眉”里所感叹的那样:“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阿袁的“三花”系列中篇小说《镜花》《浮花》和《烟花》以“花”为题,作者的用意不言而喻,都指向花自飘零水自流的黯淡人生,骨子里充满了虚幻和悲凉。《镜花》以对照的方式,叙写了两个不同性格和处境的知识女性镜花水月般悲凉的人生故事。

阿袁小说的古典情结

阿袁的遣词造句和"引诗据典"使她的小说带有明显的古典气息,而她在叙事过程中对说书人手法的借用和对小说世俗性的追求更使她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中国古典小说的脉络。但是,对诗词典故的过度阐释和说书人式的炫技本身也为她的小说带来某些瑕疵,而当世俗性仅仅成为描述对象而非超越对象时,她的文本也失去了升华的空间,从而成为她创作的局限。

从“师母”形象看阿袁的小说创作

《师母》标志着阿袁高校知识女性题材小说创作的重要突破。沿用“师母”称谓暗含新旧并行的矛盾。小说中高校女性对“师母”称谓的态度,揭示她们似进实退的内心状态以及心理禁锢。庄瑾瑜、鄢红、朱周不同的形象特征,表明以“师母”为代表的女性群体的生存困境与内心动荡。散见于中短篇的“师母”成为长篇的主角,实现类型人物的整合与丰富;深耕高校题材,融合市井题材,使得“师母”形象实现知识女性和小镇/底层女性的身份拓展;超越女性个体意识,在“师母”等形象中寄寓对女性群体命运的思考,呈现主情到主理的创作转变。

阴差阳错的市井人生——关于阿袁中篇小说《米白》

作为当代一位颇有影响力的作家,阿袁的小说创作长期以来已然形成了两副不同的笔墨。一副笔墨的书写对象,是如同阿袁本人一样的高校知识分子群体,因为阿袁自己也置身于其中的缘故,所以这副笔墨,可谓是一种本色书写。另一副笔墨,因其书写对象为市民社会中的芸芸众生,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亦可被看作一种相对宽泛意义上的市井小说。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就应该是由《米红》《米青》与《米白》三部中篇小说联袂组成的所谓"打金枝"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