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早期机关报《前锋》与陈独秀关系述论

中共三大后出版的《前锋》月刊是中共中央理论机关报。目前涉及该刊的各类著述,多侧重其与主编瞿秋白的关系,而实际上,时任中共中央负责人陈独秀是该刊性质、定位的主要设计者。中共二大后陈独秀已计划创办类似于《前锋》这一讨论“国内外政治经济问题”的理论刊物,体现了他在共产国际影响下对中央党报宣传体系化运作的构想。在《前锋》出版过程中,陈独秀是重要撰稿人,亦参与了编辑、出版工作。该刊致力于从政治、经济层面阐发国民革命的同时,陈独秀等亦对思想文化界动向予以关注,他提出“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表明其在政治革命的论政场域,仍力图在思想文化运动中有所建树。

左翼国际主义运动与中共早期革命者的关系钩沉——以1922年巴比塞致陈独秀的信为线索

1920年法国作家巴比塞联合进步知识分子在巴黎成立光明社,标志着一战后欧洲左翼国际主义运动的兴起。该运动关注文艺领域,以宣扬反战、人类平等和人道主义为宗旨,有别于以政治革命为中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光明社的刊物和沙龙等活动聚焦于文学革命本身,却为第三国际的宣传提供了载体,扩大了国际共运和苏俄革命在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群体中的影响。在与中国学生的接触中,巴比塞开始将目光投向东方。1922年巴比塞致信陈独秀试图在中国建立光明社分社,但无果而终。彼时中国的左翼文化尚不成气候,新生的中共也缺乏引领左翼文化建设的意识。就巴比塞组建左翼知识分子“国际”的理想而言,欧洲和中国的“时差”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

双重身份视域下的陈独秀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1917年陈独秀成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身份给陈独秀带来了新的资源。首先,陈独秀能够以北京大学同人为基础组建《新青年》杂志的核心编辑与作者。其次,陈独秀的个人影响力得到了空前的提升,成为时人眼中的新文化“钜子”。但在新文化运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尤其是新旧冲突加剧的情况下,陈独秀的文科学长与思想领袖双重身份之间发生了冲突。面对北洋政府的压力,蔡元培通过解除陈独秀的官方身份作为回应。官方身份的解除加速了陈独秀由思想领袖向革命领袖的转变,其个人身份的转换也为中国革命开辟了崭新的历史篇章。

薛纽伯与陈独秀早期思想

法国历史学家薛纽伯的《现代文明史》在陈独秀早期思想的形成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经由文本对勘可以发现,陈独秀对《现代文明史》第三章的翻译凸显了历史进步和现代文明诞生的方向感,接受并加强了法国大革命的单一起源叙事。这与陈独秀的反传统主张、对法国思想的重视等侧面构成了隐约的呼应。而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中,陈独秀改译《现代文明史》原文介绍社会主义思想,并沿用薛纽伯的“民主/平等”框架展开现代文明观的论述,将社会主义视作现代文明内部不稳定的、自我否定的契机。这一高度敞开的现代文明视野,不仅支撑着五四时期陈独秀的发言姿态,或许还为他日后的正式“左转”埋下了伏笔。

《新青年》时期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阐释

在中国近代史上,《新青年》作为文化启蒙的重要平台,掀起了一场思想革命,推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新青年》时期,陈独秀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国传统道德进行了深刻批判和重新解读,主张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以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为目标指向,构建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新道德体系。陈独秀不仅在理论上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了道德本质等一系列问题,还通过具体的革命活动展示了唯物史观的实践价值。他高度重视工人阶级的力量,将马克思主义道德观运用于中国的具体革命实践中,积极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号召工人觉醒与争取自身权利,为中国工人阶级的解放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指南。《新青年》时期陈独秀对道德问题的思考不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也为当前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

陈独秀《甲戌随笔》整理本外语词辨正七则

陈独秀在《甲戌随笔》中旁征博引各类外语词,阐释其内涵并与传统音韵学、文字学、史书资料相衔接,创造了一种对本国悠久深远的历史文化再审视、再发现的国际性视角,为增强中华民族自豪感与认同感提供了大量文化史实依据。其手稿整理本中的部分外语词讹误无法体现其与汉字译音的关系,或与前后文记录的含义不相吻合,需要我们使用对音法、同文类比法以及异文佐证法对这一类失校的外语词进行考辨更正,还原陈独秀著作的真实面貌,为后续更深入的文本内容研究扫除文字理解障碍。

建党前后马克思主义文献的译介与传播研究——以陈独秀赞助人身份为线索

建党前后,陈独秀以多重身份鼎力支持马克思主义文献的译介、阐释和传播。作为马克思主义翻译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陈独秀组织策划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译介出版活动;作为马克思主义媒体人和出版家,陈独秀构建了以《新青年》为中心的红色舆论阵地以及新青年社和人民出版社等机构,为马克思主义译文提供了理想的刊载平台和发行渠道;作为马克思主义撰稿人、评论家和演说家,陈独秀发表了《马克思学说》《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等评论文章或演说,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传播。陈独秀鼎力支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译介和传播活动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党的早期革命活动提供了丰厚的理论滋养,也为党百余年来的马克思主义编译出版事业打下了良好基础。

《中国共产党宣言》起草者再辨析——以陈独秀、李大钊对“社会”概念的使用为中心的考察

对于1920年11月形成的《中国共产党宣言》这一文件的起草者,学界众说纷纭,现有研究一般认为文件起草者应非陈独秀。不过,从陈独秀、李大钊对“社会”概念的使用来看,陈独秀不仅很早便将革命的目标确定为建立一个“新社会”,在一般语境中更既使用指向宏观整体,包含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社会”,又不排斥同时使用与政治、经济并列的“社会”。李大钊则将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创造“新生活”,且惯于使用与经济、政治、文化等并列的具体“社会”,指向宏观时则或用它词,或用社会生活、社会组织、社会制度等。陈独秀对“社会”的认识与《中国共产党宣言》的逻辑架构更为贴合,相较而言更可能是文件起草者。

建党过程中陈独秀赞助马克思主义文献的译介和传播活动探析

在建党过程中,陈独秀采取了多元并举的方式赞助了马克思主义文献的翻译和传播活动,主要包括构建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的红色报刊传媒平台,为马克思主义文献的译文提供了理想的刊载场所;创建社会主义研究社、新青年社和人民出版社,为《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译著创设了流通发行渠道;通过发表《谈政治》等评论文章,开展《社会主义批评》等演讲,并与无政府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论战,以译述的形式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传播。陈独秀赞助马克思主义文献的翻译和传播活动塑造了早期党员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陈独秀与《悲惨世界》第一个中译本

在中法建交60周年之际,两国艺术家合作的中文版话剧《悲惨世界》入选中法精品文化交流作品名单和中法文化旅游年项目。由此,不禁联想到陈独秀曾在申城参与首译《悲惨世界》(节译本)。1903年8月7日,在上海出版的《苏报》被查封一个月,宣传反清革命的《国民日日报》在申城继之创刊,主编为章士钊,得力助手有陈独秀(笔名由己)等。关于报馆地址,陈书良的《“金谷香枪击案”始末》提及:“章士钊又到上海,除创办《国民日日报》、开设东大陆图书译印局”“并租赁昌寿里、余庆里、梅福里等四所房屋,作为报纸编辑部、秘书议事和招待党人之用”;《张溥泉(按:张继)先生回忆录》则更明确地说:“办《国民日日报》,租新闸新马路梅福里(按:今上海黄河路125弄)一楼一底。楼下安置印刷机及铅字,楼上作编辑室。”从日本归国的苏曼殊(字子谷),由苏州抵沪,应邀担任《国民日日报》编译,与章士钊、陈独秀、何梅士等共事。

陈独秀对制定党的革命纲领的重要贡献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中共二大通过了以陈独秀为主要成员的起草委员会拟定的大会宣言,制定了党的革命纲领,圆满完成了党的创建工作。在这一过程中,陈独秀超凡的个人素养和丰富的革命实践为党的革命纲领的制定奠定了基础。他从共产党的崇高使命出发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和特点提出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还提出要依靠劳动阶级,分“两步奋斗”实现党的革命纲领。陈独秀的这些重要思想对中共二大制定出党的革命纲领起了决定性作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具有极为深远的历史意义。

论陈独秀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陈独秀倡导的伦理革命以变革国民性为宗旨,试图通过人的现代化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走的文化决定论老路,未能突破伦理上的局限。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新制度,陈独秀将经济与革命的关系相结合,旨在消解社会矛盾,完成社会革命,走历史唯物主义新道路。从早期伦理革命过渡至无产阶级革命,陈独秀传领唯物史观的核心要义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他通过参与三次大论战深化了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依据本土情况解释与发展唯物史观,不断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中国化。

论陈独秀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思想

早期陈独秀倡导妇女解放的伦理思想,力主排除封建礼教的精神束缚,重塑妇女的自我意志与社会的道德风气。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陈独秀以唯物史观的视角关照妇女运动,提出妇女解放要从教育、职业和经济独立三方面的具体实践出发,拓展妇女解放的实践路径。妇女运动要进阶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从社会制度的根源上彻底解决妇女受压迫的困境。只有社会主义制度下,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妇女事业,使妇女权益得到保障,重构女性伦理观,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妇女的独立与解放。

陈独秀与桐城派门人交往始末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桐城派是清代以来的文坛正统。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等人高举“白话”义旗全面讨伐旧文化、旧思想、旧传统,桐城派首当其冲。如今再回溯这段历史,不难发现:新文化运动与桐城派古文并不是有我无他的简单对立,陈独秀和桐城派门人也不是单纯的新旧之争。陈独秀早年的启蒙教育可以说出乎桐城文化,其后的革命事业也得到了桐城派门人的诸多襄助,并与很多人成为一生之交,晚年陈独秀重新专注研究传统文化,可谓回归了桐城义法。陈独秀其人,就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的生动案例。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上海创办《新青年》的办报实践和主体思想价值

陈独秀是近代新民主主义思想的践行者,在中国近代史上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不仅为中国民主的传播还有社会科学思想和言论的传播做出了突出贡献,还发起了新文化运动和指挥了五四运动。就中国共产党早期新闻事业来说,陈独秀无可争议的被所有新闻工作者认为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新闻事业奠基者。从通过总结和分析陈独秀在五四运动时在上海创办《新青年》的丰富实践以及陈独秀的办报理论的角度来思考,对当今新闻从业者的办报理念和实践有着独特的价值。

论中共二大前后的陈独秀与孙中山

中共二大与统一战线政策之历史成因是一个仍有继续厘清之必要的重要议题。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中共中央前五届的总负责人;孙中山是创设民国的革命领袖、中国国民党唯一党魁。两人关系极为重要,却少人论及。1920年初至1923年初,他们从初次相识到并行渐远,再到革命同志,两人命运起伏既受全球时局的局限,又波及近代中国的走向。中共二大前后,陈独秀、孙中山关系的巨大转变,是中共统一战线政策形成、第一次国共合作得以维系的重要成因。

五四时期陈独秀与李大钊马克思主义经典翻译赞助研究

五四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史上极具开拓意义且获得空前成功的历史时期。陈独秀和李大钊在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扮演了最为关键的角色,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的翻译赞助是陈独秀与李大钊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最重要武器之一。陈独秀和李大钊通过为马克思主义经典的译文和译作的刊载与发行提供极具时代影响力的平台,直接赞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的译本生成,积极介绍与评论作品,散发、赠送、助销译作等举措,有力助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信仰的确立和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转变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陈独秀“办报革命”的策略启示:基于意识形态的分析视角

从本质而言,意识形态领导权是大众同意的文化领导权。如果失去人民的同意和认可,统治阶级就不再是领导者,而仅仅是统治者。在“办报革命”中,陈独秀以登台先唤为场景叙事策略,以谆谆教诲为影响青年策略,以揭露起底为批判进路策略,以破旧立新为理想建构策略,以“思想之牛顿”颠覆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根基,为五四运动到来和中国共产党诞生奠定思想文化基础。深入研究陈独秀“办报革命”的策略对加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陈独秀语言变革理论的生成渊源考论

主动背离科举之路,使陈独秀获得了超然审视文化传统的从容心态。1904年他在《安徽俗话报》发表的《恶俗篇》,所针对的仅是风俗之类的文化表象。及至完成了从“立国”向“立人”的转变,他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伦理。这即寓示着陈独秀终于洞察到文化传统的核心所在。伦理以语言为依托,是文化传统与每一生命个体的联结媒介。若要摆脱伦理的羁继,势必要对伦理的承载物一语言进行变革。伦理觉悟引致了语言觉醒,陈独秀从对一旧伦理的反思中进而发现了文言文和旧文学的一致性。在这一意义上,陈独秀领悟了语言变革的真正意义,“五四”文学革命之路亦由此开启。

鲁迅的陈独秀观与陈独秀的鲁迅观

鲁迅始终认为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是革命的前驱者 ,并敬仰他的人格。鲁迅的陈独秀观并没有因为陈被开除出共产党、成为托派而有所改变。出自冯雪峰手笔的《答托洛茨基派的信》 ,并不代表鲁迅的态度。陈独秀也十分敬重鲁迅 ,对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和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地位始终给予充分肯定。他喜欢真实的有血有肉的鲁迅 ,始终认为鲁迅不是神 ,是有文学天才的人 (编者摘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