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诗对南北诗风的继承与发展

隋炀帝杨广身为帝王却爱好文学,其诗受南方“清绮”诗风的影响,但有别于宫体诗的浮靡颓废,他的诗歌更加典雅明快。同时,隋炀帝受北方“贞刚”诗风的影响,所作的边塞诗不仅具有帝王气度,而且融入了南方诗歌创作的特点。除此之外,隋炀帝在诗歌内容和风格上对北方诗风进行了创新,鼓励了南北方文学之间的交流、促进了隋朝与初唐的诗歌创作发展,对南北文风合流以及初唐诗歌的创新具有重大意义。

隋炀帝墓保护设施

隋炀帝墓遗址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是隋炀帝杨广与萧后最后的埋葬之地。它于2012年底在房地产建设过程中被发现,2013年上半年进行考古发掘。其考古成果被列入2013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并已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文化景观的叙事呈现——以隋炀帝陵考古遗址保护展示为例

从大扬州城市文化景观结构的价值重组,考古文化价值景观意境的序列呈现,墓葬本体保护引导下墓葬形制的行为体验以及建筑与景观结合下的场景设置与空间体验4个方面,分析隋炀帝墓考古遗址公园的设计理念与过程,以诠释大遗址保护设计中文化景观的叙事呈现的发展脉络。

隋炀帝与佛教

隋代是我国佛教发展较快的一个历史时期。除隋文帝发挥较大作用外，隋炀帝在发展佛教方面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一、兴建了大批佛寺、像塔。二、搜集、整理、翻译、缮写了大量的佛教经卷。三、广度僧尼。四、支持智 创建了当时最大的佛教宗派──天台宗。五、支持三论宗的创建，为其形成创造了条件。隋炀帝对佛教的支持，为唐代佛教的兴盛奠定了基础。与隋文帝一味地崇佛有很大的不同，隋炀帝实际上对佛教采取了一种既利用又限制的政策，使佛教既能为巩固隋朝统治服务，又不至于过分地耗费财力、物力，从而影响社会的稳定。隋炀帝崇佛的原因是他利用佛教为其争当太子和巩固统治服务的。

隋炀帝的文化旨趣与江左佛、道文化的北传

隋炀帝喜好江左文化 ,自其为扬州总管、镇守江都始 ,便着力招引江南佛教、道教领域之代表人物 ,收集、整理南方宗教经典 ,并将其逐渐携带至北方 ,从而造成了仁寿、大业年间南方佛、道义学的北输与南北宗教文化的深入交融。

隋炀帝首征高丽军队人数考

隋炀帝首征高丽动用的军队有1133800人,现存史籍有两种记载:一说其为隋军总人数,一说其仅为陆军人数。从而引发了学界的两种不同观点,迄今未有定论。经考证,这一数字应为隋军总人数,其中陆军约1046600人,水军约70000人,蕃兵约17200人。

隋炀帝西巡有关地名路线考

本文结合作者的实地考察,对隋朝大业五年(609)隋炀帝西巡陇右、河西时经过的地区,包括临津关、拔延山、长宁川、星岭、金山、大斗拔谷等几个地名的位置,以及相关的交通路线进行了考辨。对已有的不准确的观点提出了更加确切可据的认识。

论隋炀帝的南方文化情结——兼与唐太宗作比

隋炀帝对南方人文成就的高度评价,对南方文学的企羡和仿习,与关陇集团领袖人物如宇文泰、苏绰乃至其父隋文帝的态度极为不同。隋炀帝的南方文化情结最集中地体现在他对江都的特殊情感上,不妨径称为"江都情结"。炀帝继位初发动的营建东都、开凿运河、游幸江都等大型系列工程,诚然有着深刻的地缘政治、经济地理以及文化战略背景,但也与炀帝的江都情结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联,惟其如此,这些工程的合理性及其对后世的积极影响,也往往被忽视。炀帝选择江都作为葬身之地,即因江都是其事业发迹之所,精神故乡所在,文化情感所系,在某种意义上他是为江都情结而殉身。隋炀帝与唐太宗在诸多方面,包括南方文学好尚上,极其相似,但在如何处理个人的文化兴趣与治国理政的关系上,二人表现迥异。它从一个侧面透露了有诸多相似之处的唐太宗和隋炀帝,在政治成就和历史评价上何以如此迥异,而历史也昭示,没有隋朝的暴君炀帝作反面教员,就不会有唐代的明君太宗。

墓志所见隋炀帝亲征高句丽——兼论唐初君臣对隋亡事件的诠释

学界历来将隋朝速亡的导火线归结为隋炀帝征伐高句丽。唐人编撰的《隋书》,五代以及北宋出现的《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史书均是如此记载。显然,树立反面教材,印证新王朝的正当性,这些颇具倾向性的记载,对于继隋而立的唐朝来说,无疑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然而,翻检甄别批判千百年来深埋地下不为人知,现存36位战争亲历者墓志史料,重温战争的萧杀氛围和征战者为国捐躯事迹,或许对自唐初以来固有的看法能有所修正。

隋炀帝三征高丽的背景

隋炀帝三征高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这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朝鲜半岛与中国东北在地缘构成上的特别关系,乃是三征高丽的内在驱动力;征讨高丽乃是隋文帝时代就已经确定的政策;东都洛阳的成功营造并成为新的政治中心,大运河的胜利开通,以及因突厥、吐谷浑等族被压平所带来的隋帝国西北边防压力的减轻,标志着对高丽决战条件已经成熟。因此,隋炀帝三征高丽并非好大喜功之举,亦非亡国之主要原因,而是符合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的政治决策。

论南北文化交融背景下的隋炀帝诗歌

隋朝的建立 ,加快了南北朝后期业已开始的南北文化交流、融合的进程。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 ,作为南北朝诗向唐诗演进的过渡性阶段 ,隋代的诗歌带有鲜明的南北诗风融合的倾向。其中以帝王之尊而为诗坛领袖的隋炀帝杨广的创作 ,更是南北诗风融合的典型。其人兼受南北两方文化精神的熏陶、濡染 ,其诗则兼有北方诗歌的贞刚质朴与南方诗歌的清绮纤丽。

略论隋炀帝的历史功绩

隋炀帝虽为暴君 ,但仍作出不少影响当时及后代的重大功绩 ,因此可以说炀帝是个功过参半。

隋炀帝“以民为本”、“天下为公”思想再解析

关于隋朝为什么会灭亡,学者们颇多争议。隋炀帝不重视儒学,不讲究"王道"成为后人解释隋朝亡国之因的主要论据。但从现存史料看,隋炀帝不仅懂得"以民为本"、"天下为公"的道理,还曾作过系统的阐释;隋炀帝的暴政和亡国之因不在于否认儒家的王道思想,而是由他的骄奢和折腾所直接导致的。汉魏以来,帝制统治思想,以儒家经典思想为基干,构建了一整套理想政治模式理论,它成为治国施政的基本依据。如何运用、贯彻和执行这套理论,也就成为政治成败得失的关键所在。

隋炀帝招揽江南之高僧与南朝佛学之北传——以《续高僧传》所载相关史实为中心的考察

隋之灭陈,江南佛教遭受严重破坏。隋文帝虽对江南佛教之"上德高人,咸纡延请",但与其对南朝的军政压制与文化歧视政策基本一致,对南方佛教也多加贬斥。江南高僧群体出于地域观念与思想文化的差异,对隋朝征召则予以抵制,甚至参与反对隋朝的地方叛乱。晋王杨广出镇江都,总管扬州,为稳定东南局势,改变一味高压的军政政策,在笼络江南人士的过程中,对南方佛教代表人物也多有亲善之举。他在江都设置"四道场",大力招揽江南义学高僧,一再征召智者大师,并拜其为师,接受戒度,造成了江都佛教的一度兴盛。随着杨广获得继嗣地位,他在长安建造日严、慧日等道场,不断荐引南僧入关,并资助相关法会等佛事活动,拓展了南北佛学汇通之渠道,造成了南北佛学交融之盛况,对隋唐时代佛教发展与本土佛教宗派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评隋炀帝官制改革

隋文帝改革北周官制，实际上只是对魏晋南北朝以来职官制度的初步整顿，仍然存在着机构设置不合理，三省制没有真正确立，官吏名号重叠、队伍庞大，爵、散、勋以及品阶制度繁杂、混乱等问题。隋炀帝从大业三年以来陆续对官制进行改革，基本上消除了以上弊病，裁并郡县，减少冗官，打击了旧贵族势力，冲击了尚武、尚贵戚的任官旧风习，加强了中央集权。这些改革奠定了唐代职官制度的基础，影响至为深远。

论隋炀帝的文学思想

据现有文献资料梳理出隋炀帝文学思想的内容,并对隋炀帝文学思想的渊源作了探寻,在此基础上对隋炀帝文学思想作出一个基本评价。本文认为,在隋炀帝的文学思想中表现出1.隋炀帝对文学作品审美价值的评价标准是高指标的。2.隋炀帝对文学创作的评价完全是文学意义的,这是与齐梁以来文学与政治、学术分离而各自建立起不同评价体系的传统认识相吻合的。3.隋炀帝对文学创作评价的标准中无地域文化限制,却更渗透着多种文化因子融合的意蕴,眼界是宏阔的,有一种跨时空的襟度。本文提出:1.隋炀帝文学思想是萧梁时期刘勰等折中派和萧纲等新变派文艺思想的再融合。2.隋炀帝"非轻侧论"具有积极的文学思想内涵。3.隋炀帝的文学观,或说他的相关于文学创作的思想和主张,是建立在他的文学创作实践基础上的,同时亦得益于他的融通南北不同文化因子与不同文化传统于一体的文化旨趣和文化构想。

隋炀帝与图书事业

本文论述了隋炀帝对图书事业的贡献及其原因

论隋炀帝对边疆地区的开拓与经略

史学界对隋炀帝的评价,可以说是毁多于誉,人们往往抓住他骄奢淫侈、好大喜功的一面,将其与昏君、庸君、暴君等同起来。其实,从对边疆的开拓与经略而言,隋炀帝是一位进取心颇强的帝王,他有自己恢弘的政治理想,并且积极付诸实践,他巡视边塞、开通西域、经略高丽和流求的一些举措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隋炀帝之文化趣味与江左文风、学风之北渐

隋炀帝喜好江左文化,其自为扬州总管、镇守江都后,大力招引江南文士,组织他们系统地整理江左文化典籍,并进行文学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这些江左文士及其作品后来多流入北方,从而推动了江南文风与学风的北传。当时南北文化之交融,南学超过北学,与这一文化政策不无关系。

陈后主、隋炀帝与陈隋诗史的转变

陈隋之际,最值得后人关注的一大诗史现象是艳情与边塞的消长变化。陈后主和隋炀帝先后推波助澜,为诗史的转变发挥了巨大作用。陈后主的艳情诗在艳情的背后蕴含着巨大的悲哀,可称为哀怨宫体诗,它是梁陈艳情诗的绝唱。隋炀帝用艳情旧题描摹山水自然,改变了江左艳情诗的流向。陈后主边塞诗是萧梁宫廷边塞诗的回光返照,宫闱气大幅减少,笔触较前人更显精致。隋炀帝边塞诗剥极将复,上承建安风骨,洗净六朝粉黛,具有豪侠气概和帝王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