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隐士的佛教生活探究

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外来的佛教积极融入中国传统文化,适应中国社会,获得了更多人的关注。受时代动荡变迁的影响,这一时期的隐士数量大规模增加。佛教空无、轮回、解脱等思想契合隐士的心灵追求,部分隐士开始关注和信仰佛教,出现了隐士入佛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扩大了佛教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充实了隐士的隐居生活,扩展了隐逸文化的内涵。除了直接加入佛教,更多的隐士通过礼佛、拜访、拜师、居寺、佛道兼修等方式与佛教徒展开密切交往,双方的交流互动使这一时期隐士的佛教生活充满趣味。

《庄子》“古之所谓隐士”探赜

“时命大谬”是考察“古之所谓隐士”的关键。分析《缮性》篇古今对照的行文风格,结合与《庄子》同时代的学者对“今之隐士”的批评,此处的隐士应诠解为无论时命顺蹇,皆能排遣外物、调适内心,做到与时俱化、安之若命者,而不是在“时命大谬”与“不当时命”困境下,主动抑或被动地采取伏身、闭言、藏知等行动来保全自身者。隐士突显了透过排遣外物侵扰的工夫,从而实现随顺时命的内在超越。

古代隐士是反内卷先锋吗?

隐士隐士,自然首先要是士,然后才说得上隐。西周的贵族等级制,简单化说是分成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士即是最低等级贵族的专称,也不妨是所有贵族的统称。《诗经·周颂·清庙》里所谓“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士”就包括诸侯在内。贵族垄断政治资源,身为贵族而主动远离政治,则就是所谓隐士。士,为何选择“隐”,他的目标又是什么?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他如果真的隐了,今天我们就不可能知道他存在过……

诗词中的天文学——隐士星与太微垣

这是诗人杜甫写给好朋友严武的一首诗。在唐朝末年的时候,为了躲避安史之乱,杜甫来到成都,在西郊浣花溪畔修建了茅屋,开始了隐居生活。彼时,他的好朋友严武在成都做官,在生活上给予了杜甫很多帮助。他在成都的这个住所,就是著名的杜甫草堂,杜甫在这里住了近四年,创作了240多首诗歌呢!其中有多首是写给严武的。

中国古代隐士文学中乡土情怀表现形式研究

乡土情怀是中国古代隐士文学中一个重要的主题,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体现了人们对土 地、家乡和亲人的情感依恋,也反映了人们对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关注和思考。文章旨在探讨中国古代隐士 文学中乡土情怀的表现形式。研究这一主题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国古代文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而且对于把握中国传统 文化和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乡土情怀作为中国隐士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反映了人们对土地、家乡和亲人的情感依 恋以及对于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关注和思考。

孟浩然:好“卧”好“游”的隐士及其心理机制——兼论李白《赠孟浩然》诗对孟浩然的描述与认知

李白《赠孟浩然》诗是一首名作,近年来有学者却对此诗产生了特异的解读,认为此诗对孟浩然的描述是严重“误解”。事实上,李白赠诗最突出的特征是用“卧”这个意象描述孟浩然的清高、淡泊,而“卧”这个词语和意象也在孟浩然诗中大量使用,“卧”正是最有代表性的隐逸生活方式。孟浩然好与佛、道往还,游山玩水,推崇陶渊明,格调清雅,这是隐士生活的具体内容。尽管孟浩然也追求仕进,但科考失败,使得他有意突出归隐之心和林泉之趣,高自标置,以期获得心理平衡。李白对孟浩然隐士形象的理解与推崇,完全符合孟浩然刻意留给世人的总体印象,而李白与孟浩然在推崇隐逸、崇尚高洁人格方面的心心相印,正是盛唐文化“风流”的反映。

心远地自偏——浅析作品《葵帽隐士》的造型设计与艺术内涵

紫砂艺术总给人一种突出的优雅之感,这种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俊雅来自于三个方面:首先是紫砂泥的天然属性;其次是紫砂壶的造型设计;最后是紫砂艺人赋予紫砂壶的文化内涵。紫砂壶不止是一件简单的茶具,更为人们的饮茶活动增添趣味,并以独特的气质去融入人们的生活,去启发、浸润人们的心灵。作品《葵帽隐士》是一件简单大气之作,古朴的壶身诉说着紫砂艺术的浪漫,不卑不亢的造型彰显着隐士的气节,作品虽然没有太多繁冗的装饰,却以简单的形态与线条展现着中国“隐士”的精神。

高山隐士,痴情血雉

鸳鸯在古代就代表着“专情”,被视为爱情忠诚的象征,但现代生物学研究证明驾鸯并不是真“痴情”,它们是群居动物,换句话说就是一只雄性驾鸯会有多只雌性鸳鸯伴侣。而真正痴情的,则是一种生活在高寒山地森林及灌丛的雉类——血雉。

中国古代文学中“隐士”形象研究谱系——以先唐文学中的“隐士”形象为例

“文学谱系”是一个纵向的概念,代表了文学文本中的历时性特征。中国文学中的谱系将不同文本中的相似元素逐一归类,呈现在文学史的方方面面。“隐士”是中国古代文学中非常重要的形象之一,是研究中国古代隐逸文化的重要证据。几乎每个朝代的作品都会将“隐士”当作写作内容,这些隐士形象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而先唐文学中的隐士形象数量相对较多,也更具有代表性。本文旨在研究先唐文学作品中的隐士形象,探究该形象的发展规律,为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开拓研究视野,增加意义价值。

战士、居士、隐士--随喜堂国斌近作小议

中国传统书画艺术是中国哲学精神与气质的一个外在呈现,更是中国文化这条银河系中最为闪耀的星宿。所以中国书画传达出的气息与我们人生态度的所向是一致的,此为传神的意义,薪火相传的人文精神便成为长久以来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的根基。中国书法艺术的传承和发展,是中国文化洋洋大观中的自身使命,同时也是历代优秀文人书法家的文化担当和民族自信。在我看来,国斌兄便是这样一位有识之士,坚持以自己的真知灼见用笔墨书写着时代精神。

寄情林泉:废名小说中隐士原型的变形

本文从“隐士”的现象、内蕴和功能诸方面进行分析 ,认定“隐士”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原型” ,进而论述废名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形象程小林、莫须有先生和陈聋子等都有浓厚的隐逸色彩 ,是废名隐逸人格的外化 ,是隐士原型的变形。

论楚国的隐士群体及隐士政策

楚国的归隐现象比较常见,道家型隐士是隐士群体中的主流。楚国隐士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其归隐目的单纯,而且往往隐而不出;追求徜徉山水、自娱自乐的生活逸趣;隐士妻子大多支持、追随丈夫隐居。楚国征召过这批士人,而且对于他们的拒仕十分宽厚,并不强迫出仕。楚国众多道家型隐士的存在,以及政府宽容的隐士政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楚文化的特点。

哲学视域下的隐士品阅

"隐士"是胸怀世道大略的高端哲思主体,隐士文化更是中国历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作为"隐士",首先在于"隐",而后才是"士",不仅具备"隐"的特质,同时也一脉相承"士"的精神内涵。隐士作为知识分子中的一个独特群体,是生活在主体之外、与其所处时代的官方的或者说主流的价值体系不能相契合,且显示出了超人才能的"士人"。文章从"隐"的逻辑生成入手,探究了"隐"与"士"的本质内涵和精神特质,在考察"隐士"历史源流的基础上,准确地阐释了"隐士"这一文化现象的特质。

隐士对汉代社会的教化作用及当代价值

两汉政府重视教化,隐士在其中扮演了独特角色。一方面政府有意识利用隐士来宣扬教化;另一方面隐士自觉或不自觉参与其中,方式包括因教化俗、道德感化等。隐士们大多幽居民间,他们或以身作则,或以善化恶、因德化民,对乡里民风的纯化起了积极作用。乡里民风的纯化,有利于基层组织的稳定,进而有利于整个国家的治理。两汉隐士的社会教化功能及隐士精神,对我国当下的道德建设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隐士家世、从政考论——以“二十六史”隐士传为例

隐士是隐逸文化的主体,也是隐逸文化主要的承载者和践行者,集中体现了非常丰厚的文化内涵。符号化的隐士,被人们当作是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拒绝参与现世社会政治活动,超越世俗名利的代名词。其实,这是对隐士的美化,更是一种很大的误解。通过考察"二十六史"隐士传记载的三百多名隐士,则会发现这样一些基本事实:家庭背景对隐士相当重要,做隐士需要家族强有力的支持;隐士和政治密切相连,大多数隐士离不开政治;隐士队伍驳杂不纯,主体上应归入统治阶级范畴,小部分属于庶民。借助"二十六史"隐士传,就能消除笼罩在隐士身上的神秘面纱,更深入地理解历史上的这一另类群体。

隐士:我国古代士大夫中的一个群体

在我国古代社会,士大夫的出路除了出仕以外,就只有归隐一途了,由于他们生存在极其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这就决定了他们的理想和愿望根本无法实现,但他们为了保持自己清高的人格和天然自适的性格,既不愿流于世俗,也不愿与污浊的社会同流合污,因而他们只能选择归隐。任何事物都是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不同时代的隐逸被不同际遇的士大夫们赋予了不同的含义,从而产生了真、假两种隐士。但无论他们采取何种归隐方式,这些士大夫们都是想通过归隐来达成各自的心愿,借隐来抒志。

魏晋隐士及其品格

魏晋士人的隐逸之风与当时的时局有直接的关系 ,并受到社会思潮玄学的影响 ,也与士人的性格有关。魏晋士人隐逸不仅人数多 ,而且隐逸方式多样。此时有三种隐逸 :山林之隐、朝隐、田园之隐。不同的隐逸方式表现了士人不同的品格和追求。真正的隐逸其实是难做到的。山林之隐需忍受艰苦的生活 ,只有少数人能坚持下来 ;朝隐则将出世与入仕相结合 ,既不失利禄又可获得隐逸的清高 ,一些人以朝隐标榜“高雅”;一些人则以朝隐避祸保身 ,朝隐者算不上隐士。陶渊明隐居田园 ,淡薄名利 ,返朴归真 ,以其高洁的人格成为古代隐士的榜样。

从魏晋隐士看中国古代隐士文化

中国古代多元文化并存,尽管有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仍不乏非主流文化的流行。魏晋时期就是非主流的隐士文化发展的繁荣时期。通过魏晋时期的隐士及其文化创造,我们可知:隐士与隐士文化的产生原因种种,既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原因。它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主流文化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并对主流文化产生积极的补充作用。

隐士·隐逸诗人·经典诗人——陶渊明形象经典化解读

经典化的陶渊明是他的读者塑造出来的。陶渊明的隐士身份和“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定论,影响了后世读者对陶渊明的接受。唐代独特的隐逸文化使陶渊明日益显扬,而宋代特定的文化氛围、文人心态和审美趣味,使陶渊明成为经典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