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难民不推回原则下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适用

难民不推回原则是国际难民保护制度的核心原则,保护难民与寻求庇护者的基本权利。不推回原则只禁止国家将难民推回到迫害者手中,并未创设肯定性的庇护难民义务。1951年《难民公约》第33条的国家安全例外条款赋予缔约国基于自身安全利益排除难民不推回原则适用的自由裁量权,试图通过弹性解释平衡难民保护和国家安全两方面利益。在难民危机爆发后,一些国家在实践中滥用安全例外条款,使之成为逃避不推回义务的工具。这反映了西方国际法话语下主权与人权两种不同取向的价值困境。国际社会应以新型国际关系理论为指导统一基于主权和人权不同价值取向的国家安全和难民保护目标,以法益衡量方法解释国家安全例外条款,使其适用符合合法性、非歧视性、比例原则以及正当程序的要求。国家利用公平及有效的难民身份甄别程序能更好地平衡国家安全和难民保护的关系。对此,中国应建立独立的难民甄别程序,完善难民保护立法,以加强我国国家安全和难民保护的治理能力。

欧洲难民城市融入政策研究——以华沙、马拉加、塞萨洛尼基和米兰市为例

2015年欧洲爆发难民危机至2022年俄乌冲突再次引发大规模难民浪潮以来,欧洲各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在难民融入政策上展开较长时间的博弈,欧洲难民城市融入政策已成为影响欧洲政治生态的热门话题。接收难民较多的华沙市、马拉加市、塞萨洛尼基市和米兰市在难民城市融入政策实施中成为欧盟难民基层治理的代表,它们基于当地治理结构,以有限资源在政治紧张的空间内运作并解决难民带来的各种问题,其细分难民群体、加强市域协同合作、推行多方利益主体合作战略、合作制定融合服务内容等实践为应对欧洲难民浪潮带来的持续性挑战提供重要启示。

数字包容社会中老龄“数字难民”权利的保护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移动支付、网上预约、便民服务等智能化、数字化生活场景已经在全社会普及。然而,部分老年人却无法充分享受便捷、高效的数字生活,他们成了数字社会的“难民”。从本质上讲,老年人的数字困境是权利困境。保障老年人的数字化生活权,是建设数字包容社会的重要内容。文章认为,老龄“数字难民”权利保护面临理论、意识、立法及救济等困境,需要采取数字权利理论研究、培育老年人数字权利素养和意识、完善立法、明确国家责任和义务、创新数字权利保护模式等策略,以期帮助老年群体跨越数字鸿沟,平等共享数字发展成果。

法制治理、廉政治理和难民治理中东变局后约旦政治治理及其限度

约旦哈希姆王国长期以来政局平顺,民众对君主的支持度较高。2010年的中东变局打破了约旦的平稳政局。约旦国王面对国内的抗议浪潮,围绕法制、廉政及难民问题积极推进政治治理。三种治理路径并行不悖,力图消弭政治治理中的法律缺陷,净化政治生态,维护社会秩序。虽受制于诸多因素,约旦以发展和治理为突破,乱中求治,避免了君主制政权面临倾覆的风险,国家政治治理能力得到提升。

议题设置与国族共同体构建:淞沪会战时期《大公报·临时晚刊》的难民报道研究

为服务淞沪会战而发行的《大公报·临时晚刊》办报时间虽不长,却具有报道视角集中、版面少、售价低的特点。与正刊相比,《临时晚刊》通过差异化的议题设置,聚焦难民救济政策、生活状况、群体形象等,较早回应了由“逃难”向“抗难”的呼吁,积极面对难民大量集中所导致的社会和国族伦理失序问题,通过连续性、密集性的难民报道引导教育底层难民,促进了普通民众对民族抗战的认识,推动了现代意义上的国族共同体意识形成,运用兼具新闻性与文学性的纪实类文章使得难民群体成为一类特殊的符号,以难民自身的言说提供了战争环境中个人与国家关系的报刊叙事维度,对研究战争时期临时报刊的议题特点有着重要的启示。

近年来国内外对世界难民问题的研究综述

难民问题既是历史问题,又是现实问题,既是世界性问题,又是区域性问题。难民问题背后潜藏着深层次的原因,如国际政治经济不平衡、大国争夺势力范围、国际体系不平等、民族宗教矛盾等。难民问题也涉及到国际安全、地区发展、战争与和平、大国关系、国际秩序与国际体系、人权保护、国际公法、民族宗教、南北关系、国际合作、全球治理等诸多领域。对世界难民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对于世界各国更好地应对和解决难民问题,消除贫困和落后,防止战争和冲突乃至对于维护世界的和平发展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世界难民问题的研究,在难民的概念、产生原因、影响、地区和国别难民问题、难民与法律问题、难民的保护问题、难民问题的应对及解决对策等领域取得了较多成果。

东德难民和20世纪50年代东德政治现状研究——基于布迪厄身体政治学中的象征性权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东西德发展差距增大,造就了20世纪50年代严重的东德难民外逃现象。这一现象引发了东德政府的担忧。“人”是国际关系领域极易被忽略的因素,但在这场危机中,难民这一特殊人群成为了导火索。借助布迪厄关于身体政治的理论来解读难民背后所蕴藏的巨大的象征性权力,将东德难民的“逃离”与统一社会党减弱的权力结合在一起分析,证明象征性权力虽体现出的是一种无意识的力量,但这种力量若控制不好,影响巨大,不仅对东德的政局造成动荡,甚至影响到冷战时期美苏的竞争。象征性权力是维护一个国家、民族稳定的重要因素,不容小视。

1666年伦敦大火后难民的安置与流动

1666年伦敦大火的发生,深刻考验着伦敦乃至英国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火灾后,成千上万的难民无家可归,社会秩序混乱,如何安顿这些难民显得尤为迫切。国家和市政一方面需要解决其住房和饮食问题;另一方面需要给予其心理抚慰和恢复公信力。许多难民重新寻找定所,发生大规模流动。本文以商人泰勒和书商群体为例,勾勒这些群体的流动状况。难民们向伦敦郊区及周边地区的迁移,促成了伦敦人口的重新分配。由此可以窥探出这场大火灾对伦敦社会和经济的巨大影响。

智媒时代“数字难民”处境与安置探究

随着国内智能媒介迅猛发展和老龄化进程加剧,“数字难民”逐渐成为显命题。由于在知识文化、媒介素养、媒介消费能力等诸多方面存在较大缺陷,“数字难民”群体正面临着诸如出行受阻、交易障碍等生存、生活的各种“窘境”。“数字难民”是智媒时代“知沟”理论的现实写真。降低技术门槛、提供更多人工辅助等是现阶段改善“数字难民”生存状况的可行性举措。

古尔纳对难民文化身份认同自我建构的观照——以《朝圣者之路》为中心的考察

身份认同是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古尔纳在小说中一直关注的问题,尤其在他的第二部小说《朝圣者之路》中表现更为突出。古尔纳在小说中以主人公达乌德在英国当地文化环境遭遇文化身份危机为线索,书写他找到文化融合的方式,完成文化身份认同的自我建构。《朝圣者之路》不但呈现古尔纳对难民文化身份认同自我建构的观照,而且体现深切的人道主义关怀。

救济、生产与革命:抗战时期山西各根据地的移难民改造

长久以来,移难民群体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如何处理移难民问题,是任何时期都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学 术界对根据地移难民的研究,多集中于救济层面,较少关注对移难民的改造。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涌入了大量的移 难民,使本就经济困难的根据地雪上加霜,由此还引发了本地户和外来户的矛盾。边区政府因地制宜,通过对移难民的 安置与改造,不仅使他们参与到边区的经济建设中,保障移难民生存的基本条件,而且为其“翻身”提供了契机,为新老 户关系的缓和与平等化埋下了伏笔。

太平洋岛国气候难民的治理困境探析

全球气候变化导致小岛屿低地国家面临严峻险境,全球极温刷新历史纪录。太平洋岛国作为全球低地国家代表,其面临的生存困境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太平洋岛国原住民因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逐渐成为气候难民,非定期发生迁移性活动。阻碍太平洋岛国气候难民保护问题进一步实践的困境主要可分为三类,一是国际法对气候难民概念还未有明确定义,二是能源危机影响全球气候治理,三是岛国气候变化治理互动机制不健全。面对日渐严峻的难民危机,加大对气候难民的保护力度,努力推动国际社会对太平洋岛国的气候难民保护问题达成更高的关注度,将是促进小岛国气候难民问题逐步解决的重要助推剂。

难民署在行动:不能任由气候变化加剧被迫流离失所者困境——专访联合国难民署亚太区域局局长全惠敬

联合国难民署关于气候行动的全球战略计划包括法律和政策、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应用、适应和复原力,以及减轻联合国难民署自身行动造成的影响等四个方面。6月25日下午,联合国难民署亚太区域局局长全惠敬(Hai Kyung JUN)出席了在大连举行的第十五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在“直面极端天气”论坛的发言中,全惠敬强调,因冲突而被迫流离失所的人数在不断增加,气候变化作为一个新的风险因素。

两难的困境:抗战时期的难民回流问题(1938—1940)

全面抗战时期难民的跨区域流动并不只是由沦陷区向后方的单向流动,在难民内迁的同时,1938年初即出现了难民返回沦陷区的回流现象。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主要是难民在后方的生存危机以及日军以“怀柔”政策主动招引。难民的返乡本身是出于生存的再次抉择,但由于难民返乡在时间与空间上的特殊性,返乡被赋予了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一是政治意义上“义民与顺民”的气节之争,二是牵涉到长期抗战背景下后方储备人力的现实需要。返乡难民的生存立场与国民政府的抗战立场,实际上是一个矛盾冲突的两难困境。这种矛盾冲突既反映了在直接的战争暴行之外,日本侵华对普通民众基本生存权利的侵害,同时也展现出了中国人民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的巨大牺牲与贡献。

欧洲难民危机中的德国难民政策及难民问题应对

在欧洲难民危机的发展过程中,德国实施的难民政策经过了"谨慎对待"到"友好欢迎"再到"逐渐收紧"的调整过程。自2015年至今120多万难民的进入,让德国承受了巨大的难民接纳压力。为此,德国从国内和欧盟两个层面采取了应对举措。在国内层面,德国优先放弃了《都柏林公约》之个别条款,主动承担起难民申请、登记、造册、审查、甄别和临时安置的责任;增加难民登记与审核人力的投入,创新避难审核模式,提高避难程序审核的效率;为各州合理分配难民安置配额;设置"较安全国家",拒绝来自"较安全国家"的难民庇护者的申请及就业;投资建设或改建难民营,为各州难民安置及时拨付难民安置款。在欧盟层面,德国积极支持并力图推动欧盟制定和实施统一的难民配额方案;积极支持并主导欧盟与土耳其就难民过境和难民安置等问题达成协议;积极支持对欧洲现行的难民庇护政策与制度进行改革。

难民危机全球治理的冲突与涉外法治融合发展

国际社会日益分裂,地缘政治不断产生分歧,难民治理问题越来越突出。世界各国难民治理法治框架呈现出国别区域性分野的特征,彰显国别主张的涉外法治与不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治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难民接收国的国际法义务因陷入政治化而难以被履行。为解决以上问题,参与难民危机全球治理的国家亟须加速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的融合发展,打破孤岛效应。

欧洲难民危机的新进展、特征及发展趋势——基于德国移民与难民部2016年/2015年上半年同期数据的比较社会学分析

截止到2016年6月,在欧洲国家提出难民庇护申请的数量以每月10万左右的速度延续。在欧洲地区提出难民庇护申请的数量已达60.18万人,其中在欧盟国家提出难民庇护申请的数量是58.55万人。欧盟已成为难民庇护申请的重灾区,而实施欢迎难民政策的德国尤甚。2016年在德国提出难民庇护申请的规模在迅速扩大,1月到7月的总量已达47.96万人,与2015年同期相比增加了一倍。难民来源国家依然是叙利亚、伊拉克、伊朗、阿富汗和阿尔巴尼亚。与2015年同期相比,德国难民庇护申请的处理量急剧增加,获得难民身份、受保护和免于驱逐的人数和比例迅速上升。由此可见,尽管进入欧洲的难民人数急剧减少,但提出难民庇护申请的人数却在急剧增加。展望未来,面对着数以百万计的难民庇护申请,甄别、接纳合乎有关庇护法律的难民,并将其融合到欧洲国家的主流社会中,将成为摆在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的政府面前的一项亟待解决的迫切任务。

奥林匹克难民基金会的价值功能、运行机制及治理提升

奥林匹克难民基金会是国际奥委会继难民奥运代表队取得成功之后,作为其对难民进行长期保护的一个新举措。难民基金会的成立能够加强难民群体的体育权利救济,彰显国际奥委会的普世价值观,促进全球难民治理体系的完善。难民基金会借鉴企业治理机制,在内部设董事会来治理,外部受到瑞士不同法律要求和义务的制约,同时以合作伙伴为核心,在全球范围内实施项目并分配赠款。但当前难民基金会存在治理体系不健全、监督力度不到位、独立自主性不足、项目运行较局限、服务供给有缺口等问题时,应完善内外治理结构,优化运行管理体系;加强组织自身建设,在合作中保持独立;积极深入难民群体,走嵌入式救济之路,从而推动全球难民治理事业有效发展。

韩国《难民法》述评——兼论对我国难民立法的启示

韩国《难民法》在形式上属独立于《出入境管理法》的专门法,其内容体现了正当程序和人权保护的价值理念。韩国《难民法》为我国正在进行的难民立法活动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鉴于一般的出入境管理事务与难民事务在目的和性质上的不同,我国应借鉴韩国《难民法》的立法经验,制定一部以难民的人权保护为主要目的、在内容设计上注重体现正当程序要求的独立的难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