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剧场跨文化集体创作的教学模式——基于对佐藤信及其“码头工作坊”的分析

本文通过对日本剧作家兼导演佐藤信在横滨若叶町码头剧院开展的“码头工作坊”项目的分析,探讨了一种创新的跨文化集体创作教学模式。研究采用案例分析和参与观察的方法,深入剖析了工作坊的结构、路径与方法。研究发现,“码头工作坊”以共享、网络和跨界为核心理念,为不同文化背景的参与者提供了一个聚焦问题、交流思想的平台。工作坊以综合课程为载体,以作品创作为导向,在文本再造和身体言说的跨文化集体合作中,实现了存异求同的融合创造。该模式有效促进了跨文化交流与集体创作的创新,为当代剧场教育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参考框架,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推广价值。

班级集体创作小说校本课程教学研究——以科幻小说集《奇幻时代》创作为例谈

以石家庄市第四十中学2019级六个班学生集体创作科幻小说集《奇幻时代》为例,从课程实施路径、评价方法及实施心得等方面对初中生班级集体创作小说校本课程展开教学研究,旨在解决初中生创作能力欠缺的问题,让全体学生在参与、交流、合作中学会创作,发展自我。实践证明,初中生班级集体创作小说是在真实的语言运用情境中进行的积极的语言实践,对于培养学生语文核心素养有着突出优势,在前后历时近两年的创作和修改中,学生围绕共同的创作目标,团结协作,耐心细致,使得课程表现出显著的育人价值。

延安时期的集体创作——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化写作方式的诞生

该文主要论述延安时期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化写作方式的“集体创作”的诞生,指出此种写作方式在延安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复杂过程。在一定意义上,集体创作既是新的意识形态话语逻辑的必然产物,是与“党的文学”观相适应的文艺生产方式,也是处于思想改造之中的延安文人所必然采取的一种应对机制。

数字保存供给与需求的影响因素解析——基于集体创作型Web数字资源保存的实证研究

作为一种经济产品,数字保存的基本经济属性是供给与需求,影响数字保存供给与需求的主要因素有三:数字资源的保存价值、保存决策者的保存动机、利益相关方承担的保存职责。集体创作型Web数字资源是因特网数字资源的一种新形式,其保存价值具有高度发散性和不确定性,现行的基本保存策略是购买时间,保存动机不充分且存在错位现象,利益相关方承担的保存职责不够清晰。构建和完善集体创作型Web数字资源的保存供给与需求模式不仅需要数字保存利益相关方的共同努力,而且还需要社会相关组织乃至政府机构的适时参与和引导。

四大奇书是“集体创作”吗?——与徐朔方、徐永斌先生商榷

中国古代小说有它独特的成长发展史。明代四大奇书又大致上都经历过一个长达数百年的传播、演化、不断被加工、改造的日积月累的过程。将这类小说的创作途径概括为“世代累积”,无疑是合理与正确的。但名之曰“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则已在无形中贬抑了最终写定者的集大成之功;而若进一步将其排除在“文人创作”的行列之外,就更滑向极端之推断。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并不符合四大奇书之创作实际的。

论书会才人——关于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编著写定者的身份

中国古典小说、戏曲中有许多作品是由不同时代的民间艺人和文士在前人基础上编写而成的，在这种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过程中，“书会才人”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本文将书会才人界定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编著写定者”，并从原始资料入手。

集体创作与后期延安文艺戏剧作品的形成——以《逼上梁山》和《三打祝家庄》的创制为中心

本文主要探讨集体创作方式与后期延安戏剧创作意识形态化形成的关系问题。指出:集体创作方式在后期延安戏剧运动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运用和表现;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等是集体创作的结果,它们在结构、主题等方面呈现出来的意识形态化话语指向跟集体创作存在着有机关联。“文革”时期“三结合”写作模式的产生,可追溯到《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等剧本的集体制作经验上来。在意识形态化的文艺创作实践中,集体创作模式的定型化随着时间的延展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日渐得到加强,这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现象。

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献疑

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是徐朔方根据对中国古代早期长篇小说的综合考察而得出的一种带有规律性的认识,虽说有合乎实际的一面,但也存在偏颇与失当之处。它过分强调了民间说书艺人世代累积的创作业绩对名著成书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贬低了作家个体独特的创造性劳动,并进而没收了罗贯中等人的著作权。导致这种偏颇与失当的主要原因,当与徐朔方对“进化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理论观点的片面认识有关。

计量电影学视阈下新主流电影工业集体创作的可视化路径

文章通过镜头时长、剪辑节奏、运动镜头、固定镜头和景别等计量电影学分析,探讨《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金刚川》这三部新主流电影工业集体创作的可视化路径,寻找以定性研究为核心的电影研究与量化研究相结合的契合点,给未来的新主流电影制作与研究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范式。

《金瓶梅》文人集体创作说

《金瓶梅》是由嘉靖末年至崇祯初年六、七十年间众多文人集体创作的一部章回小说。其创作过程分四个阶段:明代嘉靖末年,某个下层文人根据《水浒传》中武松杀嫂的故事,写出了《金瓶梅》的原本,大约六十回。万历二十四年到万历四十三年间,不少文人传抄《金瓶梅》,在传抄的过程中,不断有人增补加工。谢肇淛就对抄本作过加工,使之达到八十回左右。万历四十五年,东吴弄珠客将《金瓶梅》抄本增补五回,达一百回,并略作修订,刊刻出版,这就是《金瓶梅词话》初刻本。崇祯初年,又有文人对词话本作评改,成为《金瓶梅》的定本,这就是《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四个文人贡献最大,即嘉靖末年某文人、谢肇淛、东吴弄珠客、崇祯初年某文人。

论中国古代累积型集体创作长篇小说之基本特征

本文主要论述了中国古代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长篇小说的四大基本特征:1.不同时期的演化;2.集体创作性;3.主要人物的基本一致性和故事情节的逐渐演化性;4.语言文化的特色。这是区分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和个人创作的关键所在。

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检讨

徐朔方在鲁迅、胡适、郑振铎等前辈学者关于世代累积型作品论述的基础上,根据自己对明代四大奇书的综合考察提出了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这个观点在学术界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一些学者赞同并进一步延伸和拓展了该理论,也有学者对其立论基础和立论依据提出了质疑。我们认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揭示了早期长篇小说编创方式的某些相似性和总体特征,但这一观点本身有其负面影响,而且在应用范围或文学类型上被作了不恰当的延伸。对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进行疏理、讨论和思考,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阐释和评价内涵丰富而又风格各异的中国古代小说。

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再思考

"世代累积"与"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虽有密切联系,又有明显的区别。"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更强调"民间艺人"或"说书艺人"乃至"出版商"的集体智慧,而对"四大奇书"之写定者所付出的创造性劳动轻描淡写,对这些名著较之于民间创作表现出的巨大成就很少作出富有说服力的诠释;至于说《金瓶梅》是根据民间"词话"改编的,也未必符合民间长篇说唱文学的特点与规律。

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释疑——与纪德君教授商榷

本文是对纪德君教授《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献疑》的回应。本文认为徐朔方先生的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并没有如纪文所说"在很大程度上贬低了作家个体独特的创造性劳动,并进而没收了罗贯中等人的著作权",并非是与"对‘进化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理论观点的片面认识有关",而是与他熟悉中外文学,能以西方文学为参照,注重中外文学的比较有关。本文还对纪文在明代"四大奇书"研究方面对徐先生的批评提出辩驳。

“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商兑

"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有几点需要商榷:(1)此说并不完全符合鲁迅等人的观点。(2)不能笼统地以现存最早版本作为早期长篇小说成书的标志。(3)不能忽视小说写定者在作品定型中的决定性作用。

作为方法的“集体创作”:从民间传说到红色经典歌剧《白毛女》

20世纪40年代,延安“鲁艺”以集体创作的方式将流传于晋察冀边区的民间传说--“白毛仙姑”改编为歌剧《白毛女》。这一文本生产机制涉及先主题后文本生产、创作集体的优化配置、合作型创作组、反复“实验”和党组织的“介入”这五个元素。左翼文学的写作传统、延安时期文艺大众化的政治要求以及自身的优越性等,共同促成了歌剧《白毛女》采用集体创作方式进行文本再生产。

从阕疑到悬想:施耐庵托名说与集体创作说检讨

施耐庵疑案一直是困扰《水浒传》研究者的历史难题。嘉靖以来数百年间人们对施耐庵的研究可谓聚讼不休,诸说并存。鲁迅、郑振铎诸人在周亮工的影响下提出托名说与累积说,当代学者则进一步概括发展为施耐庵托名说和集体创作说,从而将《水浒传》作者研究引向了迷途。本文在全面爬梳文献的基础上,对施耐庵研究中的托名说和集体创作说演进脉络进行了勾勒,并对这两种学术假说的缺陷进行了分析。

“突击生产”与“集体创作”:苏区红色戏剧的组织化生产

革命把戏剧从都市带到乡村,改变了戏剧的生存空间,也改变了戏剧的生产方式,使戏剧生产脱离世俗化的市场轨道,进入革命的组织化流程。革命者通过实施短期突击计划,发展革命竞赛,加强临时突击生产,组织批量复(仿)制等方式不断扩大戏剧生产与再生产,强化革命的突击动员。与此同时,通过组织人员即兴“凑戏”,组建创作小组,公开向工农兵大众征稿等方式积极推动集体创作。突击生产与集体创作构成了苏区红色戏剧最主要的生产方式。红色戏剧的组织化生产既满足了革命动员的现实需求,也契合了革命者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生产的文化想象;既是一种现实的革命动员策略,也是工农大众的集体化生活形式。

如何正确理解“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

纪德君教授的《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再思考》,对徐朔方先生提出的"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仍多误解。徐先生的"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是综合考察了宋(金)元明时期包括杂剧、南戏、话本在内的小说戏曲传世之作的结果,并非仅仅是考察了明代"四大奇书"所得的结论。如果仅仅从明代"四大奇书"出发批评徐先生的"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难免以偏概全。纪教授一再认为徐先生的"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是贬低了四大奇书写定者的创造性劳动,当与纪教授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