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层级与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冲突调停的效力分析

冷战结束后,国内冲突逐步成为世界武装冲突的主要形式之一,而冲突调解是构建冲突国国内和平的关键一环。伴随着和平建构主题的多元性,国际非政府组织逐步成为当今时代各类冲突中活跃的调解主体。然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调停实效始终备受争议。一方面,国际非政府组织宣称可凭借其在中立性、道义性上的优势对国内冲突进行有效调停;另一方面,强制能力的缺乏也使其难以在实施环节有所作为。因此,研究国际非政府组织在调停过程中的成功与失败,界定冲突层级,对于理解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调解效力至关重要。不同层级的冲突顺应不同的冲突逻辑,不同的冲突逻辑则生发不同的冲突情境与格局。在底层冲突中,碎片化和多元主体并存的冲突格局更适合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运作;而在顶层冲突中,其强制能力不足的缺点遭到放大。基于这一逻辑,在调解活动中与主权国家展开合作则有望强化其调解效力。通过对非洲和平进程展开的实证研究说明,评价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调解效果特别是在非洲地区的调解效果需要考虑冲突层级等限定条件,并将其与多元主体的互动纳入考量范围。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冲突调停中应与主权国家的调停体系进行密切配合,在维护国家主权与国际体系稳定的前提下,整合主权国家、国际非政府组织等多方治理行为体的作用,可有效地提升冲突调停的可能性。

非政府组织在冲突环境下的组织韧性——以“健康扶贫行动”在缅北的生存与发展为例

非政府组织是全球治理中的重要行为体,在冲突环境下的人道主义援助、发展合作乃至建设和平进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然而,在冲突环境急剧变化、逆境丛生的状况下,为何一些非政府组织呈现出更强的生命力?本文引入“韧性”概念,提出基于“认知—行为—关系”互动的组织韧性进程模型,用以解释一些非政府组织在冲突环境下不仅能够反弹恢复生存,甚至实现改进发展的原因。缅北地区长期遭受战乱,社会发展迟滞,民众流离失所,近年来又成为网络赌博和电信诈骗的“温床”,是名副其实的边缘地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非政府组织“健康扶贫行动”云南代表处“致力于一个最贫困与最边缘化的人群享有卫生权利的世界”,进入高风险的缅北地区并持续运营30年,体现出强劲的生存能力和发展势头。无论是在缅甸军政府统治时期,还是在民主化转型时期,抑或是在紧急状态时期,“健康扶贫行动”都能够及时调整自身认知、改变行为模式、构建关系网络,展现出较强的韧性能力,有效应对缅北地区既有的和新出现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实现跨越式发展。其韧性能力也不断进行迭代,最终达到韧性治理的结果。

非政府组织:概念辨析、发展演化及本土审视

国内学界普遍将非政府组织概念界定为具有非政府、非营利性、公益性等特点的社会组织。这种定义很大程度上沿用了西方释义,导致与字面含义的不匹配。对非政府组织概念辨析,揭示其背后的特征杂糅、意识形态和价值预设、潜在“去国家化”的价值倾向等问题。非政府组织在国际组织承认、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多元主义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实现了从地区向全球的生成、演化与发展,为理解和把握非政府组织的本质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在这样的背景下,应基于我国政情社情实际考察非政府组织的概念,思考未来非政府组织本土化之路何去何从。

国外中文教育非政府组织的功能、类型及内部治理

国外中文教育非政府组织(NGO)是中文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从美、加、英、澳四个发达国家选取95个中文教育NGO,以组织使命与章程为切入点,采用内容分析、基于语料库的批判话语分析方法,探索中文教育NGO的功能、类型及内部治理特点。结果显示,国外中文教育NGO具有语言文化、社会治理和国际事务三大功能及若干子功能;按业务范围可分为语言教育组织和基金组织,按功能导向可分为专门导向型、复合导向型和多元导向型组织;中文教育NGO的内部治理体现“民主性”和“自治性”,注重松紧结合。基于上述发现对发挥国外中文教育NGO的功能、支持建立系统化多层次的组织网络以及中外组织合作的有效机制提出了相关建议。

日本对外援助中企业与非政府组织合作模式研究

企业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参与,是日本对外援助中的一个重要特征。经过对外援助不同发展阶段的历史沿革,企业和非政府组织之间形成了包括资产协力型、社会贡献型、社会责任型、创造共享价值型在内的多种合作模式。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在日本的对外援助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二者合作模式未来可能产生的变化对日本对外援助事务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中国对外援助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推动社会组织与多元主体协作,以促进中国对外援助事务高质量发展。

突尼斯治理非政府组织的法律成效探析

突尼斯历届政府依据国内法律、政府令和政府部门条例,依托中央政府秘书长和地方省政府的双层治理机制,对国内非政府组织开展治理。在具体治理过程中,突尼斯政府采取扶持与管控并行的双重治理模式:在扶持方面,政府明确赋予非政府组织政治和经济权利;在管控方面,政府严格控制非政府组织的注册流程、基本信息、人员构成、资金使用,同时规定违规的处罚力度。突尼斯治理非政府组织的成效与困境并存。一方面,政府实现了严格限制非政府组织运行的目的,非政府组织则扩大了自身规模和活动范围。另一方面,突尼斯行政部门对相关法律理解不深,对赋权以及非法管控落实不力,使得政府难以深入治理非政府组织。究其根本,突尼斯法律制定匆忙且不完善,法律内容结合国情不足且后续修订受阻,同时非政府组织配合执法的力度不够。未来,即便突尼斯政府沿用对非政府组织的双重治理模式,修订法律走出治理困境仍是政府提升治理能力、有效约束非政府组织的关键。

美国国防部参与制定和采用非政府标准的启示

美国国防部颁布一系列政策等改革措施,以指导和规范国防部参与和采用非政府标准的活动。本文分析了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关于参与制定和采用非政府标准的指南》内容,介绍了美国国防部参与非政府标准的政策、方式、程序以及现状,结合我国军工行业采用民用标准的现状,凝练并提出进一步推进我国军工行业采用民用标准的建议。

非政府组织应对海洋塑料污染行动策略浅析

非政府组织参与海洋塑料污染治理多选择一种主导行动策略,从“结构-组织”维度分析涉海非政府组织的行动策略,依照其第一资源依赖对象及自身知识类型,可将涉海非政府组织的行动策略分为以下四种:政治倡导、公众布道、试点孵化和行动深耕。文章选取国际上具有代表性的非政府组织作为四种策略的分析对象,详细阐述涉海非政府组织参与海洋塑料污染全球治理过程中如何运用四种策略及不同策略的融合使用,进而分析总结非政府组织战略选择的逻辑及其行动经验,为中国非政府组织参与海洋塑料污染全球治理提供参考借鉴。

古迹遗址资源保护中非政府组织的治理机制分析——以ICOMOS为例

当前,全球气候问题日益严峻,已经影响了古迹遗址的健康生存;社会经济发展对古迹遗址的保护也产生了负面影响,经济高速发展对古迹遗址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经济较为落后的国家的遗址保护又有着资金不足、技术水平低等问题。除国家行为体外,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全球遗址资源保护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将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选取为案例对象,利用文献研究法与案例分析法,总结出其在治理的过程中构建了多层次施力、多主体关切和多角度关注的一套治理机制,但在现存机制也存在着资源投入不足、专业建议缺乏强制力、跨文化理解困难等不足,这主要涉及到国际非政府组织(NGO)内部理事会的治理机制以及外部独立性的问题。在内部完善以理事会为中心的内部治理结构,在外部强化更利于NGO的独立性建设的机制,可以缓解治理赤字,促进古迹遗址可持续发展。

中国非政府组织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的角色定位

非政府组织是非政府性质的公共机构和组织实体,是介于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一种社会组织,它为社会提供各种政府行政机关难以做到的公共服务。在我国,非政府组织可以通过“委托”和“替代”这两种方式来实现其履行部分公共职能的目标。非政府组织履行部分公共职能将在新世纪呈普遍化的趋势,也将是我国当前改革政府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实现高效制度模式和管理模式的新尝试。

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云南的活动现状与对策研究

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云南的活动具有涉及国家多、活动范围大、涉猎范围广、活动时间较长等特点。对于境外非政府组织,既要看到它促进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公益性作用,也要清醒认识到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危害社会稳定、破坏民族团结等非传统安全方面的潜在威胁。为此,既要保持清醒头脑,警惕和防范境外非政府组织的非法活动,更要借鉴国外的管理经验,以提高和改善边境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根本,通过健全管理工作机制,发挥基层组织作用,依法加强过程监管,培育引导本土民间组织发展等措施,有效促进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云南的健康发展。

基于全生命周期理念的高校非政府采购内控优化研究

“放管服”背景下,高校非政府采购管理难度大,采购风险高,在高校非政府采购业务中推进行之有效、科学的内部控制,有利于提升采购质效,科学防范采购风险。文章通过论述高校非政府采购现实困境,提出用层次分析法构建内控评价模型,基于全生命周期理念进行关键指标设定,并采用定性排列定量转化的方式进行关键指标权重计算,针对性评估M高校非政府采购中的关键问题,进而追本溯源基于COSO内控理论从制度建设、控制活动、风险评估、内部监督、信息化沟通层面探析高校非政府采购内控优化策略。

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研究

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海洋治理中不断显现出其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府间机制”的局限性。在全球海洋治理的实践中,非政府组织因其特性与优势扮演着“决策斡旋者”“服务参与者”“舆论引导者”和“中立监督者”的角色全面地参与到海洋治理的政策制定、实施执行、服务保障与监督机制之中。我国在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中,应充分认知非政府组织对全球海洋治理的独特意义,注重“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引领,提防非政府组织“政府化”,避免其落入“大国垄断”的泥淖,同时要不断强化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互动联系。

环境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关系：以自然之友为例

内容提要总体而言,中国环境非政府组织与政府间关系的现状可以概括为政府支持型为主、政府中立型和政府抑制型为辅的"政府主导型"格局,影响这一关系格局变化的宏观因素有经济社会环境变化、环境非政府组织自身的阶段性变化和政治机会结构的变化等方面。在上述框架之下对自然之友成立以来与政府关系的演变历程做个例分析,可以发现它与政府间的关系在经历了十多年的发展后确实呈现出合作互补的一面,但却很难简单理解成环境非政府组织与政府间关系格局正在发生阶段性变化的经验性证据。

农村公共产品的非政府供给

本文综述了公共产品非政府供给的有关理论基础,讨论了不同类型的农村公共产品非政府供给形式,分析了我国农村公共产品非政府供给存在的非政府组织能力低下、制度设计存在严重偏差、对于乡村干部缺乏约束和激励、忽视传统治理资源等问题。并指出要通过增强非政府组织相关能力,发挥制度协同作用,注意实现乡村干部的有效约束和激励,改造传统治理资源等措施改进农村公共产品非政府供给的效率。

对非政府组织概念和性质的再思考

由于语言、习惯或者意识形态等的原因,"非政府组织"这个来自联合国的英文概念,在现实当中演绎出若干种不同称谓。如果寻找一个纯粹中文概念来与"非政府组织"相互替代的话,"民间非营利组织"是一个合适的选择。就非政府组织的特性而言,在理论界已经形成大体共识,但对这些人云亦云的特性所包含的深刻内涵和丰富外延,则有必要进一步揭示与分析,这关系到非政府组织发展与管理的境界与方向。

论非政府专业国际组织在中国的影响力

在专业国际组织中,相比政府间专业国际组织,非政府专业国际组织具备自身特有的优势:政治约束的弱化、全球公民社会的支持、灵活的行动方式。因此,中国与非政府专业国际组织的合作具有独到的作用:促进社会公益事业发展、推动国内公民社会形成、拓宽民间外交渠道。本文指出,中国政府应加强与非政府专业国际组织的合作,鼓励国内相关领域非政府组织的成长,彰显该组织在中国的影响力。

非政府组织与国际法

非政府组织在影响国际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进行相关倡导性活动。在考察关于非政府组织身份的基础上,对国家将非政府组织纳入权威性决策的方式进行归类。接着探讨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法上的地位和非政府组织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是如何改变国际法的。通过对非政府组织参与国际活动的民主正当性这一持续争论加以研究,并且试图澄清这种参与的正当性的概念性基础,就政府间决策者是否有义务咨询非政府组织这一问题进行阐述和总结。

西方非政府组织转型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从迪马乔(Dimaggio)与安海尔(Anheier)研究NGO的历史视角出发,西方NGO发展呈现这样三个历史转型阶段——身份团体影响下的慈善组织时期、专业人士主导下的志愿组织时期及政府力量推动下的第三者政府时期。在市场机制影响下,NGO部门当前正呈现混合形态发展趋势。从对其发展背后的深层因素分析可见,转变中的贫穷问题及对其成因的理解影响了身份团体,专业人士,政府与市场不同实体间的角色转换,进而推动了NGO的转型。NGO与政府关系的变化是另一影响NGO转型及NGO国际差异的关键因素。

我国农民组织意识:现状、成因与思考——基于农村非政府组织发展状况的考量

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非政府组织风靡全球,不仅掀起了一场真正的全球结社革命,而且成为弥补"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的一支重要力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政府组织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农村非政府组织作为其中的一种,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农民权益维护等方面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然而,由于历史和政策法规等现实方面的原因,我国农村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依旧不如人意,农民组织意识也并不强烈。在影响农民组织意识的诸多因素中,中国传统文化、农民的经济状况与文化程度以及国家政策法规成为最主要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