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与其他罪名的竞合——基于非法集资式传销语境

当前,非法集资式传销犯罪已成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主流样态,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的罪名竞合态势愈演愈烈,而现有司法解释以想象竞合犯处理的做法既不能消弭法律争议,也不能解决司法部门面临的实务难题。其根本原因在于传销犯罪的样态扩张,导致侵害法益重点迁移。需要明晰传销犯罪本质,精准“靶向”当下重点法益,通过立法修改解决相关罪名竞合问题,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罪刑均衡。

理性选择理论视角下非法集资诈骗犯罪治理对策研究

党的二十大提出,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与“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催生了利用网络平台进行的非法融资活动。犯罪分子进行了理性选择,钻了融资漏洞,使得非法集资诈骗犯罪案件频发。本文通过阐述当前非法集资诈骗犯罪案件的现状及特点,从理性选择理论角度分析了非法集资诈骗犯罪的原因,暴露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期望能有效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诈骗活动,维护社会稳定,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努力推动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建设。

互联网非法集资模式、特征与治理

传统非法集资与互联网结合,形成了互联网非法集资,其一般模式有P2P模式、消费返利模式和私募基金投资模式,具有全程网络化、影响更加广泛、非法集资手段专业化和传播更加快速等特征。为了治理互联网非法集资,建议从加强监管、提高投资者对互联网非法集资意识、完善辅助互联网非法集资的识别体系和加强互联网非法集资的维权等方面着手。

非法集资涉案财产追缴与处置问题研究

非法集资案件中,涉案财产的追缴与处置是集资参与人最为关心的问题。妥善规范追缴与处置非法集资涉案财产,不仅涉及法益修复,而且有助社会矛盾化解。但司法办案实践中该类案件涉案财产的追缴与处置仍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解决,对此,检察机关应积极转变理念,充分发挥检察监督职能作用,立足经济视角,探索建立在检察机关监督下,司法、行政等相关部门及第三方机构共同落实推进的非法集资案件涉案财产追缴与处置以及保值增值机制,为最大程度的为投资人挽回损失、维护社会稳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力量。

谨防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投资理财已经成为许多家庭实现财富增长与资产管理的重要途径。然而,近年来层出不穷的非法集资事件也提醒人们投资前需擦亮眼睛,理性分辨理财活动是否合法,保护财产安全。一、明辨非法集资风险目前,非法集资活动伪装成各类理财产品吸引投资者,上当受骗事件层出不穷。

养老服务领域非法集资的特点、成因和对策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对养老和老龄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巩固全国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成果,进一步揭露养老服务领域非法集资常见“套路”手法,本文以民政部公布的7件打击整治养老服务领域诈骗典型案例,以及另外8件来自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案件判决书为研究对象,总结养老服务领域非法集资案件特点和危害,剖析此类案件高发的原因,进而提出风险防范建议。

湖南省:强化“五个一”举措 全力防范养老服务领域非法集资

湖南省各级民政部门认真贯彻落实民政部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做好养老服务领域非法集资防控工作的要求,强化“一把手、一本账、一竿子、一张网、一道墙”的“五个一”举措,全力防范养老服务领域非法集资。强化主动担当,建立“一把手”推动机制。一是精心谋划部署。省委、省政府建立由党委和政府“双牵头”的联席会议制度,28个省直部门为成员单位。省民政厅和14个市(州)、123个县(市、区)民政部门均成立了由主要负责人任组长的领导小组,明确将化解养老服务领域非法集资风险纳入“一把手”工程。

私募基金领域非法集资犯罪问题研究

私募基金领域非法集资犯罪具有专业性高、隐蔽性强、法律关系复杂等特点,主要包括伪私募和私募转化两种犯罪类型。犯罪嫌疑人通过伪装为合法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或在集资经营中不规范运作等手段,游走在合法私募与非法集资的边缘,使公众难以辨别。私募领域非法集资犯罪是由民间投、融资渠道单一,监管机制不完善,行业法律规范缺失等多方面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打击此类犯罪存在侦查协作难、证据获取难、追赃挽损难等难点。公安机关经济犯罪侦查部门(以下简称经侦部门)可通过进一步优化侦查协作机制、完善案件相关证据体系、明确追赃挽损举措等途径打击此类犯罪,以提升私募基金领域非法集资犯罪治理能力,开拓经济犯罪侦查新视野。

非法集资犯罪案件中证据审查的认定困境及完善路径

非法集资犯罪案件涉案金额大,案件持续时间较长,被害人数量较多,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等多个罪名。在司法实践中,由于认知偏差和证据查证不清,可能会导致行为“非法性”认定不清,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难以查证,涉案金额计算难等问题。因此,在非法集资犯罪案件的证据审查过程中,应当基于宽严相济的宏观政策导向,结合案件基本情形、行为人主观意图等因素,构建综合认定的审查思路,合理平衡刑罚轻重。同时,在实际工作中,司法机关应当建立健全非法集资犯罪案件的工作机制,合理完善审查路径,保障办案质量和办案效率同步发展。

基于被害人心理探讨养老领域非法集资犯罪侦查对策

近年来,养老服务行业的野蛮生长催生了养老领域非法集资犯罪,不仅严重损害了广大老年群体的财产权益,还严重影响国家的金融稳定和社会的和谐稳定。针对养老领域非法集资犯罪中被害群体的特殊性,文章基于被害人视角,从被害前、发现被害、发案后三个阶段分析受害老年群体的心理特征,在此基础上探讨养老领域非法集资犯罪案件侦查难点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以期能为打击和防范此类犯罪提供参考。

论私募基金型非法集资犯罪治理

私募基金作为现代资产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市场经济活力,提升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私募基金不设前置审批,监管较为宽松,导致私募基金行业乱象丛生,特别是涉非法集资犯罪引发巨大金融风险。在厘清私募基金基础知识的基础上,总结私募基金型非法集资犯罪可分为纯粹“伪私募型”和“合规瑕疵型”两种样态,提出联席建库、分类处置、合规管理、强基固本等治理建议,推动私募基金行业健康良性发展。

非法集资风险防控体系之预防监测制度研究

从我国当前非法集资现象屡禁不止且不断向新行业、新领域蔓延的现状来看,现行有关非法集资风险防控工作仍然存在不足。我国遏制非法集资的措施多以“事后打击”为主,“事前防控”为辅。《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中第二章(防范)专门规定了非法集资风险“事前防控”相关预防监测制度。据此,应当建立非法集资风险预防监测统一平台,完善非法集资风险预防监测主体制度和排查制度,警示广大人民群众远离非法集资。

关于《上海市实施<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办法》的政策解读

2024年2月4日,市政府第41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上海市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目前,《办法》已经正式公布,将自2024年5月1日起施行。一、为什么要制定《办法》?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经济金融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

大同市财政局联合金融等部门开展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活动

为提升群众的风险识别能力,引导全社会形成远离非法集资的良好氛围,6月14日上午,大同市财政局联合市政府办公室、人行大同市分行和太平洋财险大同中支,走进大同综合金融服务平台等处,深入开展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活动。同时,大同市财政局还联合大同金控集团、市投资担保中心等局属企事业单位,组成多支宣传小分队,先后走进大同综合金融服务平台、万达广场、大同南站、户外驿站等人流密集区域,为过往群众送去防范非法集资的最新知识。

电子商务发展背景下的非法集资犯罪研究

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的平台发展,利用电商平台开展的非法集资活动层出不穷。2022年河南村镇银行事件骇人听闻,由虚拟货币、私募股权交易、P2P网贷等伪装而成的非法集资活动展现出新形态。电子商务发展背景下的非法集资活动表现出科技化、跨境化等特点,为互联网金融领域监管带来很大难题。为此,应加强对电子商务领域非法集资活动的治理,完善法律体系、提升电商平台自我监管和政府监管、加强公众宣传教育,以维护电商金融安全,推动互联网经济蓬勃发展。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platforms, illegal fundraising activities have been rampant on these platforms. The shocking incident of a village bank in Henan Province in 2022 showed that illegal fundraising activities disguised as virtual currencies, private equity transactions, and P2P lending have taken on new forms. Illegal fundraising activities in the context of e-commerce development have shown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and cross-border involvement, posing significant challenges for internet finance regulati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governance of illegal fundraising activities in the e-commerce field, improve the legal system, enhance self-regulation and government regulation of e-commerce platforms, and enhance public education to maintain the financial security of e-commerce and promote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economy.

上海市实施《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办法

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11号《上海市实施<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办法》已经2024年2月4日市政府第41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4年5月1日起施行。市长龚正2024年2月25日(2024年2月25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11号公布自2024年5月1日起施行)

涉虚拟货币非法集资犯罪及其治理——以江浙沪92份裁判文书为实证样本

近年来涉虚拟货币非法集资犯罪频发,社会危害越来越大。其具有组织分工复杂、犯罪扩散路径多元、利诱形式多样、涉案金额高、案件持续时间短、吸收对象广泛、犯罪出现跨国趋势等特点。其犯罪模式主要可以分为由虚拟货币充当“价值客体”的非法集资犯罪和虚拟货币主要充当“权益凭证”的非法集资犯罪两种。在此类犯罪治理中面临法律定性存在争议、调查取证困难、刑事治理机制不健全、行业监管不易等难点。需要通过完善立法标准、强化执法能力建设、健全基础制度、构建多元监管格局等多种方式,提升治理效能,多维遏制涉虚拟货币非法集资犯罪。

非法集资的法律规制失衡与治理对策

我国在民商事、行政类和刑事法律规范中均对有关非法集资的内容作出了规定。但相关法律规范却存在规定相对分散,规定过于笼统、并未有统一的认定标准,对于民间借贷的地位未予以明确规定,存在重刑事处罚轻民商事和行政制裁的倾向,在集资诈骗罪中不适宜地保留有死刑的规定,缺乏对非法集资被害人相应的民事救济机制等缺陷。针对上述问题,在对我国有关规制非法集资的法律规范进行修改和完善的过程中,一方面要从制度层面建立合理的民间借贷体系,有效疏导民间借贷秩序,另一方面要在法律层面统一非法集资的法律规范,形成层次分明的处罚结构,建立并完善相应的被害人民事救济机制。

非法集资中的不特定对象标准探析——证券私募视角的全新解读

集资对象是否特定影响民间集资行为的性质认定,非法集资的构成要件之一便是向不特定对象集资。我国法律在这方面虽有规定,但所设定的标准简单抽象而难以把握,并且在实践中产生了亲友标准模糊、口口相传行为定性不清等问题。在吴英非法集资案中,集资对象是否特定成了争议的焦点,而且单纯依靠刑法已难以得出准确的结论。美国在证券私募融资领域建构了"安全港"法律制度,这一制度在完善我国非法集资中的不特定对象认定标准方面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我国可通过修正现有的刑事法律规范,明确不特定对象的内在含义,改变现有的融资法律规制格局,转变政府的金融监管哲学,从根本上解决不特定对象认定困难的司法难题。

非法集资类犯罪的立法反思与对策

刑法严惩非法集资活动的预期设想与非法集资现象愈演愈烈的现实反差,值得反思。非法集资类犯罪的演变过程反映国家对非法集资活动持续加大管制的趋势。诸多饱受争议的非法集资案件暴露我国相关立法存在的种种缺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立法立场滞后,实践中扩张适用与"口袋化"趋势明显,在罪与非罪之间缺少缓冲机制。集资诈骗罪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扩张适用,且刑罚过重。针对这些弊端,须转变立法理念,从正反两方面严格限缩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适用,在条件成熟时实现除罪化;须对集资诈骗罪进行严格的限缩解释,废除死刑,并实现刑罚的轻刑化。同时,还应取消非法经营罪,规范非法集资类犯罪案件的财产处置程序,制订《民间借贷法》。